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拥八十万禁军，一战不如一战，宋朝为何被小小西夏吊打？
公元1038年，党项首领李元昊称帝，建国号大夏，西夏与宋朝关系彻底破裂，很快陷入战争。从1040年到1042年的三年时间内，双方爆发多次大战，从三川口之战到好水川之战，再到定川寨之战，宋军竟三战三败，伤亡惨重，不得已与西夏达成和议。坐拥八十万禁军的宋朝，为何三战皆墨，“一战不及一战”，被小小西夏吊打？深入分析其中原因后就会发现，宋朝的被动挨打一点都不冤。
宋朝与辽、西夏对峙图
宋夏战争略述：三战皆墨，一战不如一战
1、三川口之战：夏军围城打援，宋军伤亡万余
公元1040年正月，西夏扬言进攻延州（今陕西延安），知州范雍上书朝廷请求增援，李元昊又使用诈降之计，诱使范雍放松警惕，发动突然袭击，攻破延州外围据点，进而包围延州，然后围城打援，在延州附近的三川口设下埋伏，一举击溃宋军一万余众，两名统帅刘平、石元孙一死一俘，幸亏天降大雪，西夏军队补给不足，被迫撤军解围，延州才得以幸存。
三川口之战示意图
2、好水川之战：夏军诱敌深入，宋军全军覆没
三川口之战后，宋仁宗撤了范雍的职，启用名臣韩琦、范仲淹协助夏竦守边。范仲淹和韩琦在对夏策略上分歧严重，范仲淹主张以防御为主，韩琦却主张进攻，宋仁宗求胜心切，选择了支持韩琦。
公元1041年二月，韩琦听闻西夏将进攻渭州，便派兵抄截夏军后路，没想到狡猾的李元昊早就设下埋伏，他设计诱敌深入，宋军则轻敌冒进，在好水川进入西夏的埋伏圈。夏军突然杀出，打得宋军丢盔弃甲，主帅任福壮烈战死，阵亡六千余人，夏军乘胜大掠而去。
好水川之战后，本是汉人的西夏宰相张元赋诗一首，把对手彻底嘲笑了一番：“夏竦何其耸，韩琦未有奇，满川龙虎走，犹自谈兵机”，宋朝君臣听说以后，竟无言以对。
好水川之战示意图
3、定川寨之战：夏军以逸待劳，宋军伤亡惨重
好水川之战后，宋朝调整策略，采取了范仲淹的积极防御政策，但这一调整尚未见效，宋朝又迎来一场惨败。公元1041年闰九月，西夏兵分两路，进攻宋朝镇戎军（今宁夏固原），渭州知州王沿派大将葛怀敏率兵迎战。这次双方正面接战，葛怀敏轻敌冒进，在定川寨被夏军包围。夏军毁掉木桥，截断宋军退路，又断绝了宋军饮用水源，迫使宋军不战自乱，不得已选择突围，混战之中，葛怀敏等十多名将官战死，阵亡九千余人，几乎全军覆没。夏军大举入寇，大肆掠夺一番后方才退兵而去。
短短三年时间内，三川口之战、好水川之战、定川寨之战，宋夏三次交战，宋军三战三败，伤亡惨重，震惊朝野，“恐夏症”一时在宋廷蔓延开来，宰相吕夷简惊呼：“一战不及一战，可骇也！”
定川寨之战示意图
宋朝惨败原因：天时、地利、人和，全面处于下风
宋朝一向以“冗兵”著称，而“冗兵”在宋仁宗时期达到顶峰。宋夏战争前夕，宋朝军队总人数高达一百多万，其中禁军就有八十多万，同时期西夏总人口才不过三百万。建国八十余年，坐拥八十万禁军的宋朝，为何被一个小小西夏吊打？其实，宋夏战争还没开打，胜负就已经注定了。
原因1：宋朝承平日久，高层懈怠，军备松弛，西夏图谋已久，突然发难。
宋朝经过赵匡胤、赵光义哥俩的开拓，到宋真宗时已经进入守成时代。澶渊之盟后，宋辽实现长期和平，宋真宗大搞封建迷信活动，又是降“天书”，又是封禅泰山，又是祭祀后土，“一国君臣如病狂”，宋面对咄咄逼人的李继迁，宋真宗没有采取得力的进讨措施，反而妥协退让，将夏、银、绥、宥、静等五州之地白白送给李继迁，为西夏崛起奠定了基础。
李继迁死后，儿子李德明继位，他依照李继迁的遗嘱，同时向辽、宋称臣，以和平麻痹宋朝，不断向西扩张势力；宋朝承平日久，君臣懈怠，庸碌无为，既缺乏危机意识，坐视西夏壮大，又缺乏改革精神，因循守旧，面对“冗兵”现象，不敢大刀阔斧改革，军队人数虽多，却军备松弛，缺乏训练，战斗力低下。反观西夏，经过李继迁的奋力打拼，李德明的韬光养晦，李元昊的锐意进取，综合国力和军事实力不断壮大，已经具备了与宋朝掰手腕的实力。蓄谋已久的西夏一旦猝然发难，宋朝自然猝不及防。
西夏的扩张和疆域
原因2：宋朝统治集团思想不统一，是和是战，是攻是守，缺乏明确方案。
西夏的发难并非毫无征兆，李元昊继位后采取了一系列“革新”措施：废宋朝赐的姓氏、名号，对内不用宋朝年号，下“秃发令”，禁止国民留长发；大举动员，在宋辽边境部署重兵，释放出出称帝独立、对外作战的强烈信号。即便从1038年李元昊建国称帝开始算起，到1040年宋夏战争爆发，中间也有一年多的时间。这段时间内，李元昊遣使上表，要求宋朝承认其皇帝称号，野心昭然若揭。
如果宋朝在李元昊继位之后的数年时间里，保持足够警惕，做出相应准备，制定一个统一明确的对夏策略，应该不至于像后来败得那么惨。但宋朝统治集团分成两派，在如何对待西夏是和时战的问题上争执不下，有的主张安抚，有的主张备战。宋夏战争爆发前夕，宋朝以夏竦、范雍经略西北边事，夏竦提出“缮兵壁垒，修利器械，约束将佐，控扼险阻”的长期防御方针，但宰相张士逊等人却妄想速决战，一举剿灭西夏。宋仁宗是出了名的老好人，他优柔寡断，面对大臣的争执首鼠两端，不知如何是好，拿不出明确意见，也统一不了思想，坐失抓住战役主动的良机。
战争爆发后，宋朝高层仍然争议不断，范仲淹等人主张积极防御，韩琦等人主张主动进攻，朝廷高层认为“边臣之情，务夸勇敢，耻言畏怯，区区过慎，坐老吾师”，宋仁宗则是墙头草，随风倒，先是支持韩琦的进攻主张，遭遇好水川惨败后又转而支持范仲淹的积极防御。当宋朝君臣在和战攻守的问题上你一言我一语，争执不下，拿不出一个明确方案时，西夏却认准“打”这一条路走下去，李元昊也不搞什么民主，他说一不二，一个人的意见就是西夏的唯一战略。如此对比之下，宋朝不败都难。
夏景宗李元昊雕像
原因3：宋朝军事体制存在缺陷，将从中御，兵权分散，将帅不协。
宋朝的军事体制由宋太祖、宋太宗奠定基础，特别是宋太宗赵光义实行“将从中御”的驭将之术，喜欢分散统兵将帅的兵权，在一个军事战略区内设置多路将帅，又不设总指挥，让他们互不隶属，互不统辖，从而制约将帅，防止其拥兵造反。宋真宗、宋仁宗将“将从中御”奉为“祖宗家法”，坚定不移地执行。
宋夏战争期间，宋朝先将西北军事区划分为两路，即泾原秦凤路和鄜延环庆路，由夏竦、范雍分领，两人官职相当，互不统辖，不能相互支援，好水川之战前夕，范雍请求增援时，不能直接调动夏竦麾下兵马，必须上书朝廷，才能请求增援，导致好水川之败；后来，宋廷汲取兵权分散的教训，以夏竦总管陕西，韩琦、范仲淹分管两路，作为夏竦的副手，但韩琦、范仲淹意见不一致，作为其共同上级的夏竦先是支持范仲淹，后来又迎合宋仁宗的意见，支持韩琦主动进攻，又导致三川口之败；再后来，宋廷撤了夏竦的职，不设方面总管，将两路各自一分为二，分为泾原路、秦凤路、鄜延路、 环庆路四路，韩琦、范仲淹、王沿、庞籍分领四路，互不统辖，进一步分散指挥权，又招致定川寨之败。
综观宋仁宗在位期间的宋夏战争，绝大多数时间内，宋朝沿边各路将帅都是互不隶属，不相统辖，缺乏能总管各方、统一指挥的方面大帅，甚至出现将帅不协。反观西夏的李元昊，不管你有几路将帅，我只管一路来攻，大军也只有我一个统帅，对比之下，谁的效率更高，高下立判。
宋夏战争时期的陕西四路形势图
原因4：宋朝缺乏精锐骑兵，机动性差，分散防御，战略上处于劣势。
西夏是党项建立的国家。党项是古羌族的一支，很早便生活在青海、甘肃的黄河流域一带，过着原始游牧生活。游牧民族天生擅长骑射，党项曾在唐朝时帮助出兵帮助平定黄巢起义，战斗力十分强悍。西夏人口只有三百余万，实行全民皆兵制，族人闲时为民，战时当兵，遇有征战，自备马匹装备，粮草衣食，没有粮草辎重部队拖后腿，粮草不足时则在战区掠夺物资作为补给，因此他们的部队机动灵活，兵强马壮，其精锐重装骑兵号称“铁鹞子”，既擅长长途奔袭，又在大西北的复杂地形中闪转腾挪，来得快，去得也快，经常利用地利优势掩护行动，神不知鬼不觉，宋军难觅其踪。
反观宋朝，由于丧失了对幽云十六州和大西北的控制权，严重缺乏马匹，骑兵数量不足，在宋夏战场上只能以步兵集团防御，机动性很差，靠两条腿在丘陵地带步行，对突来突去的西夏骑兵望尘莫及，造不成任何杀伤。更重要的是，尽管宋朝在宋夏边境部署了30万禁军，但由于边境线漫长，宋军不得不分散兵力，驻守在近千公里的战线上，又不舍得放弃城池据点。只要对方集中进攻一点，宋军便被牵着鼻子走，顾此失彼，疲于奔命，在相互救援中兵困马乏，被敌人抓住机会予以歼灭。处在防御位置的宋朝原本就处于战略劣势，加上缺乏骑兵，更是容易陷入被动挨打的局面。
西夏的精锐骑兵
原因5：宋朝缺乏优秀将帅，文官少略，武将寡谋，战术僵化。
宋朝崇文抑武，不以武人为一路主帅，无论夏竦、陈执中、范雍，还是韩琦、范仲淹、庞籍，都是科举出身的文官。他们之中，只有夏竦、范仲淹富有军事谋略，其他人则寡于计谋，缺乏军事经验，不懂战术，大多时候只是纸上谈兵，胡乱指挥。宋朝的武将则一味勇武，同样缺少谋略，如刘平、任福、葛怀敏等都是粗勇之人，一逢战事，便恃勇而骄，轻敌冒进，屡屡中计，每每惨败。
与宋朝将帅不擅军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李元昊是一个难得的军事奇才，他虽然没读过孙子兵法，却深通用兵之道，擅长运用地利之便，发挥骑兵机动灵活的优势，跟宋军大打游击战、运动战，在运动中调动敌人，寻找战机，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军有生力量。三川口、好水川、定川寨三大战役中，李元昊运用了“声东击西、围城打援、诱敌深入、设伏聚歼”等战术战法，有的还是重复使用，几乎一个套路，却屡试不爽，而宋军不知吸取战败教训，屡屡上当受骗，中了西夏军队诱敌深入之计，战术僵化，不知变通，充分显示出宋夏双方将帅在谋略和战术上的巨大差距。
北宋名臣范仲淹画像
结语
真正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因素，不在战争之中，而在战争之外。无论战略战术，还是体制制度，以及军队战斗力，宋朝对西夏都全面落于下风，因此宋夏战争还没开打，胜负就决定了，宋朝屡战屡败早在预料之中。当然，西夏也有致命缺陷，就是综合国力不如宋朝，后勤保障能力差，打得起耗不起，所以在三大战役后，宋夏双方终于达成和议，宋朝再次花钱买了和平。后来，范仲淹等人针对西夏的用兵特点，总结教训，调整策略，提出了自己的御敌之策：“大为城寨，以据其地。俟城寨坚完，当留土兵以守之。”“如下一处，城寨平定。则更图一处，为据守之策。比之朝去暮还，此为稍便。”
范仲淹这一策略的精髓是“步步为营，稳扎稳打，以守为攻，逐步蚕食”。事实证明，这一调整是积极正确的，也被后来的皇帝沿用。宋神宗、宋哲宗和宋徽宗时期，宋朝进一步优化积极防御策略，通过实施“浅攻”不断挤压西夏生存空间，彻底扭转了宋夏战争的不利局面，一举取得战略优势。
参考资料：《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西夏书》、《中国历代战争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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