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平入洛：已攻占汴洛，却守不住，为何说它是南宋灭亡的导火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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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朝的灭亡，使南宋报了百年之仇，对南宋来说，确实是一件好事。宋廷为此举行了一系列庆典，朝廷上下沉浸在一片欢乐的气氛之中。
1、联蒙灭金，宋蒙双方为何没有划定边界?
接着，宋廷面临着要不要收复和能不能收复河南失地这个重大问题。
在早先宋、蒙联合灭金的谈判中，两国对金朝灭亡以后如何处置河南这块土地的问题，理应是谈判的重要内容之一，从今天所存的史籍来看，有着两种不同的说法：
一种是《宋季三朝政要》的记载：蒙古答应灭金后以河南地归南宋；
另一种是《宋史·贾似道传》的记载：南宋与蒙古共灭金后，“约以陈、蔡为界”。
但是，这两种记载似都有可疑之处。
如果以第一种说法为准，那么在《宋史》中不见此种记载尚可理解，因为《宋史》为元人所编纂，恐有篡删亦未可知，但竟然不见于当时南宋臣僚有关的奏议和朝廷的命令、制诰之中。后来蒙古南侵，宋人也没有说其背信弃义，破坏盟约之类的话。
如果以第二种说法为可信，然包括三京（东京开封府、西京河南府、南京归德府）、八陵在内的河南大部分土地，皆在陈（河南淮阳）、蔡（河南汝南）以北，在金朝即将灭亡之际，无论是宋廷或是史嵩之，怎么反而会放弃收复中原故土的夙愿，把它拱手相让给蒙古呢？
故这里的“陈、蔡为界”，如果确有此说，应是宋、蒙联合灭金时所划分的双方军队的部署线，并非宋、蒙边界线。
所以，有可能当时作为南宋报聘使的邹伸之与蒙古谈判的时间十分仓促，双方只讨论了在军事上如何联合灭金，来不及或有意避开了灭金后河南之地的归属问题。 也可能南宋方面曾经向蒙古提出过灭金后“仍许以河南归本国”的要求，并得到了蒙古方面的口头应允，但后来蒙古否认了这一承诺。
所以，结论似乎只有一个，即当时南宋与蒙古在谈判时比较匆忙，双方只讨论了在军事上如何联合灭金，来不及或有意避开了灭金后河南之地的归属问题。
有关史书所谓“灭金后以河南地来归”，只是南宋方面的一厢情愿；所谓“以陈、蔡为界”，只是蒙古后来为发动南侵所制造的一个借口，被元代史臣据此载入史书而已。
2、为何群臣反对收复河洛？
既然宋、蒙间对河南地没有明确的协定，那么南宋要收复三京，就有可能冒与蒙古军事对抗的危险，何况此时已经知道了蒙军来争河南地的动向。
对于如此重大的举措，理宗再次启用祖宗以来的做法，于端平元年四月十三日，“诏令侍从、两省、给舍、台谏、卿监、郎官、经筵官赴尚书省集议和战攻守事宜。 在外执政从官、沿边帅守并实封奏闻”。
部分边帅和朝中大多数官员，如京湖制置使史嵩之、沿江制置使赵善湘、淮西总领吴潜、淮西转运判官杜杲、参知政事乔行简、监察御史李宗勉和杜範、枢密副都承旨吴渊、知福州真德秀等人皆反对出兵河南。
他们以为：南宋军事上缺乏将帅和士兵，不足以进取中原、据关守河；财力上不足以保障供给，使军需无缺；内政上吏治腐败，刑赏不明；外交上搞不好反而会给蒙古侵宋提供口实。
可是，南宋沿江制置副使兼淮西制置副使赵范、淮东制置使兼知扬州赵葵、淮西制置使全子才等前方部分边帅和将领，认为“非扼险无以为国”，即如果南宋军队不守住黄河沿线和潼关等战略要地，就很难防止蒙军的南下，因而坚决主张趁天气渐趋炎热，蒙军已经北还，河南空虚之际，发兵收复三京，进而“据殽、函，绝河津，取中原地”。
他们的意见得到了宰相郑清之的积极支持。
理宗诏令史嵩之筹划粮饷，以供进兵之用，史嵩之奏称：荆襄连年饥馑，虽极力赈济，仍民不聊生，哪里还有粮食可以征调？他以为“迕旨则止于一身，误国则及天下”，拒绝给进兵河南的军队供应粮饷。
2、端平入洛的准备
实际上，蒙军主力虽然从河南北撤，但主将塔察儿仍“留镇抚中原，分兵屯大河之上，以遏宋兵”。蒙古还任命刘福为河南道总管，并无放弃河南的意思。在山东，就在灭金后的次月，蒙古山东行尚书省兼兵马都元帅、知济南府事张荣攻占了已为南宋所有的徐州，投顺南宋担任权知徐州的国安用兵败，“赴水死”。
至此，山东基本落入蒙古之手。针对这种形势，不少官员及时地察觉出蒙古的侵略意图，如吴潜在奏疏中说：“今来光州报，鞑人诸项头目，各还诸州，分屯养种，事势叵测。”真德秀在《应诏上封事》中指出：“（蒙古）暴兴，接我疆埸，虎狼之敌，近在藩垣，应接少差，事变难测。” 他们都主张提高警惕，加强对蒙古的防范。
时理宗亲政不久，颇想有所作为，对收复中原，以完成祖宗未竞之业，怀有一种侥幸心理，对蒙古威胁的严重性更是认识不足，因而在宋廷官员“集议”的过程中，尽管战、守、和三说并出，反对出兵河南的意见占了多数，但是他仍然站在右相郑清之和边帅赵范、赵葵等主战派一边，支持出兵河南，为此还解除了吴潜、吴渊、史嵩之等人的官职。
端平元年五月，理宗授赵葵为收复“三京”的主帅，率宋军主力五万人，从泗州（在江苏盱眙西北）渡过淮河北上；授赵范为两淮制置使、节制军马兼沿江制置副使，由他率军屯驻光州（河南潢川）、黄州（湖北黄冈）一带，“以张声势”；由全子才率淮西兵万余人先期北上，直取开封；以杨恢知襄阳府、京西安抚副使，代替史嵩之行京湖制置司公事，负责运送军粮；以张嗣古权知建康府兼江东安抚使，“巩固天堑，应接汴洛”。
同时命四川安抚制置使兼知兴元府赵彦呐临边秦、巩，以牵制关内蒙军。
3、端平入洛的失败
六月十二日，全子才率军由庐州（安徽合肥）出发，十八日在寿州（安徽寿县)渡过淮河。二十一日至蒙城县（今属安徽）。二十四日至毫州（安徽毫县)，驻城的六百余名降蒙金兵转而降宋，并在他们的引导下，宋军经魏真(在河南鹿邑县东)、城邑（在河南洛邑县西）、太康（今属河南）三县，于七月初二日抵达开封郊外二十里扎营。
为蒙古防守开封城的原金朝降将李伯渊杀死主帅崔立，以城来献。初五日，宋军入城，总算收复了沦陷已有一百余年的汴京，但这时城内“止存民居千余家，故宫及相国寺佛阁不动而已”。
全子才军虽然到达开封，由于沿途市井残毁，白骨蔽野，几无人烟。因而根本筹不到颗粒军粮。 加上蒙古事先决寸金堤引黄水灌宋军，造成“河水淫溢，自寿春至汴，道路水深有至腰及颈处，行役良苦”，给粮饷的运输带来极大困难。
因而多数士兵只得在原地等待粮食，而以偏师攻郑州、陈州（河南淮阳)、蔡州（河南汝阳）等地。宋军所到之处，为蒙古守城的金朝降将，皆望风归附。 七月二十日，赵葵率领的宋军主力也赶到开封，他们同样也面临着一个缺粮问题。但赵葵坚持西进，在他的督促下，命范用吉等率一万三千人先赶赴洛阳，以淮西帅机（南宋安抚使司和安抚大使司中主管机宜文字之官的略称)徐敏子为监军。再命杨义率一万五千人作为后援。各给五日口粮，冒险以进。
二十六日晚，徐敏子先派宋军二百人乘夜色偷袭洛阳，入城后才发觉原来是一座空城。二十八日，大军入洛阳城，赵葵迅速将收复三京的捷报传到临安。
二十九日，入洛宋军粮食已尽，只得采野草和面作饼而食。随后而至的杨义一军，行到洛阳东面三十里处，刚散坐进食，突然蒙古伏兵四起，杨义军“仓猝无备，遂致大溃，拥入洛水者甚众，义仅以身免。于是在洛之师，闻而夺气”。
八月初一日，蒙军已逼近洛阳城下，洛阳城内的宋军虽然进行了英勇的战斗，但因为断粮多日，士兵饥饿不堪，徐敏子只得率部突围南走。在蒙军的追击下，宋军死伤者十之八九，十日后，残部才狼狈逃回南宋光州境内。
赵葵、全子才得到入洛失败的消息后，虽各拥兵数万，然以粮草未集为由，遂决定放弃应援洛阳宋军，立即自开封退兵。在四川方面，虽然郑清之一再催促赵彦呐出兵，“以应入洛之役”，但赵彦呐就是“不从”。被宋人称为“端平入洛”的事件，就这样以失败告终。
4、端平入洛何以失败？
前线入洛之师已经溃败，可是理宗还沉浸在收复三京的喜悦之中。八月初九日，他着手对这些地区的统治进行人事安排：授赵范为京河关陕宣抚使、知开封府、东京留守；赵葵为京河制置使、知应天府、南京留守；全子才为关陕制置使、知河南府、西京留守。
九月，理宗对上述三人及其他对战争失败负有责任的将领重新作出任命并给予贬谪：赵范依旧京西湖北安抚制置大使、知襄阳府；赵葵削一秩，措置河南、京东营田边备；全子才削一秩，措置唐、邓、息营田边备。 杨义、范用吉、徐敏子等人也分别受到惩处。
在金朝灭亡、河南空虚的情况下，南宋出兵收复三京、划河而守的动机不能说错，士兵作战尚称勇敢，其失败原因在于南宋主战派对蒙古军的强大缺乏足够的认识，也缺乏充分的准备。
绍定六年(1233)十一月，赵范曾对理宗说：“宣和海上之盟，厥初甚坚，迄以取祸，其事不可不鉴。”
数日后，赵葵入见，理宗问以与金和战之事，回答道：“今国家兵力未赡，姑从和议，俟根本既壮，雪二帝之耻，以复中原。”
说明他们在此时对蒙古灭金后可能发动南侵有着一定的思想准备，甚至认为国力未壮，可以暂时答应金人议和的请求。
可是当金朝灭亡后，就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他们既低估了蒙古军的战斗力，又丧失了对蒙古蓄谋已久的侵略野心和阴谋的警惕。加上主帅成功之心太切，在各种准备特别是粮饷严重不足、敌情又不探明的情况下仓促进兵，从而再一次重蹈自北宋“雍熙北伐”以来的一系列民族战争中皆因军食不继、敌情不明而遭到溃败的覆辙。
5、端平入洛失败的深远影响
全线败退后，河南军民死者以十万计。这对南宋国防、宋蒙关系带来深远的负面影响。
这是理宗亲政后因急于求成而受到的重大挫折。而作为独任宰相的郑清之也是难辞其咎的，因此，时人论其“不能度德量力，保境息民…力排众议，辄启兵端”。
甚至有人登门直斥，“淳祐丁未，郑清之再相，（郑）震登其门骂曰：‘端平败相，何堪再坏天下！’”
端平三年四月，理宗颁“罪己诏”，对出兵汴洛的决策失误进行了总结，为出兵之失败承担责任，认识到出兵失败原因在于“责治太速，知人不明”，希望上下协力，守御疆土。
“端平入洛”之师的失败，后果十分严重，正如有学者所指出：
首先，它激化了与蒙古的矛盾，为蒙古大举进攻南宋提供了口实，给南宋提早带来了边患。
蒙古垂涎南宋由来已久，宋、蒙联合灭金使双方关系暂时得到缓和，但蒙军的北撤不过是待机而动，绝不可能与南宋保持长时期的和平，“端平入洛”正中其计，从此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侵宋战争。
其次，它极大地削弱了南宋的国防力量。由于入洛之师的溃败，宋军伤亡惨重，大量器甲、舟车、粮食，悉委敌境，造成江淮空虚，无以守御。
第三，它加深了统治集团内部的纷争，导致人心涣散。入洛失败后，反对出师河南的官员不是总结经验教训，精诚团结，一致对敌，而是再一次互相攻击，主战者固然消极灰心，主守者也提不出任何良策，造成朝政的更大混乱。
出师汴洛失败以后，理宗转而向蒙古方面做主和姿态。但是，蒙古灭宋是既定方针，理宗的意图没有得到蒙古方面的积极回应。
在这种情况下，理宗在对蒙古主和的同时，采纳了一些朝臣的意见，积极部署对蒙防务。宋军的布防基本上以长江为线，上起汉水，下迄淮河，把千里江面分为三段，形成四川、京湖、两淮三大防区。在各个防区，又根据地理形势进行重点防御。
在四川地区利用山势构筑山寨，逐渐形成山城防御体系。在京襄防区以鄂州、江陵为主，重点设防襄阳、枣阳、随州、德安四处，辅以峡州、荆门、复州诸处。
针对蒙古骑兵在广阔平原地带来回如风的特点，除增筑军事重镇外，普遍采取“山壁水栅”的战术，使蒙古骑兵不得长驱直入。水军是宋军的优势，为此，理宗对水军的建设也很留心。
这样，南宋在沿长江一线形成了一条疏密有致的防线。
可以说，在端平出兵败后，理宗对于军事有了清醒的认识，在军事方面的做法显得较有眼光，战略务实得当，选将知人善任，遣将布兵有条不紊，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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