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海钩沉|岳飞为什么“必须”死？
文|丁辉
中国是一个伦理化的国度，政治上的雄图亦常常迂回地以道德为号召、为凝聚。所以，中国古代几乎历朝历代皆宣称“以孝治天下”；所以，刘邦进了咸阳之后，“财货无所取，妇女无所近”，摇身一变，俨然成了正人君子，范增一下子就看出“此其志不在小”，奈何项羽不懂这个道理。
反之，道德上的污名化，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示人以“无他志”“无异志”，从而得以远害全身的不二法门。
以此理逆推，诸多历史之谜或可迎刃而解，比如：岳飞为什么“必须”死？他太干净了，而已。
南宋中兴四大名将里，刘光世的资历最老，却贪生怕死，贪财好色，朱熹在《朱子语类》中评价他说：“光世在当时贪财好色，无与为比，军政极是弛坏。”此人虽与金人有杀父之仇，却每与金人战，一触即溃。
张俊打起仗来本事不大，聚敛财富却有一手，他大肆兼并土地，号称“占田遍天下，而家积巨万”。绍兴二十一年(公元1151年)十月，张府招待宋高宗赵构一顿家宴，那张极尽奢华的菜单是中国烹饪史上的重要文献。
韩世忠倒是能打仗，但好色成性，除自己妻妾成群外，部将妻女稍有姿色者，多难逃其手。
只有岳飞，不怕死，能打仗，又不爱钱、不好色。
一个过于爱惜、经营自己的声誉而又手握重兵的人，在官家(宋代称皇帝为“官家”)眼中是最危险的。海瑞曾评张居正“工于谋国，拙于谋身”。
张居正身前尽享威福，身后起初也备极哀荣。皇帝翻脸，夺爵、抄家，长子张敬修自杀，余子充军，已经是居正死后一年的事情了。就算张居正“拙于谋身”，他也不是拙于谋自己之“身”，而是拙于谋后世子孙之“身”。
真正当得起“工于谋国，拙于谋身”的，恐怕就是岳武穆了。
对武人的猜忌与防备，是赵宋皇室的政治基因。自太祖赵匡胤起，便定下偃武修文的国策。国族之间有争端，能用钱解决就用钱解决，所谓花钱买和平，也不欲多劳动刀兵，以防武人借机做大。
在这种既定的权力结构里，一个手握重兵的武人，已足以影响官家的睡眠质量；如果这个武人更兼以道德上无可挑剔，官家不起杀心，他简直就不姓赵了。
更何况岳飞这人还颇“骄横”。和岳飞差不多同时期的朱熹与叶水心对此都有过评论。我想这所谓的“骄横”也是需要底气的。这底气主要不在功高，而在其道德上的“无瑕”“无私”。
无私是优点，惟因无私而无畏，什么都想说、敢说，认为自己不管说了什么，官家都会以“一秉忠心”而加优容，那就是政治上的幼稚了。
绍兴七年，岳飞可以说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奏请皇帝建储。官家无子嗣，建储就意味着要把好不容易到手的江山拱手他人，何况，官家春秋正盛，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有自己的子嗣。
要知道，五代冯道之所以能历四朝十一主而不倒，“不预废立”是一个重要的窍门。
对于岳飞的奏请，官家的回答是：“卿言虽忠，然握重兵于外，此事非卿所当预也。”
你听到官家“玉音”背后的杀伐之声了吗？
说到底，岳飞这样的人还是“明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他自以为是清廉无私、直道而行的忠臣，然而，专制君主的心事之幽深叵测岂是岳飞所可梦见！
在官家眼中，臣子的“忠诚度”和臣子的道德修为并非是正相关，且毋宁是反之，劣迹昭彰的张俊之流才是可以让自己放心的“忠臣”。
如同晚清岑春煊、瞿鸿禨反腐败，欲扳倒庆亲王奕劻，最后之所以失败，亦是因为岑春煊之流亦“明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岑春煊说庆王是贪官，所以是奸臣；而在慈禧眼中，庆王正是以其“贪”而让慈禧不疑其“忠”。贪不仅不可恨，反是庆王之所以独蒙“帘眷”的一个重要原因也说不定。
在中国古代险恶的政治生态里，“醇酒妇人”可以远害全身，直道而行则难免自蹈死地。
绍兴十一年(公元1141年)小年夜，岳飞被以“谋逆”的莫须有罪名赐死，其子岳云、部将张宪皆斩于市。
明人洪应明《菜根谭》有言：“完名美节，不宜独任，分些与人，可以远害全身；辱行污名，不宜全推，引些归己，可以韬光养德。”说的似乎是日常的处世之道，却分明让我们照见中国历史的阴森之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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