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五十岁之变：北宋党争与被贬入蜀

公元1094年（宋哲宗绍圣元年），黄庭坚虚岁五十岁，作为“旧党”的中坚分子，以编修《神宗实录》诋毁朝政的罪名，贬为涪州（今重庆涪陵）别驾。这里面就讲到了北宋党争，北宋党争在元祐年间达到极致，所以后来就经常用元祐党争作为代表，实际上北宋党争远不止如此。这个党争源于神宗朝的变法，王安石属于新党，是奉行新法的代表，司马光属于旧党，是抵制变法的人，新旧党来回交替，把不愿意随波逐流、按边站队的人夹在中间，黄庭坚、苏轼都属于这样的人，其中最惨的是苏轼，作为王安石亲密的人，王安石变法时曾对新法提出过反对意见，司马光上台后又全盘否定司马光，所以苏轼在王安石、司马光掌权期间都是不断地被贬。

黄庭坚在感情上始终是和作为老师的苏轼站在一起的，这个时候掌权的人是王安石变法时期留下来的骨干战将，黄庭坚就被视为“旧党”受到了打击，以编修《神宗实录》诋毁朝政的罪名，贬谪涪州。

54岁时再受贬谪，西迁戎州（今四川宜宾市），三年后，徽宗即位（1100年），56岁的黄庭坚一度“蒙恩东归”，为太平州(今安徽省当涂市)知州。赴任前书此卷。之后仍是心情雀跃，走道廖致平家，然后前往青神探望姑母和表弟张祉，然后去太平州赴任。结果做了九天太平州知州，黄庭坚认为的解脱时间长达九天，这里面涉及到一个人物，赵挺之（赵明诚之父，李清照的公公），和黄庭坚势如水火，这时候正好有一个小人为了讨好赵挺之而罗列黄庭坚的罪名，诬告黄庭坚，所以黄庭坚只当了九天太平州知州，就又被流放到更西南的宜州（今广西宜山），苏轼之前曾被流放过海南，流放过广东，黄庭坚被流芳广西，在广西忧病交加，1105年死在当地，时年61岁。黄庭坚其实有机会从广西出来，回到老家修养的，只要政治上不再发表任何声明，他的晚辈也劝他离开，他拒绝了，他认为朝廷派他到这里是有目的的，一切都是安排好的，只要继续听命走就是了。

黄庭坚的心态在他的一首诗里面写的淋漓尽致，就是他的《寄黄几复》：

我居北海君南海，寄雁传书谢不能。

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

持家但有四立壁，治病不蕲三折肱。

想见读书头已白，隔溪猿哭瘴溪藤。

这首诗最为人们津津乐道的是颔联“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其中并没有写实质的内容，只能看出各自离散，在江湖中游荡，彼此牵挂。正是什么也没写，我们能感受到轻松、愉悦与低沉、徘徊。又有一种人生苦短，不知何时又要飘荡离散，在这个过程中，虽然心灵可以相寄，但是身体不能相依，情感只能通过这样的诗文来抒发。

首联和颔联之间并没有实质联系，就是硬转，这就是黄庭坚的特别之处，不是一个顺承的关系，是很用力的，他不像杜甫、苏轼属于信手拈来的风格，是苦吟派，不是自由分子，但苏轼是，所以苏轼的境界，不论是人的境界，还是字的境界，或是诗文的境界，都要比黄庭坚要高一点，这就是因为黄庭坚毕竟不是自由的人，但他又向往自由。所以黄庭坚是我们可学的，但是苏轼我们有时候学不来，这也是人生的大幸运，我们总知道最好的在哪里；这也是我们的大惆怅，我们只知道最好的东西，却又到不了。

三、论艺

（一）黄庭坚的书法艺术

50岁是黄庭坚人生的一大变，也是他书法的一大变。50岁流放之后，黄庭坚有充裕的时间研习书法，所以“书字稍进”，特别是自蜀中东归以后，即写下这个书卷之后，他认为自己的书法“稍近古人”。黄庭坚晚年在题跋中多次悔其少作：“所作书帖，差可观，然用笔亦不知起倒”，“用笔不知擒纵，故字中无笔”，“观十年前书，似非我笔墨”。这是不争的事实，也得益于他接连被贬的经历。

1、黄庭坚的书法分三个重要阶段

第一阶段，42岁至50岁。42岁的时候，黄庭坚通过读书考试、通过结交，认识了苏轼，从此苏黄之间十多年的交友就此展开了，两人之间的影响是深入骨髓的。苏黄之间的结交比我们想象的时间要短得多，只有十年，黄庭坚在秘书省任职时学苏字，始有书法上的名气，他成名还是比较晚的。

第二阶段，50岁到54岁。50岁的时候，黄庭坚被放逐黔州，意欲自新，摆脱苏字，《青衣江题名卷》可以说就是这个时期的一个见证。

第三阶段，54岁以后。54岁以后，黄庭坚迁居戎州，“自成一家始逼真”。这就是这个时候的一个结果，所以说这是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

周星莲在《临池管见》中评价黄庭坚说，“黄山谷清癯雅脱， 古淡绝伦，超卓之中，寄托深远，是名贵气象。”这是成熟期的黄庭坚，黄字在南宋已为天下翕然所从，自明清以来又影响了如祝枝山、文徵明、王铎、傅山、八大等众多大家，越来越展现出超越时空的深远魅力。

2、自成一家、不为牛后

黄庭坚的书法还有一点为人所称道的是他的精神，即自成一家、不为牛后。他在三十六岁写过这样的诗：“随人作计终后人”“自成一家始逼真”(《以右军书数种赠丘十四》) 这个时候他还没有结交苏轼，已是难能可贵了，如果这个时候他已经认识苏轼，很可能他会一直被苏轼所笼罩。“苏门四学士”里面真正能跳出苏轼影响而与苏轼并而论之的也只有黄庭坚。

“妙在和光同尘，事须钩深入神。听它下虎口着，我不为牛后人。”（《赠高子勉四首》之一）

“行要争光日月，诗须皆可弦歌。著鞭莫落人后，百年风转蓬科。”（《再用前韵赠子勉》）

这是一种代际之间的“超越焦虑”，也是宋人共同面对的焦虑。其实唐宋之间的变局也是千年未有之变局，比如唐末的藩镇割据、五代十国的分裂，还有宋初的战乱，但是这种战乱跟魏晋南北朝时期相比又有不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真正文化根基在战乱中保存了下来，并南渡黄河，形成了一个南北文化并立的特殊现象。但是唐宋时期主要乱的地方在中心地带，文化根基没有南迁，被毁坏的差不多了，所以后来长安城没落了，再也没有作为王朝都城。

北宋初年的时候，文化是全面衰落的，这个时候就有一批文宗出来呼吁振兴诗文，到北宋中期欧阳修的时候，文已经复兴了，但是欧阳修就遗憾，当时的书法完全不能跟唐朝相提并论，就希望有人能够站出来推动书法的振兴。欧阳修是一代文豪，他的字却并不能担此重任，但他的学生苏轼以一己之力振兴了宋代书法，使宋代终于有一个人可以与唐朝、魏晋相提并论。苏轼曾感叹：“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画至于吴道子，书至于颜鲁公，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唐朝人把天下事都做了，面对唐朝的高峰，宋人怎么办，这就是宋人的焦虑。

苏轼《一夜帖》

苏轼《次韵秦太虚见戏耳聋诗帖》

苏轼完成了对唐人的超越，黄庭坚也要完成对苏轼的超越。他要学苏，再慢慢拉开距离，再到与古人争胜。在后期的书论中，黄庭坚一再提到“少近古人”“去古人不远”，明确流露出希冀与古人争胜的心情。这样的思想背景与自我定位，使他在严肃的笔墨锤炼中，逐渐拉开了与同时代书家的距离。苏轼是天才型的，而且是全才，放诸中国历史也是极为罕见的，作为同时代的黄庭坚，知道在天赋上不能与苏轼相比，就走了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苏轼纵意，他则严谨，苏轼飘逸，他则沉厚，苏轼妙在有法无法之间，他则走刻意设计之路。所以黄庭坚后来成为宋代草书的代言人，奏响了盛唐之后沉寂四百余年来草书艺术的又一强音，以独特的面貌雄视千古。

黄庭坚草书《廉颇蔺相如列传》（现藏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

黄庭坚 草书廉颇蔺相如列传

黄庭坚 花气熏人帖

3、“韵”为核心

黄庭坚的书法是“韵”为核心的。“笔圆而韵胜，挟以文章妙天下，忠义贯日月之气，本朝善书，自当推为第一。”(《跋东坡墨迹》)“翰林苏子瞻书法娟秀，虽用墨太丰，而韵有余，于今为天下第一。”(《跋自所书与宗室景道》)对于苏字“韵胜” 的深刻理解与体认，相当程度上体现了黄庭坚对书法艺术的卓越认识。

刘熙载曾说：“黄山谷论书，最重一‘韵’字。”其实这个“韵”是宋代文人的共同推崇，蔡襄就说：“书法惟风韵难及。”

黄庭坚在论述里还有一段话：“晁美叔尝背议予书唯有韵耳，至于右军波戈点画，一笔无也。有附予者传若言于陈留，予笑之曰……往尝有丘敬和者摹仿右军书，笔意亦润泽，便为绳墨所缚，不得左右。予尝赠之诗，中有句云：‘字身藏颖秀劲清，问谁学之果《兰亭》。大字无过《瘗鹤铭》，晚有石崖《颂中兴》。小字莫作痴冻蝇，《乐毅论》胜《遗教经》。随人作计终后人，自成一家始逼真。’不知美叔尝闻此论乎？”

“韵”是一种东方文化里的神秘主义，它来自于人的修养，黄庭坚就说：“学书须要胸中有道义，又广之以圣哲之学，书乃可贵。若其灵府无程，政使笔墨不减元常、逸少，只是俗人耳。余尝言，士大夫处世可以百为，唯不可俗，俗便不可医也。”黄庭坚早期的草书就被认为俗气，所以黄庭坚后来20年没有动草书，20年后才写出不俗气的草书。

这里有一个故事，《春渚纪闻》里面说：“世传山谷老人前身为女子。山谷有自记，刻石于涪陵江上。石至春夏为江水所浸，故世未有模传者。其记言山谷与东坡同谒清老者，清语坡是五祖戒忍和尚后身，而山谷前身则一女子。‘我不能详语，俟异日学士之涪陵，自有告者’。既坐党籍，再贬涪陵。未几梦一女子告之云：‘某生前诵《法华经》，发愿后身为男子，得大智慧，为一时名人。今学士某后身也。’”

这是典型的佛教因果轮回之说，固然不足凭信征引。然而，故事却提供给了我们黄氏人生历程中两个重要的端绪与线索，那就是佛教与女人。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