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的一块石碑，揭开“关羽崇拜”的演化过程，但却对三国很不屑
《三国志》是中国“二十五史”中的一部，记载的是东汉末年到西晋统一中国的历史，算是一部正史。当时，有许多文人都在编写三国的历史，却只有陈寿编写的《三国志》，得到了很高的评价，连夏侯湛都自愧不如。
那么，在《三国志》的背后，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关于《三国志》背后的故事，要从一块旧石碑说起。
旧题“沁县城关关庙碑”(额题“威胜军新建蜀荡寇将‘军汉寿亭’关侯庙记”)，这块碑立于北宋时期，在我国关于庙碑记实物中现存最早的一块。石碑正面部分有两千多字，背面则有三千多字。因为，文字篇幅过大，不能一一收录。
雍正十三年，编撰的《山西通志》中，就对石碑做了详细的介绍：
沁州汉寿亭侯庙：宋仁宗时侬智高陷邕州，铜川神虎第七军以矫捷应募。行次荔浦，祷于祠下。广源以南地，多深林，蛮伐木塞路。忽大风卷卧木，军得并进。及战，有神兵旗帜戈甲，弥亘山野。敌顾望恇怯，军遂大克。归建庙。李汉杰撰记。
虽然，没有浏览全篇，但是，这篇碑文中，却把北宋仁宗朝征侬智高与神宗朝讨伐交趾这两件事情混为了一谈，这就是一个错误，该篇碑文被收录于《山西戏曲碑刻辑考》。据说，这块石碑是现存的三通舞楼的北宋碑刻之一，所以，非常的稀有。
碑高120厘米，长76厘米，石碑的上方刻着“威胜军关帝侯新庙记”九个大字，这块石碑现存于沁县的博物馆之中。
据介绍，这块石碑的碑文作者是李汉杰，当时的乡贡进士。而用朱砂将文字写在石碑上的，则是王汝翼，也是一个进士，这些作者的身份信息，都被收录在了乾隆时期所著的《沁州志·选举》之中，其余那些参与者，则没有相关的身份信息。
文中讲到的主要人物是任真，在《沁州志·职官》中，只说他：在元丰年间担任威胜军的指挥使。
碑文中还介绍了一些内容，但是，因为错误比较多，所以，并不能代表当时的实情。对于“关羽崇拜”信仰的发展，有着浓厚的宗教原因和社会基础，且这种行为的形成，要早于三国小说的演化进程，因此，可以将“关羽崇拜”看作独立又相互联系的线索。
这块石碑就是最好的证据，它是当前发现的，最早的关于民间祭祀和崇拜关羽的纪实，对重新了解和梳理宋代祭祀关羽风气的形成、起因、信众群体等情况，都有着比较客观的历史参考价值。所以，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和解释，才能发现其中的历史真相。
碑文先记述了北宋对关羽及三国的历史评价，后对当时立关羽庙的原因，以及立碑人的身份进行了考证，最后一部分内容，则涉及了苏轼“三分说”的故事。通过《“三分说”与关羽崇拜：以苏轼为例》一文，我们可以看出：北宋的文人墨客，对于三国史有着极为轻视的态度。
景德二年，宋真宗的“馆阁诸臣”就曾说：“《三国志》是那些奸佞之人角逐之事，并没有什么值得流传的。”
范仲淹也在词中笑称：“曹操、刘备和孙权三人机关算尽，但是，却仅仅博得三分天地，还不如喝酒看戏。”
王安石也咏道：“可怜身世两徒劳。”可见，他也觉得三国历史只是一场徒劳的战斗史。
除此之外，在欧阳修的《正统论》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都直接表明“帝魏”的思想。他们认为：曹操才是三国的“正统”。而苏辙也在《三国论》中提到“盖刘备之才，近似于高祖，而不知所以用之之术。”但是，到了宋神宗时期，这种观点就开始有了一些转变。
在《宋史·王安石传》中就提到：
一日，讲席结束后，宋神宗留下了王安石，并对他说道：“唐太宗有魏征，刘备得到诸葛亮，他们才能可以成就大业，但是，这两个人才都是可遇不可求的。”
到了熙宁三年，王安石想要辞掉相位，宋神宗努力挽留，他当时就引用了刘备将身后事托付于诸葛亮的例子。他说道：“你的存在就如同诸葛亮一般，我和你就是当初的他们。”
由此可见，宋朝对三国的态度已经出现了转变。
这篇碑文的观点，也从苏辙提出的“孙不如曹，而刘不如孙”的观点开始说起：
李汉杰以“逢秋之苍鹰比喻刘备，以踞山的猛虎来形容孙权，又以跨海的孤鲸比喻曹操。”尤其推崇刘蜀“得士冠于一时。孔明运筹，关、张御侮，魏与吴不敢出师西顾剑门，忌三人耳。”然后，又将关羽和张飞做比较，“世言魏之张辽，吴之周瑜，可与并驱争先，”但是，“张辽胆薄，岂孙权之比；周瑜智小，非曹公之敌”。
总而言之，碑文的作者虽然没有像后世理学一样，贬低曹操和孙权为“汉贼”，但是，它推崇三国中的刘备，关羽及张飞的意图，却比较明显。考虑到碑文撰写的时间，与苏轼转述王彭的“途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频蹙眉，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相近，但是，为何会如此“尊刘”，实在耐人寻味。
除此之外，立碑的时间也是“孟夏望日”，即：五月十五。鉴于这篇碑文是最早有关“五月祭祀关羽”的记载，所以，也希望广大读者能够仔细留意。
参考资料：
【《资治通鉴》、《三国志》、《正统论》、《宋史·王安石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