由“政由方伯”浅谈东、西周的根本区别
太史公在《史记》中这样描述周朝变更的一个时期：“平王之时，周室衰微，诸侯强并弱，齐、楚、秦、晋始大，政由方伯”。这是说在平王东迁以后，周王室的能力、威望、统治力逐渐下降，诸侯国之间开始强国吞并弱国，政权也由周天子号令变向了诸侯国自己说了算。
对于不太了解这段历史的朋友们来说，烽火戏诸侯进而平王东迁至洛邑(今河南洛阳)，都只是被当做一件事情的转折点，如同西汉与东汉，如同西晋与东晋，并没有什么不同，但其实不然，任何一个朝代这样的变化都比不上周朝，只有这个朝代的本质改变最为其大。今天我们就借太史公这一句话来聊一聊西周与东周的区别。
人们了解的烽火戏诸侯导致西周的灭亡也是片面的，可这只是其中一个导火索。夏商周上古三代均为分封制，但只是周王朝让其更加成熟完善，人们今天就只记住了周朝的分封制和宗法制。在夏启继位以后各部落内部的凝聚力更强了，部落间的隔阂和冲突也就更多了，而随之就诞生了“方伯”。在史记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方伯”即为一个部族、一方诸侯的首领，部落内部的政权就由他把持。进入周以前华夏部落并没有实现名义上的一统，所以方伯(即各地方老大)占山为王，行使一方权利也就不足为奇了。
看待历史问题，要透过现象看本质。我们不能简单的说是因为褒姒红颜祸水，或者说一笑倾国才导致西周的灭亡。最根本的原因是申侯因为女儿被废之事心中记恨，就和犬戎勾结以至于后来到了谁也掌控不了的地步，再加上各自诸侯国内部有一定的军队自主权和土地管辖权，到周天子最后也使唤不动的地步。这时候充满智慧的一些诸侯国国君便送周王室的另一个孩子东迁洛邑，这才有了东周。
从烽火戏诸侯，我们可以看到先秦文化中的信义问题，周天子为了逗大家玩，失信于天下，导致真正的敌人来犯时无人前来救援(狼来了的故事估计就是以它为原型的)，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王室的信誉以及尊严，为以后诸侯国不听宗主国的号令，肆意发展军队，相互吞并埋下了不小的祸根。
想当初武王伐纣，振臂一呼，虎贲三千，前来跟随的诸侯国有数百个，在镐京(陕西西安)建立政权，关中土地肥沃，绵延千里，那是何等的威风！为了奖赏有功之臣，他将宗族子弟分封至自己的周边，非姬姓臣子分封到的地方就远一些，为的就是让自己的亲信宗族离得更近一些，异性臣民则为了周王室而戍守边疆，或继续开疆拓土。
平王东迁至洛邑以后，周天子在各诸侯国的夹缝中生存，土地面积极其狭小，军队实力有限，可以想象连自己东迁都是靠人家护送的，以后还怎么使唤人家呢？从此宗主国和诸侯国之间的关系似乎就互换了，有一种风水轮流转、虎落平阳被犬欺的意思，人们常说的春秋时期“礼坏乐崩”，“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就证明了东周的弱小。当周王室的信誉和实力、威望、号召力都不及以前之时，诸侯国一代代传下去时血缘关系也越来越疏远，相互攻伐，自然就没人听其号令了，周朝的灭亡、政由方伯自然也是一件不可避免的事情了。
在周人看来，夏商以来的东方就是方国林立，一方方伯即是一方诸侯，方伯即是一个地区的政治主宰，而天子或者国王不过是诸多方伯共同认可的共主。这种政治架构更多的类似于部落管理模式，相比周人的政令自天子出就要粗糙得多。当年夏商时代的国君们，往往有迁徙都城的事情，除了因为自然灾难，可能方伯政治也是重要原因。夏商以来的国君们，包括殷高宗、殷纣王等都频繁开展对东方方伯之国的战争，就说明共主与方伯之间并没有达成充分的共识，夏商时代依靠的更多是武力，但在精神文明上就没有进步。
周人的嫡长子继承制和分封制度，共同维系着这种政治体制的稳固。到东周即春秋战国时代，政治发展趋势显然是在倒退。西周与东周最大的区别也就显现出来了，与其说东周还属于周，倒不如说东周的建立只是让天下看起来有一个共主罢了，是对夏商方伯旧制的重演，天下俨然从平王东迁那一刻起就已经改朝换代进入乱世了，周天子只有一个名分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