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手工业的发展条件和原始工业化进程
从产业结构来看，原始工业化进程是指传统社会中工业，如矿冶、纺织、陶瓷、造纸、印刷、建筑、造船、食品加工以及各种金属工具和器皿生产等非农产业，比重上升并逐步接近、甚至赶上农业比重这样一种历史进程。在以自给自足为基本特征的自然经济社会中，这种上升的速度是非常缓慢的。但到中世后期，各种非农产业的发展速度明显加快。
此时由于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使得粮食剩余率已经提高到可以养活相当比例非农人口的水平，从而使这些人口脱离农业转向从事非农产业成为可能。也正是在中世后期，各种以人身依附关系为特征的超经济强制持续弱化，只有在此时，包括手工业在内的各种工商业文明因子才会明显成长，从古代农业社会向近代商业社会转变的历史进程才会加速。
从我国历史实际来看，我国古代社会的商品经济有过两个蔚为壮观的高涨时期，这就是战国秦汉古典经济氛围的形成和中唐以降商品货币关系的再度发达。从西汉中叶司马迁“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话头中，我们不难想象商品经济在其首次高涨时期的繁盛景象。
但是自秦汉以至隋唐，各种形式的人身依附关系仍是一种普遍性存在，在不少场合甚至还十分强烈；各种手工业部门主要还是依附于官府而存在，民间手工业虽在逐步生长却依然弱小（比重上不占主导地位）。在这样的历史时段中，当然不会有原始工业化进程的启动。“西马”流派中的门德尔斯和克里特等美、德学者在研究原始工业化进程时着力考察的，也正是西方工业革命之前即15至17世纪欧洲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变化。
我国古代社会的商品经济在经历了三国两晋时期的低落阶段后，到南朝后期渐渐复苏，至中唐以降逐步恢复勃勃生机。运输工具的进步和交通条件的改善，商品经济迎来了自身的第二个高涨时期，原始工业化进程赖以启动的诸般条件开始出现。
在开发江南沼泽地的艰苦劳作之中，出现了一些新型农具，我国传统农具的配套和定型化过程于此时完成，这是我国古代农具演进史上意义最为重大的一次变革。五代以降东南沿海捍海石塘的连点成线和江南东路沿江地区及太湖流域塘浦圩田系统的基本建成，促进了江南沿江沿湖沼泽地的大面积开发。
更为重要的是，以稻作北上和麦豆南下为标识的南北作物之大规模交流，导致作物品种稳态结构逐渐成形，推动了稻麦连作和双季稻种植面积扩大。于是两宋之际江南地区的耕作制度发生革命性变革：自战国以来延续上千年之久的单作制至此向一年两熟的复种制加速过渡。北宋末年昆山县许多农户的圩田圩岸高大，“了无水患，稻麦两熟”。苏州亦是“其稼则刈麦种禾，一岁再熟”的两熟制种植格局。
南宋初年，浙籍农学家陈隽也有“早田获刈才毕，随即耕治晒曝，加粪雍培，而种豆、麦、蔬茹”的话头。这是浙西太湖流域的稻麦连作制。同时当地也有双季稻连作制，如苏辙之孙苏箱说：“吴地海陵之仓，天下莫及，税稻再熟。”
据余嘉锡考证，苏籍生于哲宗元祐年间（1086—1094），因此他的官宦生涯正当高宗、秦桧时代。到宁宗嘉定年间（208—1224 ）进士吴泳说：“吴中厥壤沃，厥田腴，稻一岁再熟。”黄粟嘉指出，苏州地区历史上耕作制度发生过三次变革，两宋之际从一年一作晚稻向一年两熟的稻麦连作制过渡。这与整个江南（狭义）地区耕制变革进程是吻合的。诗人范成大为我们提供了一幅太湖流域割春麦、秧晚稻的生动画面：
梅花开时我种麦，桃李花飞麦丛碧。多病经旬不出门，东陂已作黄云色。腰镰刈熟趁晴归，明朝雨来麦沾泥。犁田待雨插晚秧，朝出移秧夜食麸。
显然这是稻麦两熟制下才会出现的收完麦子又插秧的繁忙景象更加喜人的是，南宋时期一年两熟制的地盘还在不断扩大之中。例如高宗绍兴二十年（1150），据淮南庐州知州吴逵说，当地圩田的种植制度是“稻田又种麦，岁收谷麦两熟”。在圩田集中的江南东路，也是“九郡报来都雨足，插秧收麦喜村村”的“双抢”景象。
在江南西路，佃农种麦积极性空前高涨，其原因是“惟是种麦不用还租，种得一石是一石”。八月中秋之后种的是冬麦，佃农种麦所得全归自己，这是因为这块地上的租米是由另一季水稻来承担的，也就是说“种麦不还租”的前提是当地实行稻麦两熟制。在福建沿海地区，“却破麦田秧晚稻”，“腰镰刈晚禾，荷锄种新麦”，“负廓潮田插两秋”，“湖田种稻重收谷”，同样--幅一年两熟的画面。
江南地区地狭人众的情况也在逼迫当地农户寻求效益更高的经济作物，例如蚕桑业，湖州安吉县农户“唯藉蚕办生事”，至少该县大部分农户已靠种桑养蚕为生。
苏州太湖洞庭山方圆数十里，“多种柑桔、桑麻，糊口之物尽仰商贩”。反映洞庭山农户专种经济作物谋生。再如甘蔗种植业，据方大琮说，“仙游县田，耗于蔗糖，岁运入淮浙者，不知其几千、万坛”。据孝宗淳熙年间任过福建建安知府的韩元吉说，“建宁之境，地狭而民贫”，“七邑之民……又多费良田以种瓜植蔗”。这是种植甘蔗来制糖霜（即今之冰糖）的专业户。
以种植各种经济作物为主的商品性农业的发展，由于其较高的经济效益而具有示范效应，会诱使更多的农户从自给性粮食生产转向以交换为目的的商品性农业生产。同时芋麻、桑柘、甘蔗、毛竹等经济作物种植面积扩大，又为纺织业、制糖业、造纸业等提供了更多的原料。这些因素同样是原始工业化进程的促成因素。
二是技术革新和工艺革命的诸多成就，导致机械使用的普及和手工业生产效率的提高，为手工业各部门的发展亦即原始工业化进程提供了强大的内在动力。此点前已述及。
三是人身依附关系的松弛，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导致从事工商业的人越来越多，都市化进程加速，城市性质发生部分嬗变，这是原始工业化进程赖以启动的社会条件。
我们看到，中唐均田制瓦解以后，农民对于国家和豪强的依附关系明显减弱。到宋代，农民阶级的主体部分不仅挣脱了昔日部曲、宾客、徒附、私属、奴婢之类的贱民身份，而且日趋普遍地获得了迁徙和退佃自由。他们一旦脱离土地，流人市镇或矿区，就有可能以出卖劳动力为生，从而成为近代雇佣人的前身。在这种情形下，以城市数量激增、城市人口膨胀、农村大批草市镇兴起为主要内容的都市化进程明显加速。
在大中型城市突破坊市制束缚，形成面街设店之近代型城市风貌的同时，广大农村地区大量兴起的草市镇已经发展成新的居民点，这在人烟稠密的江南地区特别明显。例如临安府周围，“城之南、西、北三处，各数十里，人烟生聚，市井坊陌，数日经行不尽，多可比外路一小小州郡，足见行都繁盛”。秀州瞰浦镇，居民五千余户，“人物繁阜，不啻一大县”。湖州乌墩镇、新市镇“井邑之盛，赋人之多，县道所不及”。奉化县结琦镇“依山濒海，居民环绕者数千家”。南宋中叶，在浙西镇江府一带，“十家之聚必有米盐之市”。这些草市镇的居民成分主要是各类手工业者和商贩，亦有少量豪贾、官商、揽户、市驵杂居其间。
如前所述，城市（含巿镇）由于资本的聚集，前店后坊式手工业作坊的集中，以及作为批发商人的基地，城市的商业意义和经济色彩日趋浓重，因而城镇的发展也是原始工业进程的要素之一。就此而言，原始工业化进程所需的诸般社会条件也在形成之中。
需要强调的是，对宋代.特别是南宋手工业所获得的成就不能估计过高；相应的，对原始工业化进程在宋代首次启动所获得的成就也就不能估计过高。这是因为宋代，特别是南宋时期的一些内外因素对手工业发展十分不利，强烈地制约着原始工业化进程的持续和深入。
就内部环境而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到宋代已经创造出了工商业文明因子蓬勃生长的诸多条件，但是工商业文明始终受到传统体制即专制主义官僚政体的强大压制，这是一个“致命伤”。秦汉以来日趋成熟和完善的专制政体原本就是大陆帝国农业文明的产物；作为官方意识的儒家“农本主义”对工商业文明在总体上抱有猜忌甚至敌视的态度。
如果说汉唐千余年间官府对民间工商业的歧视和压制（如汉武帝时的“盐铁官营”和“杨可告缗”）还有维持脆弱的小农经济之正面意义的话，那么入宋以后在工商业文明快速成长的中世晚期，这种压制和盘剥工商业的负面作用就占据了主导地位。当然，汉唐以来已有少数先知先觉者程度不同地在逐步靠近“工商皆本”的新式思维，特别是南宋浙东功利主义学派的诸位思想家（如叶适、陈亮等等）反复呼吁“重商护商”，但是制度（特别是政治体制）、政策和意识形态的强大惯性却使绝大多数官僚士大夫仍旧陷于“轻工贱商”的泥淖之中不能自拔。
当然这并不妨碍这些官僚一面抱残守缺，对商人和商业多方贬抑，一面又倚仗官势纵使家属经商牟利，甚至自己边做官，边经商。宋代的工商业管理和政策固以“通商惠工”为标榜，为了增加财政收入也制订了不少征商、护商的规定，以期达到“商旅既安，课利自厚”的政策目标。但是随着政府财政支出的激增和商税收入的丰厚，各地采取抬高税额、重复征税等等手段刁难工商业者，经常搞到冶户逃亡、铁工失业、商人破产的地步。此类事例所在多有，至南宋更是司空见惯。
结语
概而言之，基于农业生产力发展而来的粮食剩余率的提高，基于技术革新和工艺革命而来的手工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和基于人身依附松弛、工商业从业队伍的扩大而来的都市化进程的加速，这三个条件同时构成了南宋手工业得以发展的前提条件，这些条件同时也是北宋中叶启动的原始工业化进程得以在南宋延续的必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