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与《楚辞》：其创作技巧在魏晋时期得到了极大的发扬
首先，无论是公宴、赠答还是玄言题材的送别诗中都可以找到魏晋送别诗的踪迹；其次，在艺术手法上，魏晋送别诗意象的选用和诗歌结构的安排都对后世送别诗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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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别题材对后世的影响
魏晋时期，诗人将送别诗作为抒发个人情感与政治理想的媒介，随着诗歌创作的发展与完善，涌现出了多种送别形式，这对此后送别诗创作的多样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魏晋送别诗中的赠答和玄言说理对后世送别诗创作的影响较为典型。
一、赠答形式
魏晋许多送别诗的创作都采用了赠答的形式，一般在赠答送别诗中诗歌是有赠有答的，既抒发离别的苦痛，又有情感与人生志趣的交流，是送别与赠答双重题材的诗歌。再如刘祯《赠五官中郎将诗四首》、王粲《赠蔡子笃诗》《赠士孙文始》《赠文叔良》《赠杨德祖》……
此后，赠答这一形式便以一种司空见惯的方式存在于送别诗之中。例如高适在其《送李少府贬峡中王少府贬长沙》中写有：“圣代即今多雨露，暂时分手莫踌躇。”作者以志趣相劝勉，以豁达的笔触写淡离别时的伤感。
这类题材在唐代送别诗中还有许多，如杜审言《赠苏绾书记》，李白《广陵赠别》《赠汪伦》，杜甫《赠卫八处士》《短歌行赠王郎司直》《赠韦赞善别》等。从中可以看出，赠答形式的送别诗在魏晋时期继承了“临别赠言”的写作方式并开始兴起发展，逐渐发展成为六朝以及后世送别诗创作中的常用形式。
二、感悟说理
从西晋前期文人孙楚到后期文人张载，他们的送别诗都或多或少带有玄学色彩。后世的众多诗人在魏晋风度的影响之下都试图从诗歌创作中达到魏晋时期玄意脱俗的境界，追求有超拔于尘世的倾向。因此，玄言说理与离别之情交织便成为魏晋送别诗的又一特色。
如王昌龄《芙蓉楼送辛渐》中的“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毫不费力得超诣之妙，诗人以“冰心”自喻，全诗的境界在结尾两句迅速拔升，使全篇生辉，流传千古。这些疏旷、超凡的诗作与魏晋时期的潇洒风流隔世相映成辉，使送别诗中超诣玄妙的境界流传于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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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手法对后世的影响
魏晋时期，送别诗创作的艺术手法逐渐成熟，尤其在诗歌意象的运用和诗歌结构的安排上具有其时代特色和首创意义，也深深影响了后世送别诗歌的写作形式和技巧。
一、意象的使用
魏晋送别诗中的意象选用对后世送别诗的影响极为深远。自《诗经》开始，意象就被广泛运用到有关送别的创作中，魏晋时期，诗歌意象的种类逐渐增多，其中蕴含的文化内涵与意义也进一步丰富，进而影响了后世送别诗中意象的使用。
（一）远行意象
车马与远行历来都是送别诗歌创作中十分重要的主题，在《诗经》中诗人们就已经将与远行有关的各类意象赋予离别的情感。这一阶段的出行送别虽然也表达送别双方的不舍之情，但其要旨在于祈神降福，所以诗歌中蕴含的情感色彩与魏晋有着本质的不同。
进入魏晋时期以后，文学的自觉带来了情感的解放，诗人在送别诗中开始不再刻意的掩盖自身的情绪，而是让别离的悲伤被尽情地渲染。因此，这一阶段的送别诗依托“车”“马”等远行意象将送别的情感表达得哀婉而凄凉，深深影响了后世送别诗的创作。
（二）宴饮意象
在魏晋之前，文人阶层并未完全形成，文人彼此虽然也有密切的关系，但远远达不到魏晋时期的规模。因此，这一时期“酒”的意象与祭祀、欢宴更为密切，而与别离的关联度较低。而魏晋时期，人们的对于饮酒以及宴饮的态度发生了改变，诗人在送别的酒宴上乐于抒发自身意趣，表达对友人的依依不舍与深厚的思念之情。魏晋之后，许多
诗人都十分怀念魏晋时期的潇洒风流，每每作别之时都引魏晋“金谷园”之典故来慰藉伤怀。许浑在《谢亭送别》中有“日暮酒醒人已远，满天风雨下西楼”将送别之酒作为创作中描绘的重点；骆宾王的《送郭少府探得忧字》中“当歌凄别曲，对酒泣离忧”一句承袭魏晋送别诗中关于“酒”意象的写作方法，对酒当歌泣诉离愁，情感直白且豁达。
（三）草木意象
魏晋时期，送别诗在以“草”为意象时，草的本身属性往往被掩盖。如孙楚《征西官属送于陟阳候作诗》中的“晨风飘歧路，零雨被秋草。倾城远追送，饯我千里道”只是将“草”作为一种离别时寻常可见的事物。但随着时代的发展，送别诗中的意象开始呈现复杂、深邃的特征，以“柳”寓别的手法被广泛运用到其他草木意象中,比如将草色的缠绵与离情紧密地关联起来。
（四）建筑意象
从魏晋时期开始，就有送别诗将“亭”“楼”等意象纳入创作的范畴中，作为表达离别情伤的重要载体，并以“高楼长亭”作为别离的符号，将诗人的离思化入意象之中，写入诗篇之内。后代众多送别诗中有关离亭的描述，也或多或少受到了魏晋送别诗的影响。登高望远、以送行人是魏晋送别诗中开始描绘的现象，在其本身的诗作中并不甚多，却深刻感染了后世送别诗的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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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结构的安排
魏晋送别诗在诗歌结构的安排上渐趋成熟，其在对仗结构和组诗结构的使用上都对后世送别诗的创作产生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与影响。
（一）对仗结构
从送别诗歌中运用对仗手法的发展历程来看，可以简要的将之分割为三个阶段：其一是《诗经》时期的萌芽期，其二是魏晋时期的繁盛期，其三是唐代的定型期。建安期间，送别诗中的对仗结构就已经出现典型例证，与后世的五言诗已经没有明显的差别。
并且与《诗经》和《离骚》相比，魏晋时期送别诗的对仗句中基本不存在虚词相对的情况，诗人们开始有意识地回避上下句中相同的字词，这种做法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后来唐代律诗体裁的溯源。
（二）组诗结构
组诗结构在诗歌发展史上也经历了多个阶段。其一是《楚辞》时期的初创期，其二是魏晋时期的发展期，其三是唐及以后的消退期。与对仗结构不同，组诗结构在秦汉时期结构体系虽然不完整，但创作数量最多；到了魏晋时期，组诗的结构体例开始定型；进入南北朝及唐代以后，组诗结构日趋完善，但唐以后却逐渐被主流创作者所摒弃，创作数量相对较少。
通过对比来看，首先，魏晋的组诗结构中诗歌数量较多，且长短不一，其中多的可以达到八首。而后来组诗中诗歌数量较少，且长短较为规范，一般以两至三首较为常见。其次，魏晋的组诗之间句子数量差距较大，如郭遐叔的《赠嵇康诗二首》第一首有二十七句，第二首仅有六句。而组诗结构发展到后世，诗歌之间句数则相对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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