晁错死在仇人的计谋下，确实憋屈，这算不算汉景帝的失误？
晁错，西汉名士，颍川（今河南省禹州市）人。汉高祖七年（前200），晁错出生。早年，他跟从法家学者张恢学习法家思想。汉文帝时期，他因为个人文采入朝为官，成为太常掌故。 后来，晁错受太常派遣，跟随伏生学习儒家思想，专攻《尚书》。学成归来后，晁错成为太子舍人，来到刘启（即后来的汉景帝）身边工作。在被擢升为博士后，晁错上《言太子宜知术数疏》，建议太子掌握治国方略。因而不仅汉文帝欣赏晁错，将他指派为太子家令，太子刘启也对晁错十分信任。
晁错是个真心为国，将个人利益置之度外的人。汉文帝前元十一年（前165），面对北方匈奴威胁，晁错作《言兵事书》，向汉文帝陈述“以蛮夷攻蛮夷”的策略。虽然汉文帝在奖赏晁错后并未采纳这一建议，但晁错还是持续关注边关战事，又作《守边劝农疏》。 这一次，汉文帝终于看到了晁错观点的可行性，采纳了用经济手段鼓励移民，以移民实边的办法来抵御外敌的策略。随后，晁错又作《募民实塞疏》，给出了具体的移民措施。
在朝中任职的多年里，晁错屡次上书议论国家大事。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颇为实际，观点切实可行，因而总体而言晁错的为政能力不弱。而他尽心尽力地为国效力，也着实是他对个人追求的充分实践。
因而要说晁错的死是不是冤死，还得看他的死到底是有利于国，还是毫无意义，只是做了替罪羊。
汉文帝后元七年（前157），太子刘启即位，晁错被提拔为内史，成为宠臣。晁错没有显赫军功，也没有高贵爵位，却得到汉景帝的信任。他频繁发表自己的意见，汉景帝对他甚至言听计从，这使得周亚夫、窦婴等一众有功重臣都对他不满。
景帝二年（前155），晁错作《削藩策》，说：“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随后汉景帝召集众臣商讨。由于这策略是景帝身边的红人提出的，众臣不敢反对。最终，景帝剥夺赵王、胶西王、楚王和吴王的部分封地。举措一实施，朝臣哗然，诸侯反对，晁错也成为不少势力的眼中钉。 《汉书·袁盎晁错传》记载，晁错的父亲曾劝说晁错：“上初即位，公为政用事，侵削诸侯，疏人骨肉，口让多怨，公何为也”？但晁错仍然采取强硬的削藩手段。
苏轼曾提出，削藩需要“前知其当然，事至不惧，而徐为之图”，然而晁错既未论证措施的可行性，也未渐渐推行。他的武断激起诸侯的反抗。其此前举报诸侯的行为，在削藩开始后也被扭曲，行为背后的正义性被忽略，晁错和他人的个人恩怨被扩大。
七国之乱爆发后，和晁错结仇的袁盎向景帝建议：只有杀死晁错，诸侯的怒火才能被平息，这场叛乱才能停止。思索再三，汉景帝最终下令腰斩晁错。
从汉景帝的立场来说，一个朝臣自然比不过国家。杀死晁错，就有平息诸侯叛乱的可能，更有看清诸侯意图，做下一步打算的空间，因而为了家国大义，晁错不得不死。
最终死在仇人的计谋下，晁错确实有些憋屈。但他之所以丧命，还是国家大局的需要。像他这样为国家鞠躬尽瘁的忠臣，看待自己最终的归宿，更多的还是看自己做出了多大贡献。死而后已，晁错不冤也不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