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290年、明朝276年、清朝267年，为何古代王朝难破300年国运？
因此，如果是按照广义上的封建时期来算，超过300年的王朝不是没有，夏商周这些政权都有着500年的历程。再例如宋朝，虽然中间因为战乱分为了北宋（960~1127）与南宋（1127~1279），但两朝加起来也有将近320年历史。
不过放诸整个中国的历史长河中，超过300年的政权的确罕见，这里，笔者就与大家说道说道，大多数王朝帝国难破300年的缘由。
在明清小说《三国演义》的序言中有着这样一句话：“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说的是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历史上的各朝各代总是如此替代更迭着演变的。
西汉著名文学家、史学家司马迁也曾在他的《史记·天官书》对此总结过：
“夫天运，三十岁一小变，百年中变，五百载大变；三大变一纪，三纪而大备此其大数也。为国者必贵三五。上下各千岁，然后天人之际续备。”
这句话看似很啰嗦，讲了一大堆天体运行的规律，实际上也就是假借这种规律来比喻政权的革新，告诫统治者一定要注意三、五这两个数字，经过上下各一千年，天人之间的关系才逐渐接续完备起来。
司马迁的言论是有其合理性的，特别是限于当时的历史认知条件下，又受到汉初儒学思潮中“天人感应”理论的影响，所以对于政权变革周期性的认识才会带有一些经验主义和神学色彩。
而在社会科学不断发展完善的今天，古代历史学家们从大量史料和事件中总结出来的变革“规律”，已经能够以科学的方式来解释了。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千古不变的至理，一切关于政治形态的变化都与当时的社会经济面貌脱不了干系。以自给自足、男耕女织的小农生产模式为主导的自然经济体制，是贯穿整个封建社会核心经济架构，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服务于封建统治阶级的地主土地私有制和长期的重农抑商政策，则是封建社会生产方式下最为不稳定的两大因素。
为什么说不稳定？这涉及到土地制度问题：封建时期社会经济的主要来源是第一产业，即农业和初等手工业，而农业的发展离不开对土地的硬性要求——土地面积、肥沃程度、连续性等都将对农业的产能造成极大的影响，如太平天国起义时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中就曾将土地按产量多寡质量评级，分作九等。
而地主土地私有制则导致了地主阶级对于兼并和剥削小农阶级的热枕，大量自耕农出于地主压迫和对自然灾害的抵抗力孱弱，最终失去土地等生产资料沦为封建农奴，激化了社会矛盾。
重农抑商本来是统治阶级为了巩固政权和社会稳定制定的，因为商人是社会活动中最为活跃的群体，是封建时期最不安定的变数，但是过度的抑制商业实际上也会导致不良后果——商人占据了大量的社会财富，甚至可能高于部分地主，所以一些地位低下但不甘于自身处境的商人则会用自己的经济资本去交换政治权力，从而扰乱封建政治体系的运行秩序。
正因为经济上的不稳定因素固有地存在，但是相应的经济改革往往却不能够跟上体制衰败的进度，因为步子太大会损害封建统治阶级既得利益集团的权益。
在政治方面，自秦朝以来到满清，中国古代长期盛行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这种制度好在国家权力集中，对于叛乱和涉外事件的防御能力强，但坏也坏在过度的政权集中和“家天下”体系极易造成统治阶级的日益膨胀腐化，这也正是励精图治的明君多出现在开国时期、而昏庸懦弱的皇帝多集中于一个朝代的末期的缘由。
所以，究其根本，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生产力的提高，亦或者是生产方式的突破性飞跃，都会对固有的政治经济面貌形成巨大的冲击。
这种影响是循序渐进的，是伴随土地兼并的不断泛滥和最高统治者的逐渐耽溺安乐而演化的，并且，由于封建时代制度的相似性和历史前进的偶合性，这一演化过程大约就都集中在三百年以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