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如何来证明大唐帝国的世界性,都是哪些内容可以说明呢?
我以为,就是五个名词,足可证明。
那就是:制度、机会、财富、文化、艺术。
有了制度,才会有更多的机会;有了机会,才会创造更多的财富;有了财富,才会造就文化的多姿多彩;有了文化,艺术自然就会焕然一新。
绿色标志的阿拉伯徽标,首先席卷了辉煌一时的萨珊王朝。萨珊王朝的波斯人一夜之间没有了故乡,他们携带着大量的金银珠宝来到大唐,从此成为了另类的华人。
国破的波斯人别无选择,只能依附在强大的大唐以内。这些波斯人都携带着巨额财宝,竟然融入了大唐市场,做起了国际商人。
商人是要逐利的,波斯的经营方法竟然使大唐的经商更多了令人回味的无数故事。
大唐的兴盛,离不开这些波斯商人、粟特商人、阿拉伯商人、回纥商人。
因为陆上和海上的两条丝绸之路,商人旅团可以从广州港登陆,纵横东入钱塘江,一帆风顺从杭州而扬州。也可以沿自长安北向疆外,途径西域和中东地区。
长安是大唐的首都,也是世界的首都,更是国际贸易的集中大市场。政府对外开放和包容的政策,注定了产生更多的机会。
东市,主要集中国内的商人贸易点;而西市,则是国外商人的集居点。
自此以后,把购买物品叫做“买东西”,就是从长安而来。
机会,既在政府来创造,也在自己手中把握。
有一部分外商,因为实力雄厚,技术专业,能够操控着某些行当。长安一寺做完道场后得到一件施主赠送的宝物,寺中无人识货。便拿到西市想要卖给外商。外商说:“想卖多少钱?”这僧人想了半天,不知道要多少?
胡商等到寺僧想通,要钱二十万两银子。忽然大笑道:“告诉你吧,这个值一千万。”
办完了手续之后,才告诉寺僧,这不起眼的物事,是正宗的佛骨。
这种机会,创造了无数的故事,甚至于一夜暴富的神话,常常发生。
正因为财富的充沛,大唐朝野上下,兴起了文化之风。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固定的文化。而每个国家的文化有相似,也有很大不同。说白了,就是生活方式的不同。
大唐上层乃至于民间,对于诗歌的盛行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李白、杜甫、高适、王昌龄、王之涣、杜牧、岑参等一大批诗人的出现,把大唐的文明程度也推到了无以复加的高度。
而文化直接推动了艺术的发展。艺术,恰恰就是生活中息息相关、随处可见的文化精品。
雕塑、绘画、书法和乐舞的流行,从上层到民间,无不乐衷于其中的乐趣。
特别是乐舞,除了中华自诗经引发的“韶舞”,又有着杨贵妃亲自领衔创作更新的“霓裳羽衣曲”,更有那来自西域的“小蛮腰胡旋舞”。
包括来自中西结合的马术球、吼秦腔混合着马头琴。
这一切,怎么不让中华的少年为之血脉喷张,怎么不让国外的商人为之心醉!
唐朝的文化、艺术被更多地学习到了海外。特别日本,那么唐朝晚期同时代的嵯峨天皇,甚至创作出和诗人比肩的绝句:寒江春晓片云晴,两岸花飞夜更明。鲈鱼脍,莼菜羹,餐罢酣歌带月行。
至于绘画和书法,更是在国外被狂热的追捧。画圣吴道子的真迹被奉为至宝,王羲之临摹的假帖都能卖到千金以外。
有魅力就有传播力,有传播力就有生命力。
这就是大唐王朝。对内的开放,对外的包容,促成了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进行融合的交流,使得双方都获益匪浅。
而大唐王朝成为了帝国中的帝国,标杆中的标杆,为无数的外国商人争相膜拜和向往。
在这里,各国人民和各个民族的商人、旅人、僧侣、遣唐使从这里学习,把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传播到整个亚洲、中东、西欧和北非。
而今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如同昔年的大唐王朝,正把历史悠久的中华文化,通过一带一路,传播到世界的各个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