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飞之死，不独为奸臣秦桧所害，主谋原来是他
一首《满江红》慷慨激昂，饱含了抗金名将岳飞誓为国家收复失地的凌云壮志。可惜他壮志未酬身先死，空留遗憾在人间。
岳飞之死，妇孺百姓皆知，他是被奸臣秦桧所害。后世学者却众说纷纭，有人说，岳飞的冤案中，宋高宗的责任大于秦桧；还有人说，岳飞对于“精忠报国”的做法是“国”大于“君”，他触碰了君王的底线，高宗自然容不得他。
若论根源，还是南宋的国力太弱，宋高宗被金朝打怕了，为了求和投降，不管是割地赔款，还是俯首称臣，亦或是杀害、贬逐金朝看不顺眼的忠臣干将，都无所谓。
而竭力反对“议和”，强烈要求率军恢复北地的岳飞，自然成了高宗眼中的障碍，必除之而后快。
满足了金朝几乎所有的要求之后，高宗终于等来了他期盼以及的和平，与金签订了《绍兴和议》。
宋朝历史上除了这次非常屈辱的《绍兴和议》，还与周边的辽、蒙、女真等政权举行过无数次的谈判，订立了许多条约，使节交聘之多，外交往来之频繁，历史罕见。
之所以有如此的外交往来，是因为10至13世纪，辽、金、蒙古相继兴起并入侵中原，先后与宋形成了势力均衡的局面。于是外交便成为两宋维系政权生存与发展的重要手段。
台湾知名历史学家陶晋生，致力于宋辽金史和中国史、边疆史、社会史的研究，造诣颇深。他的新书《宋代外交史》全面梳理了两宋对辽、金、蒙古开展外交的历史，详细叙述了澶渊之盟、绍兴和议等重要条约订立的博弈过程，细致展示了两宋弹性运用“和、战、守”三策，与强大外敌达成和平相处状态的生存智慧，以及联金灭辽、联蒙灭金导致覆亡的历史悲剧。
宋与辽之间最重要的合约便是《澶渊誓书》。《澶渊誓书》是宋辽外交关系的基础。条约缔结之后，宋辽两国皇帝之间是平等的关系，以兄弟相称。
作为保存关南地的代价，宋每年向辽支付岁币，作为对方出兵的补偿，而不是进贡。
《澶渊誓书》确定了两国的疆界。承诺双方百姓均不可越界，两国的延边防守措施也不可以增加，以维持和平、免战的善意。
自此之后，宋辽两国的交往比较密切。双方经常进行使节交聘，互贺新年，互贺生辰，赠送礼物，好像真的成为亲戚一样。
《澶渊誓书》，在陶晋生看来，是宋朝统治者出于务实和理性的考虑，以弹性外交与强敌达成的适度的“包容之道”。 为两国维持了长达120年的和平。
北宋末年，宋违背檀渊之盟，联金灭辽，不战而胜，没有付出就得到了燕京和六州。此时，宋本应向以往对辽一样维护与金的和平关系，可是宋却率先容纳叛徒，违反合约，给了金出兵的借口。
120年的和平让宋辽两国的武力都懈怠松散，有强悍军队的金在短短的十年内就打败了辽，灭亡了北宋，还顺便掳走了宋徽宗、宋钦宗做人质。
康王赵构被群臣扶为南宋的第一个皇帝——宋高宗。南宋政权在军事上、政治上都无法与金抗衡。高宗被金打得到处狼狈逃亡，甚至跑到海上躲了好几个月。
为了向金求和，做为一国皇帝，高宗也算是卑微到极点了。他亲笔题书给金朝元帅，说金人“天命有归”“天地之间，皆大金之国”，请金人“赐以余年”，甚至愿意做金朝的藩属小邦。
最终，宋高宗以向金国纳贡称臣为代价，换回了淮河以南半壁江山的统治权。
宋存于外交，也亡于外交。外交的成败直接影响了宋的政权存亡。宋辽达成的“澶渊模式”维持了长达120年的和平，宋代的两次外交失误——联金灭辽和联蒙灭金，则直接导致了北宋和南宋的覆亡。
可见，没有强大的武力做后盾，再外交上根本没有话语权。只有势力均衡的局面下，才能有平等的外交权。宋代外交的经验与教训值得后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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