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诏敕看唐代皇帝与丞相的“爱恨情仇”

“皇帝”是对统治者的称谓。那它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纵观历史，臣子对统治者的称呼有所不同。夏朝时期，统治者生前被称为“后”，这可不是我们现在理解的“皇后”、“后代”等，伤后被称为“帝”，我们第一个有统治权力的家族——大禹的后代，便自称为“夏后氏”；商朝早期的统治者仍然被称为“后”，随着经济各方面的发展，“王”这一称呼逐渐出现；商周时期，统治者被称为“王”或“后”；秦始皇嬴政统一全国，他想：“夏商周的统治者都为王，那我也称王，那岂不是显示不出我的厉害？”

于是，便从传说中的“三皇五帝”中，取名为“皇帝”。“皇帝”一词便由此而来。

秦始皇统一了全国，统治面积大大扩大，同时也意味着统治者的压力和政事政务增加。而此时，皇帝一人的能力是有限的，精力也是有限的。那他能怎么办？为此，秦始皇设立“三公九卿制”。“三公”指丞相、太尉、御史大夫。自此，我们现在所理解的、权利很大的“丞相”便逐渐产生了。

皇帝并非一人独大，丞相变成大管家

秦始皇统一全国后，这个便进入大一统的时代，虽说中间有反复，但终归于统一。在我们看来，好像各朝各代的皇帝都一人独大，高高在上，掌握最高权利，可以肆意而为，可以任凭喜怒哀乐主宰一切。但真的是这样吗？

事实并非如此，皇帝的能力和精力有限，所以事实上一个人掌握不了全部权利，往往要与他人分享一部分权利，以维持地方正常、有序地运转。而这个“他人”往往就是丞相。秦国的时候，“丞相”就是皇帝的副手，帮助君王处理政事，也就是君王的管家；等到秦统一全国，也就是“秦朝”，“丞相”便“鲤鱼跃龙门”，摇身一变，还成为地方的“管家”，他不仅可以管理地方的事务，也能管理皇帝的家务事，即“管天管地管皇帝”。

丞相权力的产生，就意味着君权和相权的矛盾产生。如何理解？因为丞相是皇帝的副手，就意味着他的权力、职权要好好划分，不可过大，也不可过小。过大，丞相的实权就会高于皇帝，严重制约皇帝的权力；过小，丞相的权力就小，对皇帝就起不到制约作用，皇帝就有可能会凭自己的喜怒哀乐处理朝政。因此，在封建专制统治时期，皇权和相权的矛盾一直存在，如何划分皇权和相权的大小、如何平衡皇权和相权等，便是始终要讨论的问题。

唐代的“丞相群体”

秦朝创立了“三公九卿制”，三公即为“丞相、御史大夫、太尉”。丞相统筹百官，也就是我们现在理解的，行政机关里面的最高首脑；御史大夫，执掌群臣奏章，负责监察百官；太尉主管军事，不负责政事。而事实上，御史大夫是丞相的副手，所以，总的来说，丞相是最高政府首脑，独揽朝中大权。汉承秦制，基本上也是丞相独揽朝中大权。我们可以看出，秦汉时期，丞相只有一人。

隋文帝杨坚统一我们后，对制度作出了重大革新，继承了魏晋南北朝的官僚体系，并建立了以三省六部制为主的2023官僚制度，其中尚书省为最高行政机构。

唐承隋制，实行三省六部制。这里的三省分别为中书省、门下省和尚书省。中书省的长官为中书令，中书侍郎是副长官，中书舍人为其主要职官；侍中、门下侍郎，为门下省的长官和副长官，主要职官为事中；尚书省的长官为尚书令，副长官为左右仆射，而仆射的负责六部的事务。中书省和门下省设在宫内，因此这两个部门又有谏诤之责，协助皇帝处理全国政务。三个部门都有各自的职能事权。唐朝，丞相的职权分到三省长官手里。

换句话说，唐朝没有设立“丞相”这个职位。所谓的“丞相”，那么就有三个——即中书省、门下省和尚书省，不像以前朝代只有一个。

因此我们可以说，唐朝有“丞相群体”。

唐朝诏敕的决定流程

唐显庆中规定，必经凤阁、鸾台，方为“敕”。三省六部制度中，中书省负责起草诏书，门下省承担驳回审议的职能，尚书省负责执行，同时尚书省也有决定庶务的职能。

所以唐代诏敕发布要经过四个程序：第一，中书舍人根据皇帝的意思表示草拟诏敕，同时中书舍人有封还词头的权利；第二，如果中书舍人没有异议，那么中书令、中书侍郎与中书舍人在草拟的诏敕上共同签名，再将草拟的诏敕送门下省审议；第三、门下给事中审议后，如果认为不妥，可以在稿上涂改奏还中书省；第四、侍郎、侍中、事中三人在经门下省给事中审议通过的诏书上共同签名，然后申请交发尚书省执行，如果皇帝审定认可后，就可以正式交尚书省施行。

从这个流程，我们可以看出，诏敕的颁发是一个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严谨的过程，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防止诏令的决策失误。

三省六部制度，将相权一分为三。相权之间相互制约、牵制，防止相权一人独大，更有利于封建官僚体系的稳定；同时三省之间相互配合，有力提高行政效率，提高决策的正确性；再者，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皇权，防止皇帝意气用事。

在我看来，三省六部制度 是封建王朝，维系官僚体系稳定的有力工具。皇权和相权之间的爱恨情仇，即使皇权与相权之间的矛盾，贯穿整个封建王朝。如何妥善处理这个矛盾，则是历朝历代统治者需要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