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际远忠贞，冤肩风波亭

宋朝至少在开初是不杀大臣的，即使是被皇帝恨得咬牙的苏东坡也最多是放逐放逐再放逐，赶去那海南岛了事。终宋一朝被杀的一品大员除后面的韩侂冑被逼杀外，只有两人被杀，一是岳王爷，他的罪名是“莫须有”；另一位是张邦昌，他的罪名是睡了皇帝的女人。

作为名列《宋史 叛臣传》第一号人物，这张邦昌的罪名实在是有些搞笑，按说他是伪楚皇帝，要说治罪，怎么说也应该是以叛国罪论处，何以用这不着调的“私通宋帝妃嫔，语斥乘舆”罪名来刑之以惩，这赵构其中必有不为人言的苦衷吧。

这罪名的来由也有些说不清楚，正史野史都语焉不详。大致是张邦昌当了这伪皇帝后，金人北撤前可能给他留了些前宋后宫诸嫔，这兄弟也许是喝大了，弄了些动静出来，所以就授人以柄了。

还有一说是宋徽宗曾将一个叫李春燕的嫔妃，以及十余名女眷赐给张邦昌，皇家嫔妃转赐臣子在宋时也是有先例的，张邦昌还将这李夫人立为伪后。按说这应该算是张邦昌的家人了，但在张邦昌归宋后，这赵构却不认这个帐了，将这些女人统统锁进深宫，而这张邦昌同这李春燕却旧情难断，这又被赵构抓住了把柄，勾引小妈，这还了得，于是这张邦昌便大祸临头了。对此，《宋史》中仅得"诏数邦昌罪"五字；而《金史》里定性此事为：“康王已即位，罪以隐事杀之”。看来,在给张邦昌定罪上，还真是有难言之隐。

张邦昌，字子能，河北阜城人，北宋末年宰相，主和派代表人物。曾与康王赵构作为人质前往金国，请求割地赔款以议和。靖康之难后，被金国强立为伪楚皇帝，历时一月。金撤兵后，逊位还政赵构，但迫于时舆压力，赵构终将其赐死。

罪名其实谁都明白，不就是当了那几十天的伪皇帝嘛，何必要弄得这么遮遮掩掩，扭扭捏捏的。张邦昌是被逼当的皇帝，是在如果不当金人就要屠城的威逼下，为保护民众而为之，其中有太多不得已的因素，这点谁都清楚。

张邦昌作为前两朝的太宰，一贯倾向于主和，并同这赵构一起赴金营议和，东京陷落后，金人由于扩张太速，又系主力深入宋境，按其当时实力，并无全部直接灭掉大宋的把握，除东京外，周边城池都掌握在宋军手中，久呆危矣。所以，只能选择立傀儡代而为之的策略，于是，他们看中了张邦昌。

听说要当皇帝，这张邦昌顿时被吓尿了，想以自杀的形式，坚决不当这要遭万人唾骂的儿皇帝。但金军劫持百官，并威吓如不当就要屠城。有人劝他：“相公不前死城外，今欲涂炭一城耶？”就是说，金军攻城的时候你不壮烈殉国，现在不当这皇帝，是想让全城百姓都被屠杀吗？

凭心而论，张邦昌即非遇难就能自杀殉难的贞妇烈士，也不是愿意与敌人“合作”的汉奸走狗，在国土沦陷，生灵涂炭之时，如他这样的人是很多的。我们不能要求他们都如文天祥，史可法一样的死节殉国，更不能因他们的节操不够而不耻，因为他们毕竟是忠诚意识未泯的一个绝大多数群体。

尽管张邦昌万般地不愿，但还是在金人的屠刀下即位，僭号大楚，拟都金陵。但他却很是低调，因为他从来就没有把自己当作皇帝。

皇帝都是“南面而坐”，“邦昌但东面拱立”；皇帝自称“朕”、发“诏书”，张邦昌见百官称“予”，手诏曰“手书”；皇帝在正殿办公，张邦昌避而不去；不接受群臣山呼万岁；不许称自己为“陛下”，他只许别人称他“相公”；皇帝必有年号，他不立；他不用天子礼仪，大内宫门都贴上“臣张邦昌谨封”的封条；给臣子封官时，前面还一律要加上“权”……如此种种，并非装模作样，软弱无奈中透露着委曲求全。

二帝北迁，“邦昌率百官遥辞于南薰门，众恸哭，有仆绝者”。及金兵退去，即派蒋师愈赍书于康王自陈：“所以勉循金人推戴者，欲权宜一时以纾国难也，敢有他乎？“，后又派人将大宋的国玺送与赵构，并请元祐皇后暂时垂帘听政，而自己则以太宰的身份退居资善堂。

而后，张邦昌又遣使奉乘舆服御物至河南商丘，既而邦昌亦至，见到惶惶如丧家之犬的赵构，伏地恸哭请死，这赵构当时是甚为感动，史载“王抚慰之”。加张邦昌为太保、奉国军节度使，封同安郡王。

张邦昌对赵构的上位是有拥立之功的，赵构当时也明确表示对其“罪行”予以宽恕。但最后张邦昌还是被赐死了，他的死看似死于赵构，其实是死于李纲。

作为坚决的爱国将领，抗金派领袖李纲从来同这主和派的张邦昌是极不对付，他在被任命为右丞相后，立即上书要求赵构杀张邦昌以作乱臣贼子之戒，然而，面对于自己有恩的张邦昌，这赵构实在是下不了手，批复道：“邦昌僣逆，理合诛夷，原其初心，出于迫胁，可特与免贷”。为安抚李纲，只将张邦昌贬去长沙。不久，在李纲们的千夫所指之下，张邦昌还是被赐死了。

从张邦昌被杀之后，这鸣冤之声便开始了，历朝不断，南宋时就有史家王称说，“邦昌之僭，良有胁迫”，但舆论主流却一直将其定位于卖国，我们现在是不知道这张邦昌答应就位这伪帝，是出于本性的软弱，还是为保护那汴京一城之民免遭屠杀。但不管怎么说，张邦昌并不是个为虎作伥、有意出卖国家利益的叛臣，这个是事实吧。

张邦昌自是无法同李纲相比，忠贞刚烈的李纲如遇此事，宁可自刎也断不为，当然，即使他在场金人也不会来找他；之所以找到这悲催的张邦昌，一是他主和，再有可能也看出他性格的懦弱，张邦昌从一开始就知道这后果的严重性，在不得已而为之后，他知错而改的行为却没有得到宽宥理解，在大臣们一片谴责中丢掉了性命。

张邦昌从自当上“皇帝”的第一天起，就在为推翻自己的统治，实现前朝的复辟而做着种种不懈的努力。所以我说，张邦昌也就是个平常人，一个有良心，稍显孱弱的大宋忠臣。张邦昌绝非汉奸，在时人“辽来投辽，金来投金“的大环境下，他选择了保持自己的民族气节，让位给赵构，整合了汉族当时为数不多的资源，并拥立赵构为帝，避免了宋一次长期分裂。如果他象史可法一样，带领汴京人民来一个同金人死磕，如扬州城那般几十万人头落地，然后自己名列史书之忠烈传；这是对人民有利还是对国家有益呢？

以李纲这些忠烈英雄来看，与其投降不如全城被屠，身在临安的史官记曰：故都百姓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真乃大宋忠烈子民。这样才符合道德之标准，无怪乎后世对崖山那十数万滔海之人赞美有加，而对如张邦昌这样，宁陷自己于不忠，却能救民于水火之人，斥之为卖国贼。

我觉得还是历史学家顾诚先生说得好：“死而有益于国事，则死之可也；死而无益于天下，奈何轻弃之？何若存此一命，以图来日？似方孝孺、刘宗周等辈，非殉国也，特殉名耳。”

张邦昌其人，有救国之心无御虏之能，心怀救民的慈悲但却没有救国的忠烈，被逼即位其实是一种妥协和懦弱，只是这种懦弱本身并不无耻。他为国家，为大宋做了他所能做的一切，努力了，尽力了，但，还是被杀。所以，张邦昌之冤，冤比岳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