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时期，山东进士担任地方长官，主要起到了什么作用？
凡为官地方者，在地方上治理上积极作为，劝民耕种、大兴教化、整治治安，造福一方。
桂栖鹏先生认为“元代进士在元代地方官队伍中是出类拔萃的，他们治理地方的政绩是突出的，他们的政治素质要远远高于元代地方官队伍的水平”，也就是说“治理地方的政治实践是元代进士政治实践的主要方面，也是评价元代进士政治活动最主要的依据。”
1、重视农业生产，关注民生疾苦
农业是民生之本，俗言“仓廪实而知荣辱”，对挣扎在温饱线的贫困农民来说，粮食是最重要的事情。元朝设置劝农司，专门督察农事，并且元廷将发展农业作为考核地方官员的重要标准。
因此，地方官员大都兼任诸奥鲁农防御，处理当地，稳定社会秩序。官员任职地方后，往往会把课农功放在第一位。梁宜任知峄州民时，以农务为先，任职期间，“谨民务，肃官规，崇教本，治绩著闻”。
张起岩治理邑下，坚持“课农功，广学校······故令行禁止吏畏民服，一县帖然。”从农、学、讼各方面，关注民生，治理地方。
具体而言，关注民生，要修养生息。王士元后迁濬州知州，当时濬州刚刚经历盗贼的洗劫，城堞已坏，城内市井萧条，荒田无人。王士元心忧百姓，未曾离去，言“吾守臣，居此，职也”，勤政爱民，使濬州渐渐恢复生机。
其次，自然灾害是影响农业生产、百姓安稳的至关因素。
古代农业社会，生产力、科技水平低下，人们对自然灾害的抵抗能力比较弱，饥荒、旱涝、蝗灾是常有之事。在济宁大饥时期，州无粮以赈，当时官任济宁的盖苗，亲自前往户部，吃糠饼，泣诉济宁人民之苦，如此，感动户部官员，遂取得赈济粮。
灾害发生前，济宁民众借官粟五百石，约定秋收后还贷于官，然逢大饥，民众无力偿还，官府亦急需粮食。在这种情况下，苗盖代民众偿还。
如此心系百姓，不愧为地方父母官。康若泰任浚州判官时，遇到大饥荒，民众严重缺粮，“公恻然，捐家赀备酒肴，礼请富家，遂捐粟二千石以给贫民。”
再者，杂税输租增加了民众的负担。
元代山东属北方课税体系，杂税、苛税比多。河间路南皮地区，因盛产柳树，南边民父需长期缴纳柳课，然因当地河堤频繁决堤，柳树成活率并不高，时任河间路总管的王思诚奏请朝廷取消柳课，减轻民众的负担。
输粮于仓对民众来说也是一场苦役，从当地运往几百里远的粮仓，既费时间，又耗人力、财力。单州税输馆陶仓，然两地相距五百余里，载驮担负，又是忙碌播种的春季，民众苦不堪言。
苗盖下令，于秋季输租于仓，秋收至十月初，即可完成输租，节省民力民时。普颜不花担任保定路达鲁花赤，知保定民众需岁输粮数十万石于新乡，民众苦于路远，民生哀怨，普颜不花体恤百姓遂上言改输京仓以便民。
之后迁吏部尚书，民众感念其功绩，请求继续留任，上遂命其以吏部尚书兼任保定达鲁花赤，仍处理本路事务。关注民众，利民工程的修建与维护也是必不可少的。
王思诚在任河间路总管期间，招集民众建河堤，修行道，治理磁河水水患、淤泥之塞。梁宜在任职邳州期间，积极为民解忧，设置惠民药局，便民利民。
为政地方，始终将民众的利益放在心间，与民休息，赈灾救荒，治理水患，安民心，使所治地区成饶沃之地，百姓安居乐业，这才是真正的为政为民。
2、打击地方恶势力，维护治安
元代社会矛盾、阶级矛盾比较复杂，吏治腐败，豪强地主把持权力、地方盗贼活动猖獗，这些矛盾交织在一起，不仅侵害民众的利益，还影响地方的安宁。
郭嘉担任彰德路总管时，兼任诸奥鲁农的防御。在处理当地事务过程中，因盗贼猖獗，军队多次出军，导致军饷不足，而民众转输交赋，困难重重，官吏又依仗权势从中谋利，导致民不聊生。
郭嘉通过“设法计其户口，第其甲乙”普查人口，“招集民数千，教以坐作进退，万、千、百夫各统以长，号令齐一，赏罚分明”，增强当地民众的抵御能力，从而使该地兵强民壮，社会安稳。
王思诚在檀州任职时，多次建言献策，打击地方恶势力，治理地方。通过重设采金铁冶提司，管理冶金混乱的局面；设司狱，公正断案，秉公执法；签补坝夫，关注民生，使劳佚相资。
通过立法严禁官兵逃遁，设置海上警逻，提高军队战斗力，稳定治安，并采取激励捕贼者的措施，使民众参与到打击盗贼的活动中，积极维护了当地社会的稳定。
后来，王思诚出任河南山西道肃政廉访司事，行部武乡县时，监县骑高马相应，王思诚观监县即知其有罪，后在途中果然有人诉冤屈，王思诚查案后，处置了监县，打击了恶吏势力。
李稷任淇州判官时，在饥荒发生情况下，赈济于民，并立即命下属官员加强本地治安，有趁乱闹事者，立即被捉拿归案。延祐年间，盖苗任济宁路单州判官，吏治混乱，州狱内多囚犯，知州却以使者未报不及时处决。
盖苗直言使者应按时履行职责，下令责备知州、使者，使者听闻后，立即来州处理。至正初，盖苗任职毫州，惩治地方豪强，归还民田，造福百姓。
后盖苗担任山东廉访副使，因山东益都、淄、莱地旧称产金，朝廷建一府六所管理相关事宜，然猾吏为奸，百姓年年买金输官，已有六十年之久，治所祸害百姓，盖苗上言撤除府所，打击当地恶霸与奸吏。
元代山东进士具有很高的政治觉悟，对不称职的下属官员秉公处置，不与地方官员同流合污。张起岩官历地方时，曾在燕南担任廉访使。
在位期间，一方面，打击豪强，便民利民。一方面，治理水患，修堤祭神，消除水患。同时，强调为官者，要严法厉行，才能更好打击地方恶势力。
在《创建鼓楼记》中，张起岩提到“示历禁者莫敢，更鼓必于亢爽之地，则声闻波及，所以昭法制于冥昧，息奸宄于幕夜”，厉法化虚为实，震慑力显，“盗贼才知所敛”。
元代进士出身的山东官员远不同于当地的官吏，他们不惧地方官员的权势，整治猾吏、恶霸毫不手软，为地方吏治腐败和地方治安做出了贡献。
3、兴学祭祀，教化于民
自元初起，元廷就重视对孔子的尊崇。随着元科举的恢复，儒家学说更是备受推崇，地方教育呈现繁荣的局面。
在此背景下，出任地方的进士官员，始终将修建学院作为治理地方的重要举措。凡为官一方者，大都修建学校、学庙，祭祀孔子，也大都有碑文的记载。
王世元在《重修平原宣圣庙碑》记载了修建平原宣圣庙一事。
自金以来，宣圣庙荒废已久，至元统中期，曹南名臣张仲鉴任平原县尹，遂兴祭祀，修宣圣庙，使民富可教。
时任元民旬副使的王士元，居所离平原不远，听闻张县尹功绩，感慨万分，他认为地方官应宽和有度，兴学施政，令人畏而不惧，并深谙“存心道，先仁而父子睦而吏民和而长”的道理，表明臣子应“一身以先之诚以将之忠以行之治之”。
在此理念下，王士元亦兴学、祭祀，教化民众。
至顺二年，王士元任棣州判官，圣上尊崇孔孟之学，诏孔子加大成至圣文宣王，王士元称赞此事，并为之立碑。碑记“天开文运，我元朝勃兴治用尧舜之道，同符周孔教人者一本乎”，尊孔兴学，从而使“父子之道，考亭之功，我皇元之治教，皆以大成目之”。
另一位重视孔子祭祀的是邹惟新。他“自京师见莒学录诏文而刻之石”，撰写了《大成至圣文宣王加号记》，记“成宗嗣服首加大成之号，盖取孟子集大成之义而追崇之也”，“皇上继志述事，谕天下以宋儒从祀且复肇开科目，以德行经术为先”，“期于海隅同归文明之治”。
自朝廷到地方，孔子都受到推崇。囊加歹任职济阴县时，曾撰《善士郭英助文庙礼器记》，记载铸造礼器之事，认为礼器作为祭祀的物品，应区别以待，重而视之。郭孝基任职兖州时，曾奉敕致祭孔子庙文，言“阙里为毓圣之地，故特祭遣一介之臣香承手锡酒分上，尊惟中书钦”。
在任期间，称赞刘公兴学修庙、前监州燕帖木治理地方的作为，同样重视治教兴化，造福一方。当地留有碑记：
“圣朝受命用诸色目，掌握诸司，其听断曲直分别是非，虽吏人文士不及也。以此，知普颜公之贤。”
之后，任台州路总官，设县学，建孔子庙，请儒士为师，教化于民。作为蒙古进士，普颜不花兴学、断案，治理一方。
景州广川镇，原汉董仲舒之里，河间尊福乡，博士毛苌旧居，人才济济之地，王思诚任职期间，广建书院，教化民众。
王思诚曾言“呜呼，学校者人才所自出教化所由兴也，国家严守令之科责成，以六事而兴学为首”，认为全社会“诵孔子之书，行孔子之道”，国家以此安宁。
至正七年，韩镛以贤授饶州路总管，为政期间，兴办学校，鼓励人民积极求学，规定州内学校每月一次考察功课，并亲自与师生探讨经义，因此，该郡科举进第者，多于他郡。
至正初，盖苗任职毫州，积极修学宫，完州治，教化于民。司廣曾任国子监司业，他认为为政者，应大兴庙学，使地方“人才辈出”，以此不负为政之心。
至正十二年，夾谷企徽任儒学提举，听闻杜侯云翰重修学宫、兴教育之事，他有感而发，认为“圣教化正人心”，“郡县之学以育俊秀盖明达德成材实于天”，兴学以求真才实学之士。
地方官大兴教化，不仅仅是兴修学校、祭祀孔子，更有一些造福乡里的小事。
司庠自幼颇具才气，入仕后官拜西台御史，四方乡里前来求学，求学者有贵贱之别，所付学费有陶器、金属铸器，司庠一律平等对待，尽管求学者质不一，也一一传授，使他们有所收获，“乡评称之”。
康若泰入仕后，授大名路滑州判官，善政为民，素有贤明。其科举入仕之前，就重视学校的修建，“皇庆二年，偕里人唐某捐资建义学，来者云集。”
元时费县修建一学校，题“进士李彦博为之记名山东书院”，至清代费县邑人重新移建学校于蒙山之麓，仍称山东书院。
学校的修建对地方的文化、教育建设至关重要，而学田是学校得以传续的物质基础。
福山县文庙学田乡土豪吏杨德和占据，当地学校渐渐落败，后福山县各官员自发捐己俸，不费民资，使文学庙焕然一新。张起岩称赞此事，为之撰记，并言“凡为政者，预美教化易风俗务在兴崇学校”。
张起岩是元代首科状元，留有的碑刻记载有很多，其中大都记载了地方官兴修学校事情，可以看出，张起岩重视地方的治理教化。《般阳府路重修庙学记》下题名“元翰林学士张起岩”，记载朝廷号召“以兴学校作人材为务”，在济南路各长官主持下，新修庙学，造福百姓之事。
《伦镇庙学记》下题名“元翰林学士张起岩”，记载伦镇因原有学校被水淹没，县尹等官员在镇北高地，另修学宫，官民一心，终修成，张起岩赞叹该地教化有道，风俗尚好。
《修学记》下题“状元国子监博士，张起岩”，记载延祐乙卯，夏主簿祈君祖谦，在福山县修庙学，兴教化。他认为“崇学校，开设科举，以搜天下之士”，“道德文学之士接踵而出”。
《宁海州儒学记》下题“状元大中大夫奏议中书省事，张起岩，济南人”，记载至顺三年，宁海州县尹李公正卿协谋各官员，捐俸修理宣圣庙一事。张起岩认为“循良政绩自有观民风者所採”，“文教大兴”，从而“厚民俗”。
《重修大成殿记》后附记“荣禄大夫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兼修国史张起岩”，他认为“我皇元文明治世，学校大兴诏令，有司严加勉励，塑望日官属躬诣朝廷”。张起岩重视修建学校，以学教化民众，改变当地的风俗习惯，从而使国家安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