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没有葬地,如何安葬呢?有人想到,朱由检的礼妃田氏两年前去世,葬于十三陵,干脆把朱由检葬在那里。因此,朱由检和周皇后总算是有地葬了。监葬官下令把崇祯放在中间,周皇后放在左边,田妃放到右边,然后举行了祭拜。下葬后,在场人等看到朱由检太过凄惨,集体现场捐资五两银子,给朱由检的陵寝包了一圈砖。
当满清入关后。顺治元年(1644年)五月初六日,多尔衮为思宗崇祯帝在帝王庙设灵堂,允许在京群臣为先帝哭临三日,投降李自成的大臣熊文举、杨枝起等也陪位哭灵。他还任命李明睿为礼部侍郎,负责思宗的谥号祭葬事宜,李明睿遵命拟上先帝谥号为“端皇帝”,庙号为“怀宗”,并议改葬梓宫。
后因众人建议帝后已入田贵妃坟,不必改葬,便把田贵妃坟命名为思陵。明朝遗民对思陵将信将疑,有人以为是“疑冢”。谈迁于顺治十一年(1654年)八月特地前往踏勘,适逢守陵太监许氏,告诉他:“思陵本故田贵妃园,李贼委先帝后梓宫于昌平城外,于是吏民悲泣,葬于此”。
思陵
还告诉他,从顺治二年(1645年)开始,每年春秋祭祀,各陵祭田六顷,祠太监二人,陵户八人;顺治六年(1649年)祭田减为一顷,清明、霜降二节备羊猪合祭于红门外,正旦、元夕、七月半、冬至各素祭,荐酒一后,燃寸烛,献茶三瓯。许太监感慨地说:“崇祯家老奴不过如此!”
十分清楚,清朝当局是打着为明朝臣民雪君父之仇的旗号,入主中原的,他们为思宗举行哭临礼仪、议谥号,都是为此而采取的措施,带有明显的功利倾向。
当他们准备平定江南时,依旧打着这一旗号。多尔衮给史可法的信中说:“夫君父之仇不共戴天,《春秋》之义,有贼不讨则故君不得书葬,新君不得书即位”。这显然是以南明的不报君父之仇作为衬托,来突出自己,“入京之日,首崇怀宗帝后谥号,卜葬山陵,悉如典礼”,“报尔君父之仇,彰我朝廷之德”。
如果说此前清朝当局打出“为尔雪君父之仇”的旗号带有明显的政治目的,那么顺治十四年(1657年)清世祖下令修缮思陵,则完全是从表彰思宗的道德层面考虑的。清世祖给工部的谕旨说:“朕念明崇祯帝孜孜求治,身殉社稷,若不急为阐扬,恐千载之下,竟与失德亡国者同类并观。朕用是特制碑文一道,以昭悯恻。尔部即遵谕勒碑,立崇祯帝陵前,以垂不朽”。
朱由检
清世祖指示金之俊,要突出两点:一是“崇祯帝尚为孜孜求治之主只以任用非人,卒至寇乱,身殉社稷”;二是“若不亟为阐扬,恐千载之下竟与失德亡国者同类并观”。
为此而建的思陵碑亭是一个四边各长四丈四尺的方形建筑,正中立一龙首龟驮石碑,高一丈六尺,宽六尺,上面镌刻九个金色大字:大明庄烈愍皇帝之陵,背面是大学士金之俊奉刺建明思陵碑记。在享殿中供木神主三块,中间块写着:大明钦天守道敏毅敦俭弘文襄武体仁致孝庄烈愍皇帝,左为周后神主,右为田妃神主。
顺治十六年(1659年)十一月十四日,清世祖前往明十三陵祭扫,十七日致祭思陵,失声而泣,连呼:“大哥大哥,我与若皆有君无臣。”清世祖的祭明崇祯帝文镌刻于碑亭后东门左,祭文写道:“维帝英姿莅政,志切安民。十有七年,励精靡懈。讵意寇乱国亡,身殉社稷。向使时际承平,足称令主。只以袭敝政之余,逢阳九之运。虽才具有为,而命移莫挽。朕恒思及,悯惜良深。今因巡幸畿辅,道经昌平,陵寝在焉,顾瞻增感,特以牲帛醴齐庶品之仪,用申祭亨,尚其歆格!”对思宗的推崇备至之情溢于言表。
顺治十七年(1660年)十月初四日,清世祖鉴于明十三陵中,各陵都宏大壮丽,独有思陵荒凉隘小,特下诏重修。只是不久他就与世长逝,修陵之事终于不了了之,因而思陵成为十三陵中最为简陋的一座,留给后人凭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