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过《清平乐》看宋朝“士大夫”的政治生态
《清平乐》文彦博剧照
封建“士大夫”是由“士”经漫长发展而来，是从奴隶社会下的官员身份通过功能分化逐渐形成，是以“礼”为文化基因的政治变迁而形成，更是社会政治经济发展之要求的必然结果。
在汉朝的典籍之中，“大夫”的社会地位是高于“士”的，如《荀子》记载：“大夫士有常宗”，又比如《吕氏春秋》中曰：“大夫士皆有功业。”到了汉朝，才有“士大夫”的说法，虽然仅仅是将“士”列入“大夫”之前，实质上“士”与“大夫”的等级制度已经打破，成为一个阶层而存在。
王莽变法后儒家“经术”与“吏化”并重，逐渐形成的政治理性精神主导了帝国政务，这种改变被东汉儒家所继承，“礼治”与“法治”成为士人们共同推崇的政治传统，也就是说，长期处于矛盾之中的儒、法已经达成了和解，进行了合流，形成一种新的政治势力。到了隋唐时期，由于隋文帝“科举制”的创立，为这种势力全然登上历史舞台创造了极佳的政治条件，而真正能与皇帝“共天下”的局面却是在两宋时期形成的，这是由特定的历史条件形成的。
在唐安史之乱后，中国的社会在实际意义上已经处于四分五裂的境地，又经过五代的乱局，到了宋帝国时期，历史发展要求必然要扫清以关陇政治集团为主的豪门势力，所以宋太祖赵匡胤顺应形势采取种种措施，将兵权、财权收归中央，又通过“科举制”选拔人才，逐步形成一套新官僚机构，从中央到地方构成了以文人治国的“士大夫”阶层，他们在政治、经济、文化、思想上方方面面起着加强专政、巩固皇权统治的作用。
“士大夫”们不论朝野，皆极力崇儒，以儒学为中心，糅合法家学说，佛家学说，求同存异，建立了一条中国历史上最为稳定的联合战线来巩固封建统治，可以说“士大夫”就是与封建制最为契合的政治势力，不论从日本的“武士政治”来看，还是西方当时的“骑士政治”来看，它们的稳定性皆不如中国的“士大夫政治”。
古画中宋朝士大夫们的悠闲生活
尽管士大夫们在自己阶层内部也有绵绵不止的争斗，我们将其一般称为“党争”，但对于其他政治阶层来说，他们却一致宣扬其传统的天命观，进行“君权神授”和“三纲五常”的说教。从北宋的“二程”到南宋的朱熹，他们精心编造了一套“天理”、“人欲”的理论来蛊惑人心。
在北宋时期，“两程”就强调“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他们标榜的“节”就是儒家一贯倡导的封建道德和儒家礼教，将一切违反封建道德和儒家礼教的行为都称为“失节”，更要求当时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客户”们即便饿死，也不能做违背礼节的事情。在南宋时期，朱熹认为封建统治秩序是永恒的“天理”，质疑或者反抗朝廷统治的一切言行举止皆为“人欲”，按照“天理”做事便是良民，官民一体皆要“去人欲，存天理”。这种观念，后来成为长期束缚封建妇女的精神枷锁，也成为企图消灭农民反抗思想的精神鸦片。
“理学”的形成和发展，正是与宋代的政治和社会形势相适应。宋代重内治甚于前朝，文化政治构架的社会秩序成为时代的需要，所以才会有了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豪言壮语，从这一点看来，宋朝士大夫们表现出的第一个鲜明特征就是拥护皇权，维护士大夫与皇帝治天下的格局。
北宋“二程”画像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士大夫”们控制了大部分的土地以雇佣为主要方式解决当时的社会矛盾突出的“客户”问题。“客户”在两宋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人员，他们无生产资料、无安身立命之所，所以与天然拥有着政治权利的“士大夫”们有着极深刻的矛盾。
为了消除隐患，消除矛盾，“士大夫”们不仅发明了“租佣制”这种社会资料的分配条件，还用宣传的方式千方百计来消除“客户”的斗争精神，朱熹在《劝农文》中为了调和阶级矛盾，磨灭“客户”的反抗意识是这样说的：
“士大夫”们在宣传阵地上甚至占据了启蒙教育，他们将“三纲五常”写入启蒙读物、笔记小说中，甚至将迷信神话与其政治纲领结合在一起，为巩固封建统治制造舆论。如宋朝流行的《太上感应篇》就是要求民众“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借此告诫百姓，只有从心底安分守己，逆来顺受，才能得到神灵的庇佑，如果反抗皇权、夫权等将会受到上天惩罚，乃至“死有余辜，殃及子孙”。
以此来看，“士大夫”们的第二个特征就是以“神权”来保障“政权”，运用宗教的力量但非宗教人士，文化政治的表象明显。
朱熹画像
宋朝“士大夫”们皆是出自科举考试，这种相对公平的选官制度的确可以选拔出有能力、有担当、忠君爱国的臣子，如《清平乐》一剧中的范仲淹、余靖、苏舜卿等人，皆是热血澎湃的好官员，他们以文载道，针砭时弊，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他们维持纲纪、维护国法，所以在很大程度上充分可以发挥其笔杆子的作用，抨击也好，论政也罢，他们都是站在了道德的制高点上。
因而，我们也可以看出，宋朝“士大夫”们一般都是道德模范，其精神高洁不容丝毫玷污，理性、仁爱是他们的第三个明显特征。
宋朝“士大夫”们既是官员，更是田主，他们对土地的兼并引来王朝的危机，从而引发了北宋的多次改革。
宋朝的“士大夫”们“宦游而归，鲜不买田”，形成“富者有资可以买田，贵者有力可以占田”的恶性格局。土地买卖之风盛行，使得“士大夫”阶层“贫富无定势，田宅无定主”的局面，也就是说除非“士大夫”们犯罪，否则终身都保持着“士大夫”的身份，这样一来，宋帝国内的“士大夫”阶层迅速扩大，土地兼并之风也愈加兴盛。
土地兼并下“客户”惨状
尽管“士大夫”虽然也是代表着拥有土地的地主阶级的利益，体现着地主阶级意志，利用土地所有制来束缚广大人民，但就其土地兼并来言，与之前的朝代比之又是有所不同的。
宋代之前，贵族官僚按照品级拥有土地的世袭权，到了宋代，土地以购买形式成为买主所有，“士大夫”们为了确保土地所有权以及避免所有权的纠纷，运用契约形式将其确定下来，比如宋朝有“田产宜印契割产”、“违法田产不可置”、“田产界至宜分明”等说法，更多的是“富家大姓，以厚利而兼并之，然后可以食其租役其人”，处于宋朝最底层的“客户”自不必说，就连有地的“主户”也纷纷破产。
宋朝之前，贵族官员购田置地，往往不讲信义，任性而为，一般买下的田地都形成大农场，田地质量也良莠不齐。而宋朝“士大夫”们买房置地往往选择良田而置，出产甚少的贫田，他们一般留给需要的穷人去耕种，且购买田地不局限于一地，如《清平乐》中名臣夏竦在泾原路任转运使时便购置了部分田地，出知黄州、邓州时也购置了大批田产，皆是择肥而噬，其中并无贫瘠田地，皆是“上等田”。以此可见，“士大夫”们虽是地主阶层，但为了平衡与农民的矛盾，还给了百姓一线生机，这与宋代之前的地主阶层有着明显的区别。
宋朝处于最底端的是无生产资料、无立锥之地、无固定生存条件的“客户”，他们就是宋朝的“贫农”，“士大夫”们不乏有从“客户”通过科举考试迈入官僚阶层的，因而他们深知盘剥“客户”过重，对社会的安定并无好处，因而他们将剥削对象转向有土地的阶层，“主户”中的下三等便成为他们剥削的对象。但是随着“产去税存”，“主户”们纷纷破产，“客户”数量不断增加，稳定的政治局面被逐渐打破。
下等户逐渐破产，沦为“客户”
宋朝“士大夫”们不断兼并土地的后果就是“客户”的数量大规模增加，就从其内部而言，因“势官富姓，占田无限，兼并冒伪，习以成俗”，“士大夫”们与朝廷、与农民之间的矛盾不断升级，到了仁宗时期，农民起义已经是“一年多如一年，一火强如一火”，在帝国面临崩溃的局面下，“士大夫”内部开始分裂，以范仲淹和王安石为首的改革派，和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
范仲淹和王安石认为，土地兼并如果继续发展，必将造成国家财政的破产，而且更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必将发生，所以他们主张“榷制兼并”，站在“士大夫”的立场上，他们变法的根本目的是“为宗庙万世计”，防止“汉之张角，唐之黄巢”那样全国性的大规模起义，他们维护的也是“士大夫”阶级的长远利益，但从改革开始，已然抛弃了占宋朝最大的阶层“客户”，又因控制土地兼并站在了大多数“士大夫”们的对立面，所以改革不免最终失败。
王安石画像
而反对改革的司马光等人，却维护的是绝大多数“士大夫”的眼前利益。他曾云：“富者常借贷贫民以自饶，而贫者常假富民以自存，虽苦乐不均，然犹彼此相资以保其生。”这句话的背后就是赤裸裸地维护和支持“士大夫”们对土地的兼并。他认为，天下财富应该藏于富人之手，一旦国家遇到紧急情况，“粟帛军需”全凭富人，如果行新法，富人的财富得到平摊，到时候天下将大乱，“秦之陈胜吴广、汉之赤眉黄巾、唐之黄巢，皆贫民之所为也？”
从以上可以看出，“士大夫”们无论是改革派还是保守派，其根本目标是一样的，即维护“士大夫”阶级统治，防止穷人造反，只不过手段、方式的不同罢了。事实证明，“士大夫”们即便再有党争、再有派别，其阶级本质是不会变的，这也正是文彦博所说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实质性所在。
《清平乐》司马光剧照
总之，宋朝的“士大夫”政治综合了物质的、精神的、经济的、政治的、思想的、文化的、宗法的、伦理的、宗教的等等各个方面，形成宋朝一种囊括一切的力量，将包括宋朝皇帝在内的人皆束缚于他们编织的罗网之中，不论从生产关系还是上层建筑来看，无不体现其地主阶级的鲜明阶级意志，经过他们的强化，租佃契约的关系进一步确立，终于很稳定地在明清两朝也占据了主导地位。
参考资料：《宋史》、《太宗实录》、《续资治通鉴长编》、《通考》、《三朝北盟会编》等。
图片来源于网络，若有侵权，请联系作者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