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的死刑为何要复议5次？李世民杀了一个人，因此诞生这个规定
例如，贞观二年，李世民任命卢祖尚为交州刺史，卢祖尚担心交州地方偏远，蛮夷众多，又多瘴气，拒绝前去赴任。李世民多次劝说卢祖尚，卢祖尚就是铁了心不领旨，李世民一怒之下，将卢祖尚推出午门斩首。
事后，李世民非常后悔，甚至认为自己此举太过残暴。李世民说：
“然，者卢祖尚虽失人臣之义，朕杀之亦为太暴！”——《资治通鉴》
卢祖尚抗旨不遵，是有罪，但罪不至死。李世民没忍住心中的怒火，杀掉了朝廷重臣，的确不妥当。
从此之后，李世民对房玄龄、魏征等人说：“如果朕要在朝堂上杀人，你们应该劝阻！”
实际上，并非大臣不劝，只是李世民性格暴躁，发怒时并非谁都能劝得住。
贞观五年，李世民突然定下一个法律，一旦有人被处以“斩立决”，需要5次复议才行。也就是说，历史知道大臣劝不住自己，所以定下一个法律，即使自己要杀人，也要在两天之内复议5次，才可以行刑。从贞观二年卢祖尚被杀，到贞观五年这条法律制定，李世民为何时隔三年又突然制定一条这样的法律呢？这要从另一个人说起，此人名叫张蕴古。
张蕴古，河南人，因为博闻强记，擅长律法被李世民任命为大理寺丞。在唐朝，大理寺掌刑狱案件审理，大理寺丞负责审理全国的重大刑事案件，相当于现在的“大法官”。按理说，张蕴古身为大理寺丞，对唐朝律法了然于胸，应该不至于轻易获罪，他是怎么得罪李世民的呢？
原来，贞观五年，大理寺设立一起“谋逆案”，一个叫李好德的人，常常说一些狂悖之言，被人举报有“谋反”的嫌疑，最终被送往大理寺亲自审理。张蕴古审理此案，最终以“李好德有病，长期被疾病折磨，所以才胡言乱语”为由，赦免了李好德的死罪。《资治通鉴》曰：
河内人李好德得心疾，妄为妖言，诏按其事。大理丞张蕴古奏：“好德被疾有征，法不当坐。”
此案在复核时，查证李好德确实有病，李世民认为张蕴古的审理非常合理，下旨宽恕李好德。这件事《贞观政要》也有记载：
蕴古言：“好德癫病有征，法不当坐。”太宗许将宽宥。
但过了一日，剧情突然逆转，有一个叫权万纪的御史，捅出来一个内情：
“蕴古贯在相州，好德之兄厚德为其刺史，情在阿纵，按事不实。”——《资治通鉴》
也就是说，李好德有个哥哥，担任相州刺史，而张蕴古恰好是相州人。换句话说：张蕴古救李好德，可能并非出于公心，而是为了送老家的父母官（李厚德）一个人情。
在封建社会，为了避免官员徇私，规定官员不得在自己的家乡担任父母官。比如说，某官员是浙江杭州府人士，他入朝为官后，一般不会安排到杭州为官，甚至连杭州周边的浙江其他地方，他也要避嫌。但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很多朝廷官员为了照顾家乡宗族父老，都会想办法和家乡的现任父母官拉关系，大家相互有书信来往，相互照应，这早已不是官场上的秘密。
这件事被捅出来后，御史们纷纷弹劾张蕴古徇私舞弊。更有甚者，挖出了另一个细节：
太宗许将宽宥，蕴古密报其旨，仍引与博戏。
即，在李世民打算宽恕李好德的时候，张蕴古急忙到狱中，以私人身份将李世民的旨意偷偷透露给了李好德，而且还和他博戏（赌博的一种形式）。这件事足以说明：张蕴古和李好德的关系非同一般，若说张蕴古审理李好德之案没有偏私，鬼都不信。最终的结局是：“太宗大怒，令斩于东市！”
李世民认为张蕴古身为大法官，如此徇私舞弊，严重渎职，一怒之下，将张蕴古斩于东市。
纵观此案，李好德也确实有病，应该得到宽宥。张蕴古也确实存在徇私卖好的嫌疑，但即使张蕴古罪行确凿，按照《唐律》，也罪不至死。李世民却因为愤怒而杀了他，在张蕴古被斩后，李世民渐渐后悔，开始抱怨宰相房玄龄，李世民说：
“朕当时盛怒，即令处置。公等竟无一言，所司又不覆奏，遂即决之，岂是道理？”——《贞观政要》
李世民的意思是：房玄龄你身为宰相，应该食朝廷俸禄，如果朕有什么错误，你应该立即指出来。我当时气昏了头，所以才下旨杀了张蕴古，你们竟然没一个出来相劝的，这是何道理？
房玄龄等人被李世民劈头盖脸一顿数落，十分委屈。房玄龄最后和李世民说出了这件事最核心的问题：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包括将犯罪嫌疑人斩立决。
李世民听完后，觉得房玄龄所说非常有道理，琢磨良久，定下一条规定：
凡有死刑，虽令即决，皆须五覆奏。——《贞观政要》
从此之后，如果有人被判了斩立决，也不能立即斩首，而是要复议5次。如此，门下省、御史台和大理寺在两天内多次复议，就最大范围内避免误判，这样下来，贞观年间被斩立决处死的犯人，越来越少。
李世民之所以是仁君，并非他不杀人，而是他知道自己的缺点，总在想办法弥补。用制定规定的方式，来避免自己误杀，用法律来限制皇权，这就是李世民的伟大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