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时的倭寇屡屡犯境，主要原因在于朱元璋吗？
其实倭寇最早诞生于元朝时期，当时的主要原因来源于报复元朝与属国高丽联军对于日本本土的征伐。忽必烈时期元朝发动了对日本的进攻，战争双方都得损失惨重。高丽军队对日本对马、壹岐、松浦、五岛等岛屿进行了杀伐，这些地区残存的武士对高丽沿海以及元末的东南沿海进行袭击。此时倭寇的主要特征是以日本人为主，以复仇为主兼具掠夺财富。
按照《元史志·卷五十二》的记载：武宗至大二年七月，枢密院臣言：“去年日本商船焚掠庆元，官军不能敌。江浙省言，请以庆元、台州沿海万户府新附军往陆路镇守，以蕲县、宿州两万户府陆路汉军移就沿海屯镇。
但是明朝中后期倭寇的主要特征已经发生了较大变化，倭寇中真正的日本人的比例并不高；目的以掠夺财富为主。所以在明朝中前期沿海各省都设置了备倭军，在于谦京城保卫战时就曾经抽调山东备倭军御敌。到明朝中后期随着倭寇犯境频率增大，明朝诞生了专门的戚继光、俞大猷等对抗倭寇的大将。究其原因，倭寇盛行与明太祖朱元璋的以下政策存在较大关系。
在日本桀骜不驯的时候列其为不征之国
明朝统一初期万国来朝，大明顺利的接管了元朝的藩属纳入自己的宗藩体系。但是日本桀骜不驯，对待大明王朝远没有隋唐、宋朝时期的恭顺和推崇。日本抵御中原王朝的推崇似乎随着宋末那场崖山海战结束了。““元之盛时，外夷外贡者，至千余国，可谓穷极天地，罔不宾服，唯有日本，倔强不臣。”明朝初年日本仍是“不服王化，冥顽如初”，日本天皇对明朝使者出言戏耍并予以杀害。
虽然明朝由于统一消耗了大量的社会财富，而且元朝忽必烈远征日本的前车之鉴确实对征战日本有很大的困难。但是弄一个不征之国来自欺欺人就不合适了。况且由于长期的战争锤炼出就一批虎狼之师，源于江南的大明的水军也很发达所以对打日本未尝没有一战之力。徐达北伐需要的很多物资，不少都是通过海运完成的。所以当时明朝的水军并不像后世那么弱，否则也不会孵化出郑和那样庞大的海外舰队。
况且日本只臣服强者，白江口之战唐朝击败倭寇和百济联军，让倭寇数百年不敢西望中原。所以才有倭国对唐朝的推崇和臣服，唐朝的文化、习俗在日本广为流行。和平从来不是靠躲避或者自欺欺人的不征之国，没有任何惩罚才让倭寇逐渐袭扰东南沿海。
断绝朝贡贸易
明朝实行的事禁海政策，所以大明与国外贸易基本上由宗藩体系中的朝贡贸易方式进行。而丝绸之路在明朝时期严重衰败，所以各国与大明王朝的贸易更加依赖于海路。所以变相的贸易方式朝贡贸易就成为各国与大明的主要贸易形势。但是由于胡惟庸案后暴露出“通倭叛国”，况且日本不想称藩所以朱元璋中断了日本的朝贡贸易形势。
《明史卷三百二十二·列传第二百十·外国三》记载：胡惟庸谋逆，欲藉日本为助。乃厚结宁波卫指挥林贤，佯奏贤罪，谪居日本，令交通其君臣......贤还，其王遣僧如瑶率兵卒四百余人，诈称入贡，且献巨烛，藏火药、刀剑其中......乃族贤，而怒日本特甚，决意绝之，专以防海为务。
失去贸易权力的日本，从大明获取必要的物品和财富的渴求客观上推动了倭寇寻衅的出现。贸易收益远大于农业生产，这在两宋时期就已经得到了证明。但是朱元璋还是认为农业是明朝的根本杜绝了民间海外贸易，这就是著名的朱元璋禁海政策。
朱元璋的禁海政策
由于元末几个割据政权争夺天下时，盘踞江浙的张士诚、方国珍等政权获得过国外商团的支持。再加上部分张士诚、方国珍的余部撤到海外，隐隐有与倭寇合流的趋势。一方面为了消除隐患，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胡惟庸案牵扯出的“通倭叛国”的大案；第三为了防备沿海奸民与倭寇勾结，所以朱元璋干脆实行禁止老百姓私自出海禁海政策。
从两宋开始海外贸易就已经非常发达，海外贸易的赋税更是支撑了元朝的经济的繁荣。所以明朝的禁海政策相当于自缚手脚，完全依赖农业税收客观上使明朝赋税始终处于捉襟见肘的地步。所以禁海政策其实与禁止日本朝贡贸易如同两个互为补充的规定，从官方和民间两个层面关闭了对日贸易的大门。
而明朝的丝绸、瓷器、茶叶等商品在日本有巨大的需求，这个可以从日后日本为争夺向明朝的朝贡权大打出手就可以看得出来。正常贸易通道被关闭自然会催生倭寇的走势贸易。当走私无法获取足够的利润时，倭寇就开始操起老本行，开始劫掠东南沿海。所以从这方面说朱元璋的禁海政策确实对于防止倭寇来说有点饮鸩止渴的意思。虽然大明在建国初期暂时压制了倭寇的袭扰，但是也导致中后期倭寇的屡屡犯境。
小结：
无论处于什么目的，朱元璋实行的禁海政策和阻断日本朝贡贸易确实造成了对日本的打击。正常的贸易需求无法得到满足，加上日本战国时代造成了生存困境都催生了明朝中后期的倭寇屡屡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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