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冷研作者团队-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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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之前冷研出过《浙江福建广东出兵，联合地方大名，万历皇帝曾计划用20万明军东征日本？》一文，介绍了万历抗日援朝战争中，明帝国曾想跨海东征日本。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其实在整个万历朝鲜之役中，一直暗藏着党争的阴影。比如万历首辅大臣沈一贯，就是在万历朝鲜之役“议再援”的过程中，通过附和张位而言事，表达了自己对万历朝鲜之役的战略主张，并在为明神宗献策之际，表现出来卓越的政治素养和军事谋略，进一步巩固了其政治地位。同时，沈一贯也借此之际消除了政治道路上重要的阻碍者——赵志皋，并借张位之力开始有意识的培植自己的政治集团。本文就从沈一贯的角度，透过明帝国的抗日援朝，看看明代后期的党争激烈到了一种什么程度。

张位，字明成，号洪阳，江西南昌人。明朝时期位至内阁大学士，也是著名的学者、诗人。沈一贯和张位在年少时便已相识，沈一贯曾外出游历，在这过程中便与张位等人相识。后和张位同朝为官，二人在政治立场上渐趋一致。

万历朝鲜之役发生时，张位开始进入内阁，后成为阁中次辅。当朝鲜前来求救之时，张位指出“东事祗当近防，不当远出，此其定谋之大概也”，认为东倭之事应从防御倭寇入侵大明为主，不适合远征。因此张位主张防守之策，提议“山海至登莱为一镇专以防倭”。

当朝廷出现议和之争时，张位并没有站在与明神宗、首辅王锡爵和赵志皋主张册封的立场上，仍是希望自己反对明日议和的主张可以影响明廷的庙算决策，可见张位的立场十分坚定。册封失败后张位则积极倡导对日作战方案：“倭入朝鲜之后，皇上为之仁，授之以罢战息民一封，甚恩也。乃倭自绝于天，复渡海而来，则朝鲜当救,我朝宜当出师矣。”

可见，沈一贯在御倭方面的主张最初与张位更为接近，只不过沈一贯出于对自身政治前途的考虑，长期附和赵志皋等人的主封方案。但当册封失败、赵志皋失势以后，则又掉头与张位结盟，在朝廷上力言主战方案。

综上可知，赵志皋失势后，张位成为沈一贯在朝堂上最为亲密的盟友。在战争后期事关对日立场和御倭重臣的派遣上，沈一贯依然奉行保守稳健的行事原则，积极附和张位的对日战略战策，深得张位信赖。

在万历二十六年(1598 年)正月的蔚山之役后，在任用前线御倭重臣问题上，张位由于所言过激，拒不认罪而惹怒明神宗，此时沈一贯立即改变风向，主动向明神宗承认错误，与张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最终张位被革职，沈一贯被挽留。而此前赵志皋已经借养病之由很少上朝理政，沈一贯成为唯一在阁的内阁成员，实际上担任起代理内阁首辅之职。同时在张位离职后，沈一贯继承了其主要的朝中势力，成为了万历朝鲜之役后期诸多事件的幕后推手。

沈一贯与前线御倭重臣

之前的万历二十五年(1597 年)正月，日本丰臣秀吉派小西行长和加藤清正，率领十余万大军重返朝鲜战场，明朝最终在朝鲜使者前来求援与明廷主战呼声高涨的情况下，再次出兵救援朝鲜。

同时，明朝面临着重大的困境，因为朝中的兵部尚书石星和前线的蓟辽总督孙鑛都因此事被贬黜，到底该委派谁承担御倭重任是当时的一大难题。此时沈一贯附和次辅张位联合向明神宗提议任命邢玠为总督、萧大亨为兵部尚书、并启用守丧期间的杨镐。随后，明神宗便下谕旨让邢玠以兵部尚书经略朝鲜，任杨镐为都察院右佥都御史经理朝鲜军务。

因此，从上述事件中可知，邢玠、杨镐临时受命，被启用为御倭将领是由张位、沈一贯所推荐。这也为后来的“蔚山之役”中，杨镐被丁应泰揭发、丁应泰弹劾张位、沈一贯与邢玠、杨镐互通埋下了伏笔。虽然至今对杨镐在此事件中是否是被诬陷并无定论，但沈一贯却因涉此事，差一点官位不保。

“蔚山之役”发生在万历朝鲜之役的再战阶段。万历二十五年(1597 年)十二月，明军先行攻取了蔚山，获敌首级四百余，取得了初步的胜利，正欲尽数剿灭退守至蔚山之南岛山的残余倭寇时，当时的经理杨镐却没有抓住战机，使得明军大败而归。

此次蔚山之役，对日本而言，是在朝期间最艰苦的一场战争，但对明朝而言，却不仅仅是一场失败这么简单。这场“谋之经年，倾海内全力，合朝鲜通国之众”的战役，结果却“委弃于一旦，举朝嗟恨”。

正因为此战明朝政府的内部也发生了一场人事变动。丁应泰在“蔚山之役”后，上疏明神宗揭发蔚山之役的败状，在奏疏中首论杨镐等结党欺君、饰罪张功；再论张位、沈一贯交结边臣、扶同欺蔽；并将杨镐驳改阵亡兵马卷册一起上奏。

同时丁应泰还上疏追论杨镐和张位之间有苟合关系，“杨镐之经理朝鲜以赂次辅位而得之，今观位与镐书云云，则人言不诬疏”。给事中赵完璧、徐观澜也相继应和丁应泰，上疏给万历皇帝，证明丁应泰所言属实。

次辅张位急忙为自己辩解，疏中有“臣心一毫无愧”之语，激怒了明神宗。当时亦牵涉此事的沈一贯和邢玠，先后分别上疏向明神宗辩解并求离职退去。沈一贯在《辨丁应泰诬疏》中极言自己是被诬陷的，他上疏道：

臣惟镐等在朝鲜行过事，有总督、监军之奏报，有兵部之题覆，臣预闻票拟，但秉赤忠，下有公论，上有国法，何敢为之欺掩，而引他人之罪为已罪也?属国之存亡，边境之安危，皆悬于此臣，非丧心病狂，岂能负君父生成之恩不为朝廷大事计哉?详应泰之所以罪臣者，谓臣不宜令其早投掲帖，又举臣所言“倭必不敢犯中国”等语，以为非是，臣请一一辨之。

沈一贯针对此事急需为自己辩解，以证清白，但是他怕因此而激怒明神宗，故在疏中的最后附有引咎之语：“伏望将臣特赐罢斥处分，以清政本，则朝廷之 刑罚公而禆益军国大计不小矣。臣不任战兢哀恳之至!”

明神宗鉴于沈一贯的过失不过是密通私书，且认罪态度尚好，而且当时阁中无人，因此温旨留下了沈一贯。“卿清谨端亮，朕所鉴知，人言不必深辩，卿宜即出辅理，不准辞”。

从此事件中可以透视出沈一贯利己之欲超越一切，遇事后立刻从涉案事件中脱身，并没追究此事的真实性。

同年七月，邢玠也因此事上疏引咎辞退：“臣身为督臣节制抚镇，抚镇有罪，臣实共之。皇上不并罪臣、而尚用臣，使过之仁恩同天地，除遵旨赴王京暂代经理外，惟是会勘一节恐生嫌忌，且抚臣既以革任，臣亦难以独留，合候新抚臣到日，将臣特赐罢斥，仍治臣以不效之罪，别选才望大臣速来任事。”

可见当时沈一贯，知道此事要以退为进，不可强于辩解，否则只能使火势在自己身上越烧越大。沈一贯虽然在被弹劾的情况下逃过此劫，但仍向明神宗五次上疏请求辞去辅臣之职，并且一再强调“臣自少多病，今犬马齿六十有二矣。头白齿落，足软筋拳，加以三年之中，连遭室中二丧，百苦交罹，如在焚灼，今春祗役科场，以夜继日，尽耗心血，因患怔忡”。

但是此时由于阁中缺人，无人可用，因此明神宗数次下旨挽留沈一贯。于是，沈一贯继续留任阁中，并掌握阁中的最高权利。同时也在张位离阁之后，正式继承了张位的人脉关系，扩大自己的政治集团，为自己的政治利益服务。

沈一贯作为内阁辅臣，拥有“票拟”朝臣章奏的重要权利，他作为阁臣可以为皇帝处理政务提出初步意见，同时也可以借此结交臣僚。而作为阁臣的沈一贯就是利用“票拟”章奏的时机，在战争中继续交结当时的边臣——朝鲜经略邢玠、经理杨镐(杨镐革职后为万世德)以及刑部尚书萧大亨等人以扩大其浙党势力。

沈一贯与邢玠在“蔚山之役”事件中脱险而出，两人有着共同的敌人。因此，在张位离职后，沈一贯与邢玠组成了共同的利益集团。而沈一贯在被丁应泰、徐观澜等人弹劾之后，也汲取了经验教训，处理事情更加谨慎，进一步培植自己的势力，扩大浙党的影响力。

在万历二十七年(1599 年)的春天，赞画主事丁应泰再次上疏弹劾刑部尚书萧大亨与科道张辅之、姚文蔚等人朋谋欺罔，经略邢玠等赂倭卖国及朝鲜阴结日本。“刑部尚书萧大亨以賛画主事丁应泰论其代庖，本部与邢玠结党等情，上疏辞免，以明心迹”。

这一次，沈一贯没有像上次那样慌张无措，而是表现出沉稳的一面。他首先向明神宗上疏为萧大亨等人极力辩解：“应泰之能激励将士，亦是一功，所宜同录。古称功疑从赏，罪疑从轻，此圣王治天下之要道。”

并在此疏中进一步向明神宗献以谄媚之言：“宜务从寛厚，溥加恩泽，以慰士卒久劳之心，以平各官相持之情，且将天兵无敌之威、皇上庙算之神宣布天下，而使夷狄 盗贼絶其轻侮窥伺之意，光于史册，震耀千古，盛德美功，垂之无穷，此其所得，为最大也!”

同时沈一贯指使当时的监察御史于永清上疏，指责丁应泰各种过分行勘的行为，刑部尚书萧大亨在此时也向明神宗奏辩，说是因为丁应泰忌恨他掌管署事，才将其论为党舆。接着沈一贯又分别上疏《催发会议丁应泰本掲帖》、《言徐观澜不可复遣勘掲帖》弹劾丁、徐二人。

万历二十六年(1598 年)十月十三日，明朝派遣使者在泗川与日军将领岛津义弘进行议和之事，邢玠建议让当时明朝将领茅国器派毛国科(假称茅国器之弟)作为人质前去倭营促成议和之事：“倭奴之丧败甚惨，彼安得不执国科去?”

因此毛国器以家丁十九人送至倭营，毛国科也是人质中的一员；另一方面刘綎也是主和派的重要代表，其在与小西行长交涉的过程中，将家丁三十人作为人质送往日本。在这一时期共计四十九人被当作人质送入倭营，同年十二月被送至日本。

但是御倭总督邢玠因受之前丁应泰、徐观澜等人弹劾的影响，并未将此次议和之事上报朝廷，因此明神宗对此事并不知晓。邢玠作为御倭总督，虽在战争中拥有极高的军事权利，但此事关系重大，邢玠应会与庙堂朝臣进行商议。而此时由于张位倒台，在朝中地位极高、与邢玠交好的大臣，便是此时阁中权利最大的沈一贯。

沈一贯并没有将此事上报朝廷，并还在同年的十二月五日向明神宗上疏，为援朝三路军队请功：“今三路奏功，比前较大，荡 平有绪，更须鼓舞。伏乞皇上涣发德音，霈宣大赉，仍发大仆寺马价银十万两以示嘉奖犒劳之意，使三路将士感诵欢腾，倍力争先，剿绝余寇，以收荡平之绩。”

又于同年十二月十日再次向明神宗上疏《报东倭平揭帖》，言及釜山倭寇即将尽空，“今一旦扫空，不惟朝鲜永无倭患，而登、莱、天津无路可入中国，亦永无倭患矣”。由此可见，沈一贯有意将御倭后期的议和之事用前线捷报所代替， 隐瞒了实情，因此笔者推测在邢玠背后的最高指挥者便是沈一贯。

战后德川家康想和明朝恢复“勘合”事宜，因此于万历二十八年(1600 年) 六月，派遣鸟原宗安为使者，送还万历朝鲜之役中的人质毛国科等至福建，但船只最终在浙江登陆。当时的浙江巡抚刘元霖立即向明神宗奏报此事：“哨获乌尾异船一只，官役华夷一干人，审得千总毛国科蒙游击茅国器差委倭营用间，今有执政家康令倭酋觅船送归。”

由此可见，明神宗在战争结束两年后方才知晓万历朝鲜之役后期的明日议和之事。而在战争期间任御倭总督的邢玠、经理万世德却在东窗事发后俱不承认对此事的操控，并上疏道：“下海之禁令甲甚严，毛国科自称宣谕，初无文凭，既解至闽，应听审明真伪，酌议功罪。”

可见二人对此事的暴露并无慌张之语，仍是沉着上疏，把主要责任推给毛国科。因为邢玠、万世德深知，如果承认曾经派遣毛国科等人前往日本进行议和，那么之前丁应泰、徐观澜等大臣指控其通倭议和的罪名便成立，进而把他们和其身后的更高指挥者一网打尽。

最后此事交由兵部审查，在万历二十八年(1600 年)十二月兵部将会审结果上报朝廷：“毛国科吐称初入倭营奉经理之檄文，令归本土赍倭将之书器，或者进步 时经理抚臣奉杨天讨先礼后兵，震军声以号倭魄。”

可见此时毛国科已经坦白，前去倭营进行和谈是奉当时御倭经理万世德之命。但兵部在上奏中为其辩解：“然所持檄文止一抄白，既无印信可凭，又无年月足据，其言曷敢轻信”，认为其所持檄文并无印信，不足为据。

可见此时兵部有意为邢玠、万世德脱罪，而此时兼理兵部事务的正是刑部尚书萧大亨。萧大亨在此之前被沈一贯推举为兵部尚书，但明神宗并没有采纳，而是让其兼理兵部事务，直至万历三十二年(1604 年)任 其为兵部尚书。

从日本学者城井隆志在《万历二十年代の吏部と党争》中对浙党人员的整理可见，萧大亨也是浙党之中的重要一员。由此可见此事件主要由浙党人士所操控，而沈一贯作为浙党的领袖人物，正是其真正的幕后指挥者。

张位被革职后，沈一贯作为唯一在阁的内阁辅臣，逐渐执掌万历朝政权，继续联络党同一气之人如邢玠、萧大亨、万世德等人 组成共同利益集团打击丁应泰、徐观澜等异己。沈一贯借用万历朝鲜之役，最大程度上确保和强化其政治利益，其所领导的浙党雏形也基本形成。可见，万历朝鲜之役对沈一贯的政治生涯来说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当然更为重要的是，可以看到当时明帝国的精英阶层，其实充斥着被“儒教”培养出来的精致利己主义者。国家利益在集团和个人利益面前，已经不重要了。前线的胜负、将士的浴血，远没有党争重要。明帝国的衰亡已经是必然的了。

参考资料:

《论明代的阁权》李渡

《明末浙党领袖沈一贯简论》王克婴

《万历援朝之战与明后期政治态势》‍万明

《明朝与朝鲜的壬辰卫国战争》杨通方

《壬辰倭乱期日本军的占领政策和影响》朴晢晄(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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