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两次对阵西北叛乱，为何敢重用年羹尧而避忌同为汉将的岳钟琪
从康熙十七年年始，西北就不再安定。先是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在沙俄政府的支持与怂恿下，割据西北，预与大清成割据之势。为挤掉噶尔丹这个“火疖子”，康熙二十九年至康熙三十五年，大清王朝三征准葛尔，到底将噶尔丹打败，逼入绝境的噶尔丹自缢而亡，这场大战告一段落。康熙末年，三征噶尔丹时期的大清同盟，策妄阿拉布坦开始在西北蠢蠢欲动，于康熙五十六年爆发叛乱。康熙皇帝任命自己的第十四子胤祯为“大将军王”，替自己出征。自康熙去世之前，胤祯已经取得了阶段性胜利，策妄阿拉布坦已经处于败阵逃亡之势，然而大清王朝皇位交接出现的种种问题，给了策妄阿拉布坦喘息之机，侥幸保住了性命。
图1康熙平定准噶尔
到了雍正朝，大清朝廷为了分化西北蒙古部落，尤其是此时一家独大的和硕特部，特地封受此时为和硕特部首领的罗卜藏丹津的侄子察罕丹津为亲王，与罗卜藏丹津平起平坐，分化之意再明显不过，这让罗卜藏丹津十分不满。因此前盟友罗卜藏丹津与之前的对头策妄阿拉布坦结盟，利用大清朝廷接班人交接朝局不稳之际，造反反清。
雍正元年，在举目朝野无可用之亲信的前提之下，任命之前对自己继位有恩的年羹尧为平定西北叛乱的大将军。应该说，雍正皇帝此次用人充分显示了他识人之准和极有魄力的一面。在年羹尧之前，像大将军这样的带领大规模军团作战的重要职务，一定是宗室皇亲，要么至少也是宗室监军，以满洲亲贵为实际领兵大将，而年羹尧是第一位汉军旗人大将军。年羹尧果真不负雍正皇帝之望，于次年即雍正二年，就痛快地平定了此次西北蒙古大叛乱。年羹尧立下不世之功，成为雍正初年，朝野上下红极一时之人。可惜了这位曾经被雍正皇帝捧上天的“千古名臣”，没两年就被千夫所指，被冠以92款大罪，被赐自尽身亡。
图2准噶尔盆地
年羹尧是死了，但是西北蒙古叛乱并没有因此而停息。卫拉特蒙古准噶尔部首领，策妄阿拉布坦长子，噶尔丹策凌于雍正六年再次叛乱。雍正七年，雍正皇帝决定对西北用兵。为了这次用兵，雍正皇帝做了很多准备。但是战争的结果却让原本成竹在胸的雍正皇帝大跌眼镜，和通泊一战，更是让大清北路大军几乎消亡殆尽。
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导致雍正朝两次西北用兵结果截然不同？是用人不当还是战略战术出现错误？又或另有他因？对着上述问题，我们辩证地分析一下两次战争，看看问题出在哪。
关于雍正元年这次用兵。大背景前文已经简述。对这次大战全权负责的是时任川陕总督的年羹尧。雍正皇帝之所以点年羹尧为将，除了“无亲信之人可用”而外，更主要的是年羹尧已在西北管理军政多年，并且当年配合胤祯对付策妄阿拉布坦之时，就表现出过人的军事指挥能力，襄助胤祯几乎完成平定大功。所以年羹尧对于西北敌我状况都是了如指掌的，照比其他京城或地方的满洲亲贵将领乃是“先天”巨大优势。此外，年羹尧手下是名将云集，尤其是岳钟琪，更是骁勇善战，有千里之外取上将首级之本事，因此年羹尧确实是当时独一无二的最佳人选。
图3年羹尧（1679年—1726年）
除此之外，雍正皇帝对年羹尧给予了充分的信任。年羹尧虽然是大将军最佳人选，但是无奈自己汉军旗人之身份，朝野满洲亲贵对此颇有些微辞。据雍正皇帝后来自己在批阅年羹尧奏折中所写，怡亲王胤祥对于年羹尧带兵十分支持，并且建议赋予年羹尧西北军事绝对领导权。说实话，笔者认为雍正皇帝这段朱批，很可能是为了缓和年羹尧和怡亲王之矛盾而刻意为之，略带夸张地表述了胤祥的态度。相信胤祥对于年羹尧的支持是一定的，因为他确实可用，至于赋予多少权力，以胤祥之城府，不会僭越提出“全权负责”这样的建议。当然，依照雍正皇帝的意思，既然怡亲王保举了你，朕自然对你无比信任。因此，雍正皇帝特地赋予了年羹尧西北军政“专困”之权，也就是有了先斩后奏之权力。
有了“特权”的年羹尧自然放手大干。正因如此，年羹尧在西北战事“犯”了很多错误。
例如：践踏蒙古佛教寺庙，违背大清立国之策；夸大下属功绩，冒举滥举官员；对待下属乃至平级官员，态度傲慢，甚至盛气凌人逼迫对方下跪；地方财政大权独揽，报销项目混乱，冒领滥领军饷等等。这些“秋后”都成了年羹尧之罪状。
但是在战时，年羹尧正是有了这些特权和就地取材的便利条件，才能够提前完成平反大业，才稳定了雍正皇帝危机四伏的皇位。所以雍正皇帝说年羹尧是自己的“恩人”，真心没错。但是就是反目之后，能如此彻底之恩断义绝，确实也能让人倒吸一口凉气。
图4雍正皇帝，爱新觉罗·胤禛（1678年—1735年）
阶段性总结一下，年羹尧或者说雍正初年之大清，之所以能赢得这么漂亮，主要还是针对军事当年的政策运用得当，“人财”都得以充分发挥。原本就实力占优，怎能不胜？
相比之下，雍正七年这次用兵情况就不尽相同了，主要如下：
1.用人方面。由雍正初年的年羹尧一手抓，变成了兵分两路。西路军主帅是汉人岳钟琪，而北路军主帅是满洲亲贵傅尔丹；
2.财政方面。由雍正初年的就地取材，变更为中央统一调配。由雍正皇帝亲自主持，以胤祥、张廷玉和蒋廷锡组成三人小组，全面负责前线物资调配工作。虽然，三人小组日以继夜的工作，但是还是做不到供给随要随到，而且满汉两路物资分配定有不合理之处，造成前方将士懈怠；
3.战略战术方面。由雍正初年的“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改为“勤汇报，多请示”，作战方略经中央批准后方可实施。如此一来一回半月有余，不贻误战机才是不讲道理。
图5张廷玉（1672年—1755年）
各位请看，政策上照比雍正初年，调整和变化是巨大的。那么雍正皇帝为什么要做出如此调整呢？
第一目的当然是为了防止出现“年羹尧第二”。虽说此时雍正皇帝之地位已经十分稳固，但是想起年羹尧之时的尾大不掉，还是让雍正皇帝心有余悸。
其次，还是对汉人的提防以及来自朝野亲贵之压力。
岳钟琪乃抗金英雄岳飞之后，又是纯粹的汉人，连旗籍都没有，好歹年羹尧还是旗人，所以关系又“远”了不少。但是，这其实雍正皇帝对岳钟琪并非不信任，在朝野上下对岳钟琪较年羹尧更有微辞，更甚至主动有人劝诱岳钟琪起兵造反的情况下，雍正皇帝还是坚持授予岳钟琪宁远大将军，并且擢升岳钟琪年仅20多岁的长子岳濬为山东布政使，后来又升任巡抚。但是，信任归信任，此时雍正皇帝并非雍正初年在朝野孤立之时，满洲亲贵是一定要团结的，大清王朝是满人建立的王朝，这一点是清朝历代皇帝都得铭记之根本。
这种满汉之间的矛盾，以及满洲亲贵将领的自大，前线两线之间必然互相敌视而掣肘。这也就有了后来傅尔丹孤军深入敌占区，最后中了噶尔丹策凌的诱敌深入之计，大清王朝仅剩2000多将士死里逃生。傅尔丹这路军队以满洲八旗为主要配置，这一仗多为满洲亲贵以及宗室皇亲将领命丧战场。这就是大清王朝对阵西北蒙古叛乱最大的一次失利之战，史称“和通泊之战”。
图6岳锺琪（1686年11月8日—1754年），字东美，号容斋，四川成都人
而岳钟琪也是中了敌人声东击西，调虎离山之计，致使北路军成孤军深入之势。当然，北路军的失败主要责任还是在主帅傅尔丹。而雍正十年的又一次小失利，岳钟琪受到雍正皇帝严责。此时，鄂尔泰等权臣借机落井下石，网络岳钟琪罪名，极力弹劾之。雍正皇帝解除了岳钟琪之兵权，押解回京。最后，岳钟琪被削爵和解除一切职务，判定为“斩监后”。而主要失利责任人傅尔丹，仅遭到削爵和降职处理。不过，最后傅尔丹还是东窗事发而被贬为庶人，和岳钟琪一起被判了“斩监后”。
对于战局失利责任之处理，雍正皇帝的做法显然是偏颇不公的，这种重满抑汉是大清王朝皇帝处理人事问题之一贯方针，所以不足为奇。而导致战争失败的主要原因还是前后两次对待战争方针和策略的变更。当然了，皇帝是不会有错的，背锅的都是大臣。
图7清平大小金川
乾隆皇帝继位之后，将傅尔丹和岳钟琪同时释放。傅尔丹和岳钟琪，在乾隆十三年时，大小金川战事焦灼之时，双双临危受命，力挽狂澜。毫不夸张地说，“小舅子”傅恒这个金川战役主帅接任者，是承接了前人打下现成的胜利果实，白白地捡了个头功。对比金川战役前后两位主帅讷亲和傅恒，不得不感慨命运之诡异。而傅尔丹和岳钟琪两位满汉主将，也在乾隆十七年和乾隆十九年，先后溘然长逝。
乾隆皇帝缅怀二位效力康雍乾三朝之将军，去除了之前所有处分，分别赐谥号“温悫”和“襄勤”，并赞誉岳钟琪为“三朝武臣之巨擎”，也算是对岳钟琪身后之安慰吧。
文：王金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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