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妇女的出游内涵与外延意义探究，从属性分析
唐代妇女的出游从其游的动机、时间、地点以及方式等方面都在一定程度上对她们的社会地位有所体现。总体来说，唐代妇女从其在游的需求的产生上来讲是具有极大的欠缺性，这也使得她们的出游的动机、时间、以及方式呈现其时代的特色。
一、唐代妇女出游的内涵与外延意义
古代妇女由于社会地位的特殊性，她们往往会受到社会和家庭等因素的影响而处于游移的位置，也因此会发生游的行为。由于唐代妇女对于男性的依附性，使得她们的出游行为呈现出一种比较宽泛的状态。
据龚鹏程在《游的精神文化史论》一书中，讨论了“游”的观念，在他的描述中，游体现于游戏、游旅、游艺、游心、游观、游学、游仙等各种活动中，也与社会上的游民、游士、游侠、流氓、游娼等人士有关。
因此，就唐代妇女的出游来说，我们应注重从她们所处的社会大环境去审视其出游行为。基于这个原因，我们主要强调，她们的出游是“一种离开日常生活空间一段时日，以空间的移动为基本特征的行为”。从一定的程度上来说，唐代妇女的出游活动突显的行为特征应是“离”所产生的“游”。
因此，我们将妇女能否离开家获得比较大的生活空间作为衡量标准。在这样一个较宽泛的条件下，“唐代妇女的出游”是指妇女在特定的时间内发生离开其生活空间的行为，以空间的移动为基本特征的行为，包括：行走、出行、出嫁、远途旅行、游玩、流动等；是以彰显、炫耀、娱乐、谋生、放松身心等为目的的行为。
这种对唐代妇女出游概念的界定，首先，强调了出游的最显著的空间移动的特征。其次，它突出了唐代妇女出游行为的多样性以及其出游目的的复杂性。由此而表现了唐代妇女出游的非自主性及隐藏在出游活动背后的对于男性的依附性。这正体现了她们的社会地位的不平等，这也是对她们当时社会地位的真实的反映。
因此，唐代妇女的出游，并不排除因社会、家庭和生活各方面原因而导致的出游活动。旅游与社会的多领域有着外延的联系，唐代妇女的出游是一种社会活动，它包括了经济、政治和文化多方面因素。正如现代旅游学中对于旅游者的细分会因其年龄、性别、收入、地区等各面分类进行。
但总的来说，这都与人们所处的社会阶层有着直接的关系。那么对于唐代妇女，因其所处的阶层不同，她们出游的时间、地点、方式和目的自然会大不相同。
二、唐代妇女出游地位的从属性
中国数千年的古代社会完全是一个实行儒家礼教为主的“男尊女卑”的社会。社会没有提供女性与男性同等发展的条件，女性无法与男性享有同等的发展权利。虽然唐代社会总体上对妇女的束缚要相对较小，但在绝对程度上，大多数的女性在一生大部分时间里仍是被局限于家庭之中，很少从事离开家的活动。
作为“内人”是女性生活的常态。唐朝杜牧之妻赵氏的诗句精彩地揭示出二者的不同生活境遇：“君从淮海游，再过兰杜秋。归来未须臾，又欲向梁州。……人生赋命有厚薄，君但遨游我寂寞。”
在出游上男性享有多种特权，他们可因求学、仕途、经商等原因而游于外。由于具有外出游历得以实现的条件，他们才是旅游的主体。大诗人李白、杜甫、白居易就因仕途的原因而宦游在外。
李白从二十六岁开始，即仗剑去国，辞亲远游，直到天宝元年秋，他奉命入长安为仕，才使他的宦游生涯告一段落。而杜甫也同样带着“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豪情，从二十岁起，开始南游吴越，北游齐赵。
诸如“功名只向马上取”的边塞游、览胜行乐的饮宴之游、欣赏山川之美的山水游和钟情农村生活的田园游都是男性的专利。由于社会角色的不平等，女性始终是丈夫意志与权力的附庸，永无独立人格可言。女性往往是被摒弃在出游的行列之外的，并且在有的时候，她们出游也仅是一种无可奈何的跟随。
从她们自己内心所发出的声音，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点。王子今在《制度文明与中国社会：邮传万里——驿站与邮递》中指出：“与我们以往的印象不同，中国古代妇女也有相当多的外出游历停宿驿站的机会。她们的驿壁诗作，以润朗清亮的声音，也加入了传达驿站多彩文化感受的多重唱”。
诗中体现了古代女子的生活质量及空间、社会交往、远程游历方面的一些问题。但是总体上来说，“愁”是传统女性文学的浓墨重彩之处，也是绝大多数女性文学产生的直接动力。从她们的出游中我们也能体会到这种“愁”。
《全唐诗》收此诗，题《书壁》，谓周仲美，“成都人，适李氏。”序文中写道：“仲美随夫金陵幕，夫因事弃官，入华山。仲美求归未得，会舅从泗调任长沙，载之而南，因书所怀于壁。”
她在年幼时跟随其父，出嫁后跟随自己的丈夫过着辗转的游宦生活，却无端地被丈夫抛弃在异乡，必须依附外祖为生，一直等到翁舅调职才获得南归的机会。
周仲美的一生是在游，她跟随父亲、丈夫、舅父游历于成都、金陵、长沙等地。对于“云水茫茫，去国益远，形影相吊”的羁旅生活深感痛苦，她的游是充满了几多“孤帏泪如洗”的无奈。同时我们也看到了封建思想对她深切的影响。
在她丈夫“弃官更弃妻”的情况下，仍然“妇人义从夫，一节誓生死”，以表明她坚定不移要追随丈夫的决心，因为道德戒律斩断了她其它生活道路。由于在生活方式上没有自主的选择权，在未寻获丈夫的情况下，她又只有跟随家庭中其它的男性四处漂移。
从周仲美的身上，我们发现，她要么是在被动地等待，要么是在被动地跟随。对于这种被动的“男游女守”的格局，李白、白居易等诗人的诗中都有此现象的写照。它是对古代男子外出所造成的男女之间分离及感情波动的客观反映。也是对行动艰难速度缓慢和时间漫长的古代旅行状况所产生复杂心绪的折射。
从唐代女性对于出游活动的参与情况来看，参加出游活动并未成为所有女性自主的一项权利。并且唐代妇女由于其所处的阶层不同，使不同阶层妇女的出游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性。但这都明显表现出她们在出游地位上的从属性。
女性在传统社会中被限定了要以男性为物质生活的依靠。在此基础上，其生活、行动的空间也会由于男性的原因而发生一定的变化。皇族、贵族妇女跟随男性的出游，有自愿想出游的因素在里面。但总的来说，她们出游的动机，多半是在得到了男性的准许的条件下，才被激发出来的。
公主离家远嫁的游历，与当时的帝王力求江山的永固的政治目的有着直接的关系，使她们的婚旅缺少“游”的原汁，相反政治色彩异常浓厚。其行为是极具被动性的，不情愿的，正如诗中所云：“何须薄妾命，辛苦事和亲”。乐妓们与男性的宴游，真正目的并不是为了享受，而是为了生存，她们以游的方式作为其谋生的手段。
广大的妇女们在节日里获得了一定的行动自由后，在特定的时间内发生的行为。其出游的动机主动性较强，目的主要是为了寻求短暂的自由与平等。同时因为她们在整个社会中不占主体的地位，导致了其出游活动的时间极短且较固定，方式较传统。
三、总结
种种迹象表明，正因为唐代妇女出游，从其动机的产生有着极大的被动性，以及出游的行为方式上都存在着极大的依附性，这也导致了其出游地位相对于男性的从属性。
她们出游的行为很多时候是在外界各因素的相互作用下而发生的，其被动性较明显，因此她们的出游也就表现出一种“惰性”。男女两性出游活动得以实现的难易度是这种“惰性”最明显的体现，并最终造成了唐代社会男女出游情况的不同，由此体现出唐代妇女出游的从属性特征。
在政治、经济、社会地位都不平等封建社会男权制度下，唐代妇女并不可能成为出游行为的主体。因此，尽管唐代社会较开放，妇女能有一定的机会出游，但事实上，我们发现，她们的游只能算做是“出游”，而不能与现代社会的“旅游”相提并论。
而当今社会，女性因其社会角色的改变，使得她们的家庭角色发生演变，生活方式的改变让她们获得了更多的闲暇时间，广泛的就业让她们拥有了经济上的独立。她们在整个社会生活中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她们正在逐渐发展壮大，成为旅游群体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