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兵尚未南下，明朝还有力量，为啥孔衍植就投靠清朝了呢
“忧国忘家，捐躯济难”的英豪气节，在我们数千年的历史中都是灵魂与脊梁的支撑，先秦左丘明认为是“临患不忘国，忠也”，孔圣也认为“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有一人，于天启元年（1621年）承袭了祖上的爵位，天启七年（1627年）得了太子少保的加爵，而到了崇祯三年（1630年）再一次晋升为太子太傅，可以说此人已经做到了文官的极致，是正一品的待遇。
可以确切的说，就“君使臣以礼”这一步，大明都给足了礼遇，是丝毫没有半点的懈怠，然而白眼狼想要的从来就只有更多，却忘了“臣事君以忠”这样一个朴素的道理。
顺治元年九月初一，也就是1644年，孔圣后裔孔衍植便迫不及待递交了自己的“包身契”——《初进表文》，成了清廷的一分子。原本，处于这样一个交替时代，我们不好过多指责前人的做法，毕竟渺小的个人总是容易被历史的车轮带向未知，然而孔衍植却值得这一番狗血淋头。
1644年5月，多尔衮率大军入主燕京，然而南京还有着史可法等人拥戴的福王，在当时，弘光南明就如同南宋一般，可以说大明尚未结束，还有着一股庞大的有生力量。也就是说，孔衍植此时应当仍旧是明朝的一品大员，然而身心却早已飘到了清廷，甚至不远千里急匆匆向新主表示。
要知道，当时清兵尚未完全南下，毕竟李自成与清军还有着一段纠葛，形势虽说危及，但怎么说兵临曲阜也得一年半载，也就是说孔衍植一家完全有时间举家迁移。
故土难离，这是我们天然就有的情感，然而家国的分寸孰轻孰重还是掂量得出的。当然，这是我们一般人的想法，人家老孔早就有了下家，一番盘算下反而不慌不忙。
万国仰维新之治；乾纲中正，九重弘更始之仁。率土归程,普天称庆……
千穿万穿马屁不穿，孔衍植自然赢得了欢心，孔家此后的待遇又是一应俱全，一时间充满了快乐的空气。然而，这样的优渥待遇不过是脊梁的买卖罢了，核心无非是孔圣这一招牌，这是孔家上下心知肚明却又自欺欺人的把戏。
事实上，先辈所创下的基业不仅仅提供了肥沃的养分，也需要为之奋斗，孔衍植等人所为不过是在折辱祖上，“忠”之一字早就抛之脑后。
或许是为了表现自身的价值，到了第二年，孔衍植又上了一份奏折，名为《剃头奏折》，而目的便是为了迎合主子。在当时的背景下，无数仁人志士为了心中的信念坚守，而孔衍植却想尽办法摧毁这份信念，如此行径已经与保存祖业的想法全然背道而驰，是压根洗不干净的。
有人会说，“历史的尘埃落在每个人的头上都是一座山”，但很明显这不适用于孔衍植，尤其这背后其实并非没有正确的历史先例。
两宋之际建炎南渡，不仅仅有了南宋，也有了南宗孔庙。
1128年，孔子第四十八世嫡长孙、衍圣公孔端友率族南渡，彼时形势更加危及，孔端友在返回曲阜不久，就发生了金兵南下、知州叛宋、兖州被占这些接二连三的坏事。然而，孔端友依旧心系宋朝，数次辗转后才离开了被金人重重包围的北方，传家宝“孔子及亓官夫人楷木像”更是寸步不离，实现了忠与孝的两全。
曲阜孔子庙是第一所孔子庙，衢州的南宗孔庙则被誉为“第二圣地”，然而人家这番荣誉却是自己实实在在争取而来的，而孔胤植死后甚至为了避雍正胤禛的名讳，从此成了孔衍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