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是如何人口普查的，怎么统计出来的

我们现如今能够得知我国人口的数量，基本上都是需要人口普查，而在很多古书典籍当中，也有对于古代的人口的记载，包括数量、分布地区等等，那古代是否也有人口普查类似的工作呢？古代是如何得知人口的准确数量的，古代时期的人口数量又是怎么样统计出来的呢？古人在这方面有什么办法吗？下面就让小编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1、东汉孝子背着母亲去县衙登记户口

《二十四孝》中的《行佣供母》，讲述了东汉江革孝顺母亲的故事。这个故事来源于《后汉书·江革传》：“江革字次翁，齐国临淄人也。少失父，独与母居。……建武末年，与母归乡里。每至岁时，县当案比，革以母老，不欲摇动，自在辕中挽车，不用牛马，由是乡里称之曰‘江巨孝’。”文中说到的“案比”，是指“案户比民”，也就是汉朝的户口登记与核查。

在人口统计方面，汉朝的“案比”要求比较严格，不仅指定了时间也指定了地点，还要求本人去到现场接受核查。按照《后汉书·礼仪志》中描述的场景——“仲秋之月，县道皆案户比民”，场面相当壮观。于是，即便江革的母亲年事已高，也要前往案比的县衙所在地。江革担心母亲坐车的时候，如果是牛马拉车的话，会有颠簸。为了让母亲能够舒服一些，江革甘当牛马，自己拉车。于是，乡里人称他为“江巨孝”，后来，孝感动天的他还被朝廷请去当谏议大夫。

在“七人普”中，如果被抽中“长表”普查登记的话，需要填写48项指标，其中，住户项目有19项，主要是了解居住情况，比如本户现住房建筑面积、本户现住房间数、住房所在建筑有无电梯等；个人项目有29项，主要是了解受教育、就业、婚姻生育和健康情况，比如生活来源、初婚年月、过去一年的生育状况等。

汉朝的案比项目也不少，编制户籍时，不仅要登记每户男女人口、姓名、年龄、籍贯等情况，还比现代人口普查多了一项——“相貌”，也就是身高和肤色。比如，据《居延新简》记载：“戍卒南阳武当县龙里张贺年卅长七尺二寸黑色”。这里面包括的信息就有职业、籍贯、年龄、身高、肤色等，大意就是，这个戍守边疆的士兵叫张贺，出生在南阳郡武当县龙里，30岁，身高七尺二寸，肤色黑。

登记身高和肤色，不仅可以防止造假，还可以顺带发现美女。汉朝的案比带有选秀的功能，遇到13~20岁的少女时，如果颜值比较高，就记录得特别认真。据《后汉书·皇后纪序》记载：“汉法常因八月筭人，遣中大夫与掖庭丞及相工，于洛阳乡中阅视良家童女，年十三以上，二十以下，姿色端丽，合法相者，载还后宫。”据说，汉朝第一美女赵飞燕，就是在案比时通过选秀入宫，艳惊天下的。赵飞燕与杨贵妃并称“环肥燕瘦”，唐朝的李白也有诗为证：“十五入汉宫，花颜笑春红。……宁知赵飞燕，夺宠恨无穷。”“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

最早的比较完整的人口统计数据，出现在西汉末年的汉平帝时期。据《汉书·地理志》记载：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民户千二百二十三万三千六十二，口五千九百五十九万四千九百七十八”。《湖南经济通史》也引用了《汉书·地理志》的数据说，汉平帝时期湖南地区的人口是71万余人，只占全国总人口的1.2%。其中，长沙郡43470户，235825人。

不过，以古代的交通条件和统计能力，能够把户口数和人口数精确到个位数，还是令人生疑的。更不用说曾经“平水土、分九州、数万民”的大禹，西晋皇甫谧在《帝王世纪》一书里说，所谓大禹“数万民”就是统计人口，还言之凿凿地说，当时统计的数字是13503923人。这种说法大概也就只能列入神话传说了。

2、明朝建了960间房来存放“户口本”

户籍制度在封建社会，与徭役直接相关。在历朝的开国皇帝中，明朝的朱元璋应该是最为重视人口统计的。

早在起兵抗元期间，每次带兵攻克城池，朱元璋就向老百姓发放“户由”，户由上面记录了民户的姓名、籍贯、田土、房产等。为了取信于民，据《国初事迹》记载，朱元璋还“俱自花押”。

到了坐稳江山之后，朱元璋开始推行“户帖”制度。户帖可以说是今天的户口本的雏形。户帖由户部印制，上面记载了每户的人口、籍贯、年龄等信息，不仅有勘合字号，还有户部的官印。户帖一式两份，一份归户部，一份由百姓自己保存。

印制的户帖，虽然记载很详细，但是容易跟不上形势的发展，也不好修改。于是，到了洪武十四年(1381)，朱元璋又推出了“黄册”制度，黄册“以人户为母，以田为子，凡定徭役、征赋税用之”。后来，又编制了登记田亩的“鱼鳞图册”，鱼鳞图册“以田为本，以人户为子，凡分号数、稽四至，则用之”。

黄册不仅记录人口信息，还要标明和区分户籍种类。明代有民户、军户、匠户、灶户等户籍分类，不同的户籍对应不同的赋役。按照当时的规定，每十年编制一次黄册，由户部统一指挥，地方官府具体负责，称作“大造黄册”。地方官府以里为单位，每里制作两册，派遣官吏下乡逐户核查、填写信息。这两本册子，一本留在地方官府，是用青纸做封面；另外一本上交户部，是用黄纸做封面，后来就称作“黄册”。

每次上交的黄册越来越多，为了找地方存放，朱元璋选定了南京的后湖(今玄武湖)，建造房屋专门存放黄册。到了明末，玄武湖黄册库房多达960间。

据统计，明朝一共大规模造了27次黄册，每次6万多册，南京玄武湖黄册库至少收藏了179万册。可惜的是，到了明朝末年，为了抵抗清军的进攻，明军就地取材，把黄册当作守城物资，有的拿去填充城墙，有的拿去制作火药引信，一下就毁掉了一大半。到了清初，黄册更是大量散失，甚至在路边论斤卖。清朝桐城诗人方文的《负版行》描述了当时的场景：“不知是何大书册，路旁堆积如芦柴。行人纷纷来买此，不论何书只秤纸。官价每斤钱七十，多买少买随人耳。借问此是何版图？答云出自玄武湖。”令人唏嘘不已。

不过，虽然官方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修造黄册，“费民间无限金钱，不过置之高阁”，也没有得出令人心服口服的人口数字。史学界一直不太认可明朝的人口统计数量。《明实录》记载的明朝人口巅峰总数是6015万人，《中国人口史》认为，明末崇祯三年人口可能有1.9亿，崇祯十七年大约是1.5亿。《湖南经济通史》在考证明朝万历年间湖南地区人口时，也是采取估算的方法，估计湖南地区的户数在90万户至95万户之间，人口为500万左右。

就连明朝官修书《大明会典》在说到黄册时，先是肯定了之前的成绩：“国初核实天下户口，具有定籍，令民各务所业。”然后毫不讳言地指出：“其后休养既久，生齿渐繁。户籍分合及流移附属，并脱漏不报者多，其数乃减于旧。”由此可见，修造黄册确实是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

3、康乾30年里湖南人口增长了4倍多

纵观封建王朝时期，官府管理户籍统计人口，主要目的还是为了派差和税赋，最简单的做法就是沿袭旧例。

清军入关后，基本参照明代户籍管理和户口统计制度，确立了对州县赋役户的户籍管理和户丁编审的一套制度，凡“编审责成州县印官察照旧例造册”。所谓的“察照旧例”就是参考明代制度。

一开始是三年进行一次人口统计，顺治五年(1648)规定，州县赋役户丁“三年编审一次……凡造册人户，各登其丁口之数而上之甲长，甲长上之坊、厢、里长，坊厢里各长上之州县，州县合而上之府，府别造一总册上之布政司……总其丁之数而登黄册”。后来变成了五年进行一次人口统计，顺治十三年(1656)规定，州县城乡赋役户丁每五年编审一次。

明末清初，社会动乱不已，湖南地区也是烽火连绵，按照《善化县志》的描述，“残毁瓦砾，荆榛千里，如一青嶙，白骨所在皆然”。另据《长沙县志》记载，湖南地区当时有“弥望千里，绝无人烟”之说。战乱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人口剧减。据《清朝文献通考》考证，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湖南地区人口只有121万余人。而在明朝隆庆六年(1572)，湖南地区的人口有191万人。百余年间，人口少了三成多。

不过，清朝初年人口的减少，除了战乱的影响外，瞒报数据也是一大原因。几千年来，一直奉行的是按照人口缴纳赋税的制度，人丁越多，赋税越重。为了逃避赋税，瞒报人丁是常有的事情。康熙五十一年(1712)，康熙下旨说：“人丁编审，按康熙五十年征粮丁册定为常额，其新增者谓之‘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格外开恩的“永不加赋”，从经济利益上消除了人口增长的约束机制。

到了雍正元年(1723)，又推行“摊丁入亩”政策，正式取消了人头税。每户缴纳赋税多少随田亩而定，不再受人丁增加的影响。

人口增殖一旦摆脱了赋税和差役的制约，再加上农耕业的技术发展，人口数量就像脱缰的野马狂奔起来。

以湖南地区的人口统计为例，康熙五十年(1711)只有1550595人，但是到了乾隆七年(1742)，就增至8445179人。仅仅隔了31年，人口就增加4倍多。再到后来的道光三十年(1850)，湖南地区人口突破了2000万，达到20614000人。这样的增长速度，已经远远不是自然增长的概念所能解释的事情。

1931年2月8日，刊登在湖南《大公报》上的湖南人口统计。

4、民国查出了“四万万同胞”

民国时期，当时人口统计成员主要是警察。但并不是警察挨家挨户地上门调查，而是要各地方人口自己到指定地点进行登记。民国时期社会动荡不安，人口调查数据至今众说纷纭，但“四万万同胞”的说法却异常响亮，这是怎么回事？

1912年，中华民国刚刚成立，北京政府内务部就进行了一次人口清查，被认为是中国有史以来人口普查项目最详细的一次，不仅将各省的人口数按性别、年龄每5岁一组，从1岁至110岁编列，甚至对死于传染病的人数也按每5岁一组，这是此前从未有过的统计方式。这次调查结果一直拖到1916、1917年才陆续发表，但却只有苏、浙、赣等19省和绥远、京兆两特别区的数据，安徽、广东、广西等个别省却未调查，因此得出的41964万人难以让人信服。

1928年，面对混乱的人口数据，南京国民政府不得不启动人口调查，但这次调查却还是“带不动”。原本规定1928年底就要截止，但到1930年7月底，也只有16省和南京、上海、北平、汉口、天津5个特别市“交作业”，而其中还有3省交的却是“缺斤少两”。没办法，内政部只能对没交作业的12省进行“合理估算”，估出了全国人口474787386人。

这是民国政府第一次“官宣”全国人口总数，也是“四万万同胞”一词流行的最重要依据。

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在1953年，新中国开始了第一次规模巨大的全国范围的普查，这是中国第一次有了现代意义上的人口普查，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今天。

回到目前进入紧张比对复查阶段的“七人普”，湖南人比较期待的数据应该至少有两个吧，比如，中国有多少人，湖南有多少人。此前的统计数据显示，2019年末湖南全省常住人口6918.38万人。这次是不是可以正式突破7000万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5、那些形形色色的奇葩统计

由于人口统计任务繁重，有些朝代也出现了偷懒的做法。

唐朝玄宗开元年间，人口统计和管理就比较混乱，据说有的地方政府“死不除名，生不入籍”，每年就是做做加法，在之前的户籍数据上略作修改，然后就报上去。

宋朝为了方便统计，干脆只统计壮年男子，“男夫二十为丁，六十为老，女口不须通勘”。不统计女性、老人、小孩的一个后果是，后世在研究宋朝人口时，只能估摸着推算。《湖南经济通史》根据宋朝崇宁元年的统计数据，估计湖南地区的户数是1194577户，以户均5人来推算，人口是5972885人。

元朝忽必烈时期，设置了一整套独到的人口统计方法。官府通过验人户、收成的多寡，分上、中、下三等户，每等再分为三级，如上上、上中、上下等，称为“三等九甲”，都登记在鼠尾文册中。之所以叫“鼠尾册”，是因为当时在统计造册的时候，把丁粮多的大户、富户编在前面，方便负担重役；把丁粮少的小户、贫户编在后面，方便负担轻役。前面的大户如虎头，后面小户为鼠尾，故称为“鼠尾册”。

马可·波罗来到元大都的时候，就对神奇的东方古国的“鼠尾册”盛赞不已。据《马可·波罗游记》记载，“这里的习惯是，城市中每个自由民，包括住在城里形形色色的人，都在门上写明自己、妻子、孩子、奴婢以及住在家里各人的名字，还要写明所养动物的数目。如果有人去世，就将名字抹掉。如果有孩子出生，就添上名字。这样，君主就能够知道城市人口的确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