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为何短命而亡？西晋无法解决两个时代问题，所以统一只是暂时
01.西晋亡于分裂
西晋是怎么分裂的？直接原因是八王之乱，但根本原因是地方分裂。而促成地方分裂的，就是两个问题，即地方豪族问题和内迁胡人问题。
国家要实现统一，必须要在组织上完成国家建构、在观念上形成国家认同。西晋统一，完成了这两个任务吗？
可以说，西晋都完成了。组织上完成国家建构，毛泽东《读封建论》：百代都行秦政法，秦始皇时期就已经完成了，西晋只要抄作业就可以了。观念上形成国家认同，李密《陈情书》：伏惟圣朝以孝治天下，汉朝已经完成了意识形态塑造，西晋仍旧只需抄作业。
但魔鬼总在细节中，上述两个任务只是大的必要条件，没有是不行的，但有了也未必一定行。完成国家建构，是皇帝加官僚系统的统治模式。但西晋的官僚系统由谁组成，这就是细节。完成国家认同，是儒家为核心的意识形态建构，但这种国家认同有多大力量，这就是细节。
这两个细节，西晋都没做好。一个是官僚队伍，西晋是司马皇帝加豪族的统治模式。但这个模式，司马皇帝肯定不高兴，因为地方豪族从东汉时期就已经染指中央了。豪族比朝廷厉害、豪族比皇帝厉害，豪族不高兴、不合作，就能把皇帝换掉。所以，司马家才大封司马王，搞了一个皇帝、豪族、司马王的统治模式。实际上，司马王就是彻头彻尾的裙带关系，目的是为了维持统治。但问题也就出在了司马王身上，于是八王之乱爆发。
另外一个细节就是国家认同到底有多大力量。本来力量就不强，因为魏晋以来是清谈盛行，陶醉于玄而又玄的精英们，根本无力以思想武器建构国家认同。八王之乱爆发，乱世形势颠覆精神建构，国家认同也就瓦解了。还有，就是内迁胡人，这伙人也不怎么认同中原文明的国家认同。
所以，八王之乱也就把西晋从统一打成了分裂，西晋也就不存在了。所以，短命是大势所趋。
02.五胡乱华的内政问题
《哈佛中国史》提出了一个观点，即：
帝国内部的去军事化，和对国家边境的边缘族群所开展的军事活动。
秦朝和西汉初年，在国家军事和社会组织上，都继承了战国模式。简单说，就是全民皆兵，一切为了战争。这时候的中原老百姓一点儿也不羸弱。草原民族也就在北边嚣张一下，敢往里面打，就是自寻死路。原因就是中原地区全民皆兵，村村有有民兵、郡县有兵团，完全就是军国主义体制。
国家这么干肯定不行。一个是老百姓家家有枪，郡县府库全是铠甲，打仗是没问题，但造反也没问题。另一个是老百姓一直准备打仗，那生产、生活怎么办，国家是能打，但国家是真穷。所以，这个组织形态一定要发生变化。结果就是帝国内部的去军事化，老百姓家里有锄头就行了，郡县府库里有粮食就行了，打仗交给朝廷、交给中央。
汉武帝伐匈奴，就已经开始了职业军人取代全民皆兵。这时候还得问一下细节，职业军人由谁组成？开始当然还是中原百姓，这是自己人，打仗肯定得用自己人。后来，就不是了，军队开始出现胡人武装。日子过好了的中原百姓，自然不想跑到草原刀尖舔血。所以，胡人职业军人就越来越多。等匈奴被打残了、也打服了，然后就是匈奴人被帝国武装起来了，即所谓以夷制夷。同时，为了打匈奴人，还把东边的鲜卑人和西边的羌人也给武装起来了。
国家是怎么来的？国家来源于战争，因为最强的组织就是军事组织。胡人被组织起来之后，一定会形成自己的民族认同和利益认同，自然就要向着建国的方向发展。中原财富支撑胡人打仗，胡人被组织起来，而组织起来的胡人是不是听话，就不好说了。
总体局面来说，还是听话的，因为汉人是真多、胡人是真少。而且，汉末三国又是一个新的战国形态，中原再次被军事化，因为要全民皆兵、抢地盘。
但是，爆发点就是八王之乱，八王之乱打得太暴力、大激烈，直接就把胡人彻底武装了起来。然后，也就有了五胡乱华。
所以，五胡乱华是一个内政问题。内迁的胡人已经那么多了，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自，但是远人来了、也服了，你怎么办？继续修文德以教之啊。你非但不教，还一边搞欺压、一边搞武装。所以，被武装起来的胡人，一旦形成自我认同、发现自我利益，一定会搞事情。
03.豪族称雄但豪族堕落
豪族就是当时的社会形态，平民当然肯定是多数，但掌握地方实权的一定不是平民。那应该是谁？当然应该是政府。但是，豪族已经把手插到中央了，成了彻头彻尾的统治阶层，地方还可能是官僚说了算吗？于是，中央大地，上层是中央豪族掌握朝廷，州郡是省级豪族掌握地方，即便县乡也是豪族说了算。
但是，豪族这伙人太不要脸，好处非要全占，于是搞出了九品中正制，彻底封死了平民的上升通道，社会活力也就全没了。所以，五胡乱华、胡人称雄的时候，大批平民精英不是跟着朝廷干胡人，而是跟着胡人干朝廷。甚至，一些豪族精英在体制内混不下去了，也跟胡人绑在了一起。匈奴人刘渊的老师是崔游，羯人石勒的谋士是张宾，氐人苻坚的丞相是王猛，赫连勃勃的谋士是王买德。每一个胡人雄主背后，几乎都有一个汉人谋士。所以，表面上看是五胡乱华，实际上看则是胡人以华制华。这就是豪族引发的严重问题，社会心态已经彻底对立。
豪族虽然人少、平民虽然人多，但是豪族的基数均值要比平民好得多。所以，豪族精英的优异数还是比平民多。
什么叫均值？举一个例子，印度成年男性是6.5亿，这是总数；平均身高是165厘米，这是均值；挪威成年男性只有250万，这是总数；平均身高则是180厘米，这是均值。取优异数为195厘米的男性，结果：195厘米以上的男性，挪威是印度的100倍。
所以，平民人多，但平民精英的数量不见的就比豪族精英的多。所以，豪族称雄的西晋，完全可以打造一种精英统治的模式。也就是说，最有能力的精英把持着帝国权力，精英在主导帝国的未来走向。这个是完全可以的。
但是，西晋以来的豪族精英们却出现了集体堕落、集体腐败的局面。不要说让他们领导国家，就是让他们碌碌无为地富贵而死，都不行。这伙人都在干什么？一伙豪族在跟司马皇室搞斗争、一伙豪族在自己之间搞斗争、一伙豪族在玩清谈。至于国家，谁也没人管。
当时的重要议题，一个是豪族问题，精英们看到了，比如陆机的《五等诸侯论》；一个是胡人问题，精英们也发现了，比如江统的《徙戎论》。先不说这些“论”、论得对不对，只说这些“论”、执行了没有。简单说，都成了洛阳纸贵的文学作品，大家看看就看看，然后没人思考、没人论证、也没人去实践。豪族们，要么跟司马王爷混在一起，从搞斗争到搞战争；要么独善其身或腐化堕落，从搞清谈到搞南迁。
最后总结：从东汉末年以来就出现了两个时代问题，一个是豪族问题、一个是胡人问题，这两个问题一直在决定着乱世分裂的趋势。而这两个问题解决不了，乱世和分裂就只能继续。西晋短暂统一，有其意义所在，就是可以着手解决这两个问题。但是，西晋没有去做，也没有能力去做，甚至说也没想去做，于是分裂还要持续、西晋王朝只能短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