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皇帝施教
皇帝既是全国最高统治者,同时作为皇族这个特殊群体最大的宗主,为了确保统治阶层的地位以及皇子各方面素质的提高,所以非常重视其子弟的教育,考虑到皇子年纪尚轻,于是皇帝经常设法以多种方式进行教导。
首先,皇帝利用机会对宗室子弟召集起来进行教育与询问,皇帝以物为例,以史为鉴,教育后代保持简朴的家风。在教育的过程中皇帝非常重视皇子的学业成果,时常以问答的形式考查诸皇子的德性的修养和知识的掌握。
因为诸皇子自幼生长在深宫,只会背诵所学的知识,而不知道其真正的道理。如洪武九年,明太祖问太子与诸王“汝等闻修德进贤之道乎?”太子答到:“每闻儒臣讲说,知其略矣,未领其要。”对于这样的疑问,皇帝通常以自身的经验对其诸子进行解释,让各诸王明白其治国之道、用人之道。
其次,皇帝立言修书教育宗室子弟。作为国家最高统治者,皇帝的一言一行对宗室子弟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但是由于政务繁忙,与皇子之间相处的时间并不多,而在地方上的藩王更是遥不可及,所以皇帝有时修订书籍来从各个方面对子弟加以规范。诚如朱元璋将古代著名的孝行以及自己艰难起家的经过,制成画册供其后世子孙阅读。
明代前期皇帝为其诸子编书甚多,如明成祖采纳圣贤治国名言,关乎修身、治国、平天下的主要事例,编书四卷,取名《圣学心法》赐于太子,以提高其政治素养。明宣宗制《帝训》、明宪宗编《文华宝训》等教育宫廷宗室子弟,同时也是诸子出阁讲学的主要参考书籍。
对于各地王府,皇帝多以赐书为主,主要是教育他们安定守法,保卫大明江山的稳固。多以《皇明祖训》、《大诰》等书,如永乐三年,明成祖赐周王等《皇明祖训》,告诫诸藩“皇考所以垂训子孙,至要之道,且在此书。
朝廷常守之可以永安;宗社藩王常守可以常保富贵。朝廷同藩王本同祖宗所出,但能该以祖宗之心为心,则自然各尽其道。”帝赐书的用意则是令其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不要有非分之想,同时这些赐书也是王府子弟讲学的主要内容。
再次,皇帝建立庞大的皇室藏书,为宗室子弟提供了大量的史籍文献和优越的学习条件。朱元璋立国之初,收集前朝重要典籍,搜罗民间藏书,借鉴元代官府藏书的机制,在宫廷内部建立起皇家藏书的体系。
其藏书范围涉及非常广,包括政治、经济、天文历法等诸多方面。藏书地点多设文华殿、文渊殿、大本堂等处,这些地方不仅是藏书的地方,同时也是皇子读书修学的地方,所以正是拥有如此丰富的藏书,为诸王的学习创造了一个非常优越的环境,宗室子弟能够阅读珍贵的文献、书籍来增长见识,同时便与皇帝与宗子之间进行教育、训导。
纵观明代宗室子弟的教育,明代前期诸多皇帝非常重视,无论从教育形式、教育内容、教学条件等各方面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也造就了明代前期较为安定的政治局面。皇帝是一国之君,其威慑力不言而喻,所以宗室子弟教育的成功与否,与皇帝的重视程度是密不可分的。
二、启蒙教育
1、后妃教育
皇家子弟从一出生便在深宫内院,朝廷大臣和一般讲读人员无法进入,于是他们的启蒙教育是由太后、皇后或者生母来担任,若在藩王府内则由太妃、王妃等人对诸幼子进行启蒙教育,直到皇子出阁,因此后妃对皇家子弟的教育有很大的影响。
首先,后妃对小皇子的教育表现在言传身教。他们的言谈举止、文化素养都对小皇子以后的谈吐、习惯乃至人格有潜移默化的作用。
明太祖皇后马氏最为典型,她“仁慈有智鉴,好书史”,教育皇子时十分严格,由于学识渊博,她深知朱熹编撰的《小学》是“真圣人之教法”,是启蒙教育必不可少的书籍,适合幼子们学习;她还教育诸王;成祖仁孝皇后徐氏“好读书,称女诸生”,知道汉王、赵王性格叛逆,于是要求挑选朝廷有威望的大臣兼任王府宫僚,希望对他们有所帮助。
采用古之圣贤的嘉言善行,编成《劝善书》给皇太子和诸王学习,她还教诲皇子。晋国简王新典,生母为太妃尚氏,为人严厉,以礼教教简王新典。庆府安塞王秩灵,靖王季的长子,,使他“遇缙绅学士,质难辨惑,移日不倦”,明太祖朱元璋五世孙简王朱诚泳,终成为著名的诗人。
其次,后妃对皇子的教育严格约束,防止行为不端。皇子从小便是金枝玉叶,身份地位十分特殊,可以约束他们的人员又少,身边从来都是阿谀奉承之人,他们很容易养成为所欲为的习惯。明代家法十分严厉,自朱元璋时就有《皇明祖训》来约束后代,后妃对于约束幼子们的行为非常有效。
洪武年间,周王从来不受任何人的约束,但是因为害怕马皇后而勤奋学习。再次,由于皇帝对小皇子的喜爱程度不同,再加上后宫嫔妃为了争宠,因此后妃对于小皇子的人身保护也是十分重要的。永乐晚期,成祖皇帝“多急怒”,王贵妃“曲为调护,自太子诸王公主以下皆倚赖焉”。
正统年间,英宗皇帝御驾亲征,郕王监国,皇长子朱见深受命于孙太后立为太子,在孙太后精心照顾和养育之下,太子的身心都能健康的发展;英宗复辟,再次立为太子,到了出阁讲学的年龄,太子朱见深可以“读书音向洪亮,不数遍即作字,运笔有法尤便习骑射至于侍。”
这些成就与孙皇后的谆谆教诲有很大的关系。
成化年间,万贵妃专宠,先是万贵妃生一皇子,不久便辙薨,然贤妃柏氏所出悼恭太子朱祐极患痘病薨。到皇三子朱佑樘时,大家都重视其成长教育,太皇太后自己抚养皇子,饮食起居亲历亲为,孝宗皇帝这才能够平安成长。
孝定李太后,对神宗、光宗的教育与保护也是大家有目共睹的。李太后是神宗皇帝的生母,穆宗去世时神宗尚幼,所以李太后对其幼子呵护有加。神宗即位后长子朱常洛,是由宫女所出,不受喜爱,神宗偏爱郑贵妃所出三皇子朱常洵。
因此迟迟不立太子,对朱常洛的读书也漠不关心,但是李太后严格遵守皇明祖训立嫡立长的原则,要求立常洛为太子,于是万历二十九年十月朱常洛才被立为太子,当时他已经二十岁了。神宗王皇后无子,“性端谨,事孝定太后得其欢心。光宗在东宫,危疑者数矣,调护备至。”光宗成长期间,王皇后对光宗的照顾与帮助也是十分重要的。
后宫女眷对皇室子弟的抚养、教育与皇权的稳固、朝政的平衡以及权力的稳定是密切相关的。纵观历史,事例不鲜,明宣宗朱瞻基知贤而任、爱民如子,这与张皇后自幼年期对宣宗的教育与督导是密不可分的,并且在宣宗辞世之后,拥立太子朱祁镇为帝,拒绝垂帘听政。
再如思宗朱由检,其母早亡,由二位选侍抚育,熹宗驾崩,张皇后排除万难,力主传位信王;当然我们也无法排除非正常途径入宫的妃子在教育幼子们时所起的负面作用。明朝明确规定皇室不能娶娟,但是许多亲王、藩王还是会偷偷娶娟,有时还是会迷惑于美色,立为王妃,生下王子的也不在少数。
因此,女之子,其母不能以身作则,他们的启蒙教育就更是一大难题。说明在一个人的启蒙教育中没有好的榜样供他学习,导致宗室子弟的人格品行下降。同时由于藩王到一定的年龄必须就藩,朝廷规定藩王不得进京,母子自此相隔,所以有很多的母后对其子弟出现溺爱的表现,放纵子弟的行为。
总之,众皇子世子的基础教育离不开太后、皇后、嫔妃等这些深宫中的女眷,惟有她们以身作则,才能使皇族幼子们健康地长大成人,成为对国家社稷都有用的栋梁。
2、宦官教育
宦官作为封建畸形体制的产物,在历史上各个朝代都扮演着一定的角色,只是到了明代,这种产物愈演愈烈,甚至后期影响到整个朝政。作为一个伴随皇室人员成长和生活的庞大群体,宦官在皇子的受教育过程中起到的作用不可小觑。
历史上宦官祸国乱政者不在少数,明初,朱元璋吸取汉唐教训,并认为“求善良于中涓,百无一二。用为耳目即耳目蔽,用为腹心即腹心病。驭之之道,但当使之畏法,不可使之有功,有功则骄态,畏法则检束。”为此他规定“内臣不许读书识字”,又铸造刻有“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的铁牌挂在宫门口令其“诸司毋得与内官监文移往来”。因此,皇子们身边的宦官仅仅是玩伴和随从,只要敦厚老实、样貌端庄的宦官即可,不需要有学识。
但这种情况并没有持续多久,明成祖在靖难之时在宦官的帮助下夺取了帝位,从此明朝对宦官逐渐开始重用,这一严格管理宦官的制度对明初的政治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永乐年间,宦官的地位有所提升,“中,始命吏部听选教官入内教书。”宦官的文化素质提高,宦官教育也有了一定的发展。
明仁宗之后,更加倚重宦官,进一步加强对宦官的培训,设立了专门的宦官教育机构——内书堂。内书堂的教官由翰林官数人充任,宦官开始接受几近正规的教育,这就更加速了明代宦官的知识化。明代很多宦官“多通文墨,晓古今,逞其智巧,逢君作奸,”明朝中后期,随着对外臣和藩王不信任的日益加剧,皇权对宦官的依赖程度逐渐加深,宦官所掌握的权力也越来越大。
成祖之后,明代的皇帝大多昏庸,或无能,或荒淫,甚至出现了多年不上朝的现象。朱元璋继位后为加强皇权,废除丞相制度,并规定“以后嗣君并不许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处以重刑。”相制的废除,加重了皇帝的负担,因此,作为皇帝近臣的宦官就显得尤为重要,这就催生了对宦官教育。对宦官的教育不仅可以分担皇帝的政务,而且可以教育幼年的皇子。
宫廷中为培养皇子,一般会挑选一些聪明伶俐的小太监陪读,一方面可以照顾皇子的生活起居;另一方面也可以培养太子心腹,一旦太子登基帝位,也会对从小伴读的宦官委以重任,信任有加。
皇子出阁教育之前,提前识字和培养基本的礼仪教育是十分重要的,世宗朝则选取老成识字的宦官进行教育,所以在皇子未出阁讲学前,宦官所扮演的角色非常重要。因为宦官每天和皇子在一起,所以他们的言行直接影响皇子心智的发展。
综观明代宦官,其中不乏对皇子教育的贡献,如成祖时期,范弘、王瑾、阮安等内臣“占对娴雅,成祖爱之,教令读书,涉经史、善笔札,侍仁宗东宫。”正德朝的黄锦“正德初选入禁庭,又选读书于内馆,继又选授兴府伴读。
但这只是凤毛麟角,明代宦官多干涉朝政,贪污受贿,更有一些宦官懂得深谙朝中尔虞我诈,极尽阿谀奉承,讨好皇帝,凭借自己的聪明学识狡猾阴狠最终成为祸国殃民的大太监。加之明后期皇帝的昏庸无能,宦官甚至有了“批红”的权利,并且范围日加广泛,出现滥权和专权的局面。故此,宦官教育皇子的职能随着宦官专权而失去了其最初的目的。
三、总结
明朝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太子教育机制,其中教学内容、教育形式多样化,为皇帝诸子营造了一个良好的学习氛围,同时迎合政治统治的需要,太子与诸王的教育各自发挥着其特定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