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学说把宋代妇女束缚住了吗？没有，她们远比你想象的要开放
其实不然！
朱熹的学说在他有生之年，并不显山露水，没有受到重视。他的影响力，主要是在元代以后，尤其是经明朝朱元璋的力捧，才成为一统天下的学说。
因此，宋朝的妇女承接大唐遗风，虽不如唐人能“敞其胸怀”，倒也还有不少自由，她们的开放程度超乎想象。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了解一下。
一、出入自由。
大宋的妇女并没有完全被封闭在自己家中，特别是在节假日，不论是富贵人家，还是平头百姓，一样都可以走街串巷，赏灯游玩，参加各种娱乐活动。
《东京梦华录》一书中记载春节活动时写到——正月一日年节，开封府放关扑三日……向晚，贵家妇女纵赏关赌，入场观看，入市店饮宴。
正月十五更热闹，宫中的嫔妃们也来一起观看。“宫嫔嬉笑之声，下闻于外”。
“关扑”是一种类似搏击之类的相扑游戏，当时甚至有女子参与相扑。
司马光曾经专门就女子相扑大发牢骚，写了一篇《论上元令妇人相扑状》，他认为宣德门是国家的象征，如此嬉闹，实在不像话。他劝皇上废除这项有损皇威的娱乐活动，请皇帝“严加禁约，今后妇人不得于街市以此聚众为戏”，但是，皇上没理他，皇上也舍不得这人间烟火。
宋徽宗的时候，在元宵节赏赐观灯的女子饮酒。结果一个女子偷了一枚盛酒的金杯，被卫士抓了。宋徽宗问她为啥偷杯子，没想到小女子随口就念了一首《鹧鸪天》——
月满蓬壶灿烂灯，与郎携手至端门。贪观鹤降笙箫举，不觉鸳鸯失却群。天渐晓，感皇恩，传宣赐，脸生春。归家切恐公婆责，乞赐金灯作照凭！
你看，不怕遇上贼，就怕贼是个美女，尤其怕美女还很有才！
于是，徽宗龙颜大悦，不仅没有惩办她，还真把金杯赏赐给了她。
二、社交自由。
妇女参加道场、茶座等社会活动也不受限制。
寺庙里有了法事活动，分开单双号，单号男子集会，双号女子集会。往往女子集会要比男子集会要热闹的多。“妇人小儿服饰华炫，往来如云”，女人们都带着满身满头的珠宝首饰来赴会，与其说是到场倒不如是“大秀场”、“斗宝会”。
开封城的旧曹门街北山茶坊里专门设有所谓的仙洞、仙桥，大批仕女经常夜游至此，喝茶聊天。
杭州西湖赛龙舟的时候，男男女女夹杂于西湖两岸，人群拥挤竟无立足之地。
苏东坡在徐州任太守的时候，曾经到农村一线去走访。结果一群村姑为了一睹这位大名鼎鼎的东坡先生风采，争先恐后挤作一团，裙子都踩破了。苏东坡还专门为此写了一首《浣溪沙》记述此事——
“旋抹红妆看使君，
三三五五棘篱门。
相挨踏破蒨罗裙。”
可见当时宋代女子出门几乎不受什么约束。
三、经商自由。
如果你能穿越到大宋的汴梁和临安，就可以在商铺林立的繁华街头，看到一些不一样的招牌。
比如“陈妈妈泥面具风药铺”、“王小姑酒店”、“李婆婆羹”、“宋五嫂鱼羹”等。
其中，这个宋五嫂鱼羹可不得了。因为皇上曾经专门品尝过，给予了“五星好评”，一时间成为网红。于是大家都要来尝一尝，宋五嫂也由此发家，成了富婆。
酒店里跑堂的，也有俏女子的身影。她们腰系青花布手巾，挽着高高的发髻，为客人换汤斟酒。
市场上还经常看到一些妇女摆摊叫卖，甚至还会有尼姑和道姑，或者卖药，或者卖卦。
开封相国寺每月五次开放交易，其中就有大量的尼姑道姑卖绣品、领抹、花朵、珠翠头面以及各种蒲头帽子，发髻插花之类。
可见当时在经济社会生活中，妇女已经成了一股不可小觑的商业队伍。
除了作商贩，手工业中也不乏女子的身影。织布就不用说了，男耕女织，自古如此。印刷行业也有女工，《容斋续笔》的序中就写着，该书“乃婺女所刻，贾人梵贩鬻于与书坊中”。
南宋吉州的舒公窑烧出的陶瓷最有名，你可知舒公窑的技术全掌握在一个弱女子舒娇手中。
她制作的陶瓷玩具栩栩如生，价钱不输官方哥窑的物件。
四、教育自由。
宋代抑武修文，文人的地位出奇的高，这股尊文的风气当然也熏陶了有宋一代的妇女。
妇女自幼读书是传统习俗，甚至还有女童去应试。《宋会要辑稿 选举》中记载，有个女童叫吴志端去童子科应试的事儿。作者感叹说，像吴志端这样的女孩子，考的再好也不知道将来有什么用处呢！
虽然女子读书，求不来功名，但从这个记载可以看出，大宋女子好学蔚然成风。
也正是由于大宋朝这样“郁郁乎文哉”的社会风气，才孕育出李清照这样一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文学女神。
她可以说是一众大宋女子的优秀代表，而且，她只能诞生在大宋朝。
大宋还有一个奇特的文学现象，那就是风尘女子多奇才。随便找一个来，也许没有李清照那么高水平，但吹拉弹唱，色艺俱佳，甚至也能够出口成词，不遑多让。
有一个故事和那个道貌岸然的朱熹有关。朱熹有一个的对头叫唐仲友，是天台太守，十分钟爱天台名妓严蕊。朱熹有一次以庾节行部的身份到天台，借故把严蕊抓来下狱，严刑拷打，想让她诬陷唐仲友。严蕊不从，几乎被打死。
等变态的朱熹毫无收获，悻悻而归以后，新任执法官岳霖可怜她，就让她写首词来自白，严蕊不假思索，口占的一首《卜算子》——
“不是爱风尘，似被前缘误，
花落花开自有时，总赖东君主。
去也终须去，住也如何住？
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
岳霖一听，大为折服，当即判她从良。
五、婚姻自由。
宋代女子其实并没有从一而终的理念。夫妻离婚并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妇女主动提出离婚的诉讼也不稀罕，过得了就过，过不了就离，真是潇洒。
宋朝的法律还规定——
——丈夫若没有能力赡养妻子，妻子有权利离婚；
——丈夫离家三年不归，妻子有权利离婚；
——妻子被夫家亲属强奸，也有权利提出离婚。
看到这样的法律 ，作为一个大宋男子会表示压力山大。
所以，妇女离婚改嫁司空平常，就连皇上的妃子也有改嫁的，比如宋光宗有个姓张的贵妃就“出嫁于民间”。
南宋人洪迈《夷坚志》所记载宋代妇女改嫁的例子多达61人，其中再嫁15人，三次嫁人的6人。
范仲淹订立的《义庄规矩》规定：“嫁女支钱三十贯，再嫁二十贯；娶妇支钱二十贯，再娶不支。”再嫁出钱少，再娶不花钱，这是赤裸裸的政策支持。
对守寡的女性，父母兄弟不但不树贞节牌坊，往往劝其改嫁。
前面我们提到的李清照，也是在晚年改嫁，不过遇人不淑，感情受到沉重打击。
总而言之，在有宋一代，妇女还没有被理教的绳索捆紧，不过宋朝以后，这绳索就越勒越紧，妇女们渐渐失去了在大宋的种种自由，蜷缩在一个小小的壳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