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科多，在雍正继位时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何最后却不得善终

隆科多的家庭与爱新觉罗皇室有着数辈姻亲关系，他的祖父佟图赖是康熙皇帝的亲外公，父亲佟国维是康熙皇帝的舅父兼岳父。隆科多为佟国维的第三子，他的亲姑姑是玄烨的生母孝康章皇后，他的妹妹当中有两人是玄烨的后妃，一位是死于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的孝懿仁皇后，另一位是直到乾隆八年(1743年)才去世的悫惠皇贵妃。如此重要的外戚关系，使隆科多在康熙中期以后，得以顺畅地踏上官宦仕途。

从另外一方面看，雍正皇帝胤禛是康熙帝与孝恭仁皇后乌雅氏所生之子，胤禛虽在血缘上不是隆科多亲姊妹所出，但从辈分上论，隆科多仍可称为胤禛的外姓舅父。尤其重要的是，隆科多在康熙帝崩逝后由胤禛继位这一大是大非事情上，起了至为关键的作用，连胤禛自己也曾说：“皇考(康熙皇帝)升遐之日，大臣承旨者，唯隆科多一人”。

正因为如此，隆科多在雍正初年自然倍受青睐和恩眷，而后来当胤禛皇位稳固之时，权势过重、声名过高的隆科多则必然被胤镇所顾忌并厌弃，他所面临的悲惨结局也是不言而喻的。

隆科多像清朝许多勋臣贵戚子弟一样，其发迹起步是由宫中侍卫为基础的。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亦即玄烨奏准佟国维家族由汉军旗改隶满洲旗属的同一年，隆科多被授为一等侍卫，入宫近御皇上身旁。

由于世荫和出身外戚的特殊作用，隆科多在仕途上进展飞快。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他被授为銮仪卫銮仪使，两年后(1695年)，兼镶白旗汉军副都统，四十三年(1704年)，调任正蓝旗蒙古副都统。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隆科多因属下人员违法妄行，受到圣祖皇帝谕旨责问，并被革除副都统、銮仪使等官职，但他仍承命在等侍卫行走，为以后继续任官作好铺垫。

果然，在康熙五十年(1711年)，隆科多被直接提升要职，授予提督九门步军巡捕三营统领，成为掌管京城中3000名近卫官兵的最高长官。五十九年(1720年)，他又被擢任理藩院尚书，仍管步军统领事。

康熙皇帝晚年期间，宫廷中为储位问题发生激烈斗争，玄烨与皇子之间及诸皇子之间，为此而产生长达10余年的公开冲突，甚至达到水火不容、骨肉相残的地步。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一月年老体衰的圣祖皇帝玄烨在京西畅春园病危，他自感不久于人世，亲诏隆科多至御榻前，遗命由皇四子胤禛继承皇位。

玄烨殡天之后隆科多全力支持胤禛嗣位，他在传布圣谕、派兵守卫京城各处事宜中，均安排有序、布置周密，避免了权力交接转换期间可能出现的混乱，使胤植得以顺利登上龙位。

是月，新君胤镇御极嗣位，他即命隆科多与大学士马齐为总理事务王大臣，全面负责朝廷事务。隆科多就此一跃成为执掌朝纲的权臣，他个人的官运也愈加亨通，不过数日，隆科多承旨袭其父佟国维所传一等公爵，十二月，他又被授为吏部尚书，仍兼步军统领要职。

而后，胤禛又传谕奖励辅政有功之臣，特别提出恩赏隆科多等总理事务王大臣爵职，又赏予隆科多一等轻车都尉世职，命其长子岳兴岱承袭，另外加恩将隆科多次子玉柱，由普通侍卫擢授銮仪卫銮仪使。

此时的隆科多真可谓风光无限，他一人“得道”后，儿孙皆得升官晋爵，究其根源所在，还是因他在胤禛嗣皇帝位问题上发挥了重大作用。当时，胤镇曾公开对臣下夸赞隆科多说：“此人真圣祖皇考之忠臣，朕之功臣，国家良臣，真正当代第一超群拔类之稀有大臣也。”因而在初人雍正朝时，隆科多继续承受着浩荡的皇恩。

雍正元年(1723年)三月，他与川陕总督年羹尧并加“太保”衔。翌年(1724年)六月，命兼管理藩院事。此外，他还先后兼任纂修《圣祖仁皇帝实录》、《大清会典》总裁官及《明史》监修总裁官之职。不久之后，隆科多又与年羹尧一起，接受雍正帝御赐双眼孔雀花翎、四团龙补服、黄带及鞍马紫辔等非同寻常物品，确实成为举朝仰视的显赫新贵。

隆科多以辅位之功如此快捷地飞黄腾达，难免会使他逐渐滋生居功自傲的心态，而雍正皇帝胤禛本是一位处事缜密、精明，且性情严苛、冷戾的君王，他既容不得握有西疆军政大权而日渐骄横跋扈的年羹尧，也容不下这位权倾朝野、位高镇主的隆科多，这便注定了年、隆两人很快失势并最终身败名裂的命运。自古有言：“蜚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仅仅到雍正三年(1725年)年初，大红大紫的隆科多就开始失宠了。

雍正三年(1725年)正月，隆科多先被解除步军统领之任，六月，内廷又以其子玉柱行止甚为恶劣，革除玉柱的职务，交予隆科多管束。此时，朝廷重臣年羹尧因恃权骄横已经获罪，雍正帝在处理年羹尧问题时借机把矛头指向隆科多，他向在朝大学士人等明说：

“此前因隆科多、年羹尧办事勤勉辛劳，朕尝赏给数种御用物品，以示鼓励。今日他二人却辜负朕心，交结专擅，诸事欺隐，命将所赏之黄带、紫扯手、双眼翎俱不许用，所赏之四团龙补服著交人。”

其后，他谕令礼部议定年氏之罪。身为吏部尚书的隆科多不识时务，在部内以后回奏：应罢年羹尧任官，仍留其三等公爵爵位，另外提出应将年羹尧妄劾道员金南瑛事加以治罪。胤禛接到上奏后非常气愤，传值斥责说：“所议甚属悖谬！年羹尧所犯之罪甚多，即行正法亦不足蔽其辜……”

胤禛最后认定隆科多与年羹尧必为结党擅权，隆科多才会如此袒护年氏，“乃前议既属徇庇，今议复处分过当，此必隆科多有意扰乱”，因而命将此事及隆科多擅嘱司官概议即升事等，尽交都察院严加议处。

都察院议后上奏，以隆科多徇庇年羹尧罪，应革职，其擅予司官即升、沽恩市惠罪，应革所袭公爵。胤禛本着逐步剥夺隆科多职爵的步骤，下谕命从宽免革公爵，仅削其太保及一等轻车都尉世职，又命隆科多前往西疆阿兰善等处，率兵修理城池，开垦地亩，以观其后效。

雍正四年(1726年)正月，法司审讯隆科多家人牛伦等人，判定其倚助隆科多权势婪索财物之罪，同时审明隆科多曾收取总督赵世显、满保年羹尧和巡抚甘国壁苏克济等金银财物诸款，上奏请革隆科多尚书官职及一等公爵，与牛伦并拟为“斩立决”之罪。

刑部官员欲将隆科多置之死地的做法显然有些过火，胤禛传谕说：“隆科多贪赃枉法，即应治罪。但其才尚可用，朕心悯惜！著革退隆科多吏部尚书，令其料理阿尔台等路边疆事务。倘能尽心办理，即可赎其前愆之罪，如有怠玩疏忽，定难宽宥。伊家人牛伦从前犯罪应死，彼时交与隆科多自行处置，乃徇私容留，实属可恶！今招摇受贿诸事又复败露，再难宽宥，将牛伦即正法。”

此事过后，隆科多被派往新疆及黑龙江等处，以参加当时与策妄阿拉布坦和俄罗斯国使臣举行的边界谈判。在与俄国使臣谈判当中隆科多积极维护国家主权，义正辞严地向俄使提出俄方应归还侵占的蒙古地域，维护了清朝领土主权。尽管是这样，已对隆科多深怀猜忌的雍正皇帝还是没有放过他，更大的噩运又降临到隆科多头上。

雍正五年(1727年)初，胤禛以隆科多曾与罪臣尚书公阿灵阿左都御史揆叙、总督年羹尧等相互党附、交结最厚，并举荐罪臣礼部侍郎查嗣庭(因其记载悖逆已伏诛)之过和在家私藏辅国公阿布兰所给玉牒缮本，事发后又不据实具奏等罪，诏令议政王大臣议其罪。不久，又以隆科多事发后拒不属实陈奏，“不但不改伊之凶心逆行，且并不承认过失，而举动狂悖，全无愧惧，将朕行查之事隐匿巧饰，无一诚实之语”，命将隆科多速调回京”

同年十月，隆科多返归京城胤禛即传旨王大臣等勘审隆科多之罪，最后刑部判定隆科多犯有“大不敬罪”5款、“欺罔罪”4款、紊乱朝政罪”3款“奸党罪”6款、“不法罪”7款、“贪婪罪”16款，共计罪状41条，而上奏拟将隆科多斩立决，妻子人辛者库(人官为奴)，其财产没收入官。

从客观角度看，隆科多所犯“大不敬”、“欺罔”、“不法”、“贪婪”等罪，比起这些罪名的实际含义是有出人的，如他所犯的“大不敬”、“欺罔”等罪，不过是“私抄玉牒，收藏在家；圣祖仁皇帝钦颁御书，贻在厢房，视为玩具；妄拟诸葛亮，奏称白帝城受命之日，即是死期已至”至于所列其贪梦罪，合计金额为50万两白银、1000余两黄金，较之朝中那些大贪官污吏罪非特重，更何况所定之罪当中还会有虚数呢。

雍正帝接到诸王大臣奏疏后，乃召集议政大臣、内阁、九卿等朝臣，谕曰：“隆科多所犯四十一款重罪，实不容诛。但皇考升遐之日，召联之诸兄弟及隆科多入见面降谕旨，以大统付联。是大臣之内承旨者，惟隆科多一人。今因罪诛戮，虽于国法允当，而朕心则有不忍。隆科多忍负皇考及朕高厚之恩，肆行不法，朕既误信任于初，又不曾严行禁约于继，今惟有朕身引过而已。”

最后，胤禛下令：“隆科多免其正法，于畅春园外造屋三间，永远禁锢。伊之家产，何必人官？其应追赃银数十万两，尚且不足抵偿，著交该旗照数追完。其妻子免人辛者库伊子岳兴岱著革职，玉柱著发往黑龙江当差。

隆科多虽以身陷囹圄免除了斩首之刑，妻子儿女亦得保全，但其长子被革职、次子被发遣戍边，其家产尽被追赃入官，就足以令佟佳氏家族蒙受耻辱，并就此一蹶不振。尤其重要的是，隆科多由高高在上的当朝重臣仅因皇帝的猜忌和个人意志的转移，而一下变为阶下囚徒，这种从顶峰到深渊的跌落，不是任何人都能够承受的。隆科多得势之际的辉煌与耀眼，更衬托着他失势时的悲惨和凄凉，说明他确实未能得到善终，成为封建帝王掌权当政，而后又轻易丢弃的可悲牺牲品。

雍正六年(1728年)六月，隆科多在被囚禁仅半年之后，孤独地死于畅春园外禁所里。雍正帝胤镇闻报后，赐予1000两白银办理丧事，又命隆科多之弟庆福袭一等公爵。从此，在顺、康两朝和雍正初年显赫一时的佟佳氏家族，便基本消褪了往昔的那些荣光，在清王朝历史中变得平淡而沉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