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三桂去世后，云南又发生了哪些事情？
御史大夫何嘉佑立刻提出，要给康熙皇帝加尊号，认为现在能够平定天下，完全依赖康熙一人的功劳。何嘉佑冲在第一个后，官员们害怕自己落后，立刻蜂拥而上，拼命颂圣。
康熙对于大臣的奉承却不认同。他对孝庄皇太后表示，叛乱平定后，将士疲敝，民众生活困苦，这时候应当整顿国家纲纪，进行战后恢复。怎么能认为是太平时期，安心接受加尊号的事情。
这种时候，康熙依然保持如此冷静客观的判断力，确实难得。当时全国在战乱后，都经历不同程度的损伤。云南也是如此。作为吴三桂的大本营，云南受三藩之乱影响较大。
战争未爆发时，吴三桂就开始搜刮百姓，拼命敛财。战争爆发后，云南初期作为后勤基地，要接受盘剥。后期直接面临战争摧毁。无论清军或者吴三桂军队，都对云南百姓造成不同程度的伤害。
对康熙来说，既要推行适当政策，保证云南短期问题。更需要一套体制，保证云贵地区不再出现同样的叛乱，从而达到长治久安。短期内，最好的办法就是招抚流民，开垦荒地。过去以农业为主的时代，粮食生产压倒一切。
康熙时，朝廷在这个基础上，又做了其他辅助措施。比如免除劳役租税，减轻赋税，为百姓发放耕牛、种子，以及其他生产工具，鼓励他们开垦荒地，恢复生产。官服对堵塞的河道及时进行疏通，为云南修建新的水利工程。
这些惠民措施，都帮助云南缓和战争创伤，促进社会稳定。这些措施仅是对百姓而言，吴三桂留下的弊政和军队仍是潜在祸患。康熙对云南过去的弊政，大多选择废除。这能减轻百姓负担，也可以树立朝廷威信。
至于那些零散军队。最初时，清朝曾打算将他们逮捕入京。不过，效果却不怎么样。沿途兵员逃亡极多，只能改为招降。
清朝给这些士兵发口粮，允许他们继续服役。也可以去开垦荒地，编入百姓保甲中。保甲是过去官府管理百姓所推行的制度。编入保甲后，可层层管制。
就这个办法像他们管理军队屯田一样。屯田是为解决军队物资问题，让军户自行耕地，筹获物资。当时那些开垦军田的军户，就基本被固定在屯田上，接受管制。
当时云南交通不便，从外面运粮极为不便。以屯田办法，可以很好解决物资问题。
可时间一长，军户不愿承担选择逃役，大片军田荒芜。清朝只能让把军田转为民田，交由百姓开垦。其实，三藩之乱后，云南最大的变化，就是土地制度的变化。
过去明朝赐给官员、亲王的庄田，也被清朝作价变卖，转为民田。正是有这些土地，康熙时期，云南才能进行如此大规模的开荒。
至于过去云南一直推行的土司制度，倒没有受到太大冲击。吴三桂时，曾主动打压少数民族的首领土司。三藩之乱后，清朝为拉拢土司，采用缓和政策。只是严加管制，并不急着废除。那些土匪盗贼，也受到打压。这都是为了保证清朝的统治。
这些措施的背后，都是清朝军力作为保障。云南地处边境，与邻国接壤，如果当地军力空虚，很难保证不被入侵。
内部矛盾重重。三藩之乱后，清朝把军队统一划编，统一归朝廷指挥。又迅速调遣6900员兵丁，分驻云南各处战略要地，以军事实力震慑，保障后续政策推行。
只有军队还是不够，更需要财政支持。庄田被变卖，也是为了增加朝廷经费收入。除了赋税收入，清朝又把矿、盐收入揽在自己手中。吴三桂时，曾私自开采铜矿、金矿，收益丰厚。清朝也想把它们归入国库。但这个过程，相对前面几项来说，会稍微慢一些。因为过程艰难。
以铜矿来说，铜可以铸钱，也可以造兵器。康熙二十一年，时任云贵总督蔡毓荣提出《筹滇十疏》，其中就有关于开采铜矿的建议。
这道建议被康熙采纳，推行过程中，却屡出问题。当时所产矿业都被官员私自占领。直到康熙四十四年，时任云贵总督贝和若对铜矿进行变革，才让云南地区矿税迅速增加。
至于产盐的收入，清朝从卤水生产，一直到销售、运输，全程控制，实行官运官销，获得更多收入。这套办法在康熙三十年推行，但很多弊病也随之而生，难以解决。
拿走军权、财政后，清朝对云南官场进行大规模整顿。吴三桂镇守云南时，曾向朝廷讨要人事任免的权力。吴三桂人任免了云贵地区绝大部分官员。以至于当时有“西选官”的说法。
三藩之乱后，康熙明确规定，官员题补任免，都要通过吏部审核。保举官员的话，也得按规矩走，不能同年同乡亲徇情私自保举。
如果总督、巡抚保举的官员将来出现问题，也要负连带责任。这样一来，任免官员的权力就到朝廷手中。
三藩之乱以后，康熙时推行的政策，确实让云南得以恢复，也保证了当地的长期稳定。康熙五十年地方官员奏报，当时云南地区的耕地已经基本占满，没有空余空地。这说明云南不仅农业恢复很好，人口也恢复不错。
云南还成为铜矿、盐的重要产出地。而且，清朝在云贵地区推行的督抚制度，替代过去的藩王割据后，虽有民间造反，但再也没有出现督抚一级的官员造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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