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特殊的时代背景催生刺客，后世多对其持批评态度
在我国历史上，春秋战国是前所未有、独一无二的乱世。它的特殊，不单单在于持续数百年的攻伐纵横，更在于思想、阶级层面的大冲撞、大洗牌。
在这个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大时代，不同的人都得到了崭露头角的机会，既有帝王将相、豪门勋贵，也有起于底层，在后世将会毫不起眼、难以被官方史家留意的小人物，比如那些游走在规则之外的刺客。
《史记·刺客列传》里，一共记载了五位刺客，分别是曹沫、专诸、豫让、聂政和大名鼎鼎的荆轲。
春秋时期的曹沫，严格来说算不上刺客。他出身寒微，因勇力被鲁庄公任命为将军。在与强大齐国的战争中，曹沫多次失败，但仍被自己的君王委以重任。为了报答鲁公的知遇之恩，当齐、鲁柯地会盟时，曹沫手拿匕首挟持了齐桓公，逼迫对方归还了之前从自己手中丢掉的鲁国土地。
过了100多年，吴国的刺客专诸则更加传奇。经伍子胥的推荐，专诸得到了公子光优待，接下了刺杀吴王僚的艰巨任务。为了在戒备森严的王宫中成功行刺，专诸制订了历史上经典的刺杀计划——鱼藏剑：将匕首藏在烤鱼之中、避开检查，由此成功刺杀了吴王僚。当然，他自己也死于乱刀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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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王阖闾
公子光就是大名鼎鼎的吴王阖闾，他即位后投桃报李，厚待专诸的后人。
春秋末期的晋国刺客豫让则最令人感慨。晋国大族智家被韩、赵、魏联手灭门，当家人智伯被赵襄子所杀、头被做成了酒器。这让曾经享受过智伯的优待的豫让悲愤无比、发誓复仇。首次行刺失败后，赵襄子放了豫让一马；但豫让并未罢休，为了再度接近对方，他毁容吞炭、付出了常人不能忍受的惨痛代价。然而其后再次失败，他慷慨赴死。
至于战国的聂政，可能是所有刺客里武功最高强、行刺最霸气的一位。早年为躲避仇家，聂政带着母亲和姐姐逃到齐国；韩国大夫严仲子为了除掉政敌侠累，多次以厚礼请求他出马。
但孝顺的聂政却因为老母尚健在为由多次拒绝。直到聂母去世后，为报知遇之恩的聂政主动出山，他单枪匹马奔赴韩国，突破大量侍从的护卫、当众击毙侠累。随后，为了避免连累家人，聂政破腹毁容后自杀；他的姐姐聂荣闻讯赶来，在弟弟的尸首旁痛哭哀伤而死（一说是自杀）。
至于荆轲就不消多说了，由于刺杀对象是未来的千古一帝，他的故事可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可惜他的刺杀行动也最为失败。
这些刺客大多出身卑微，但却在历史上留下了重章华彩的一笔。他们一律重情重义，只是为报答知己之义、故主之恩，就不惜舍弃一切、慷慨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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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以我们今天的视角来看，这些人更像是拿人钱财、替人消灾的违法份子；他们的行动过于偏激，仅仅是由于他人的器重，就可以不问是非黑白伤人性命？令人无法理解。
也正是由于这种原因，古往今来很多人对《刺客列传》中的人物持批评态度。
但看待历史人物，只有基于对应的时代背景，才能得到更为客观、理性的评判。时势造英雄，只有在春秋战国那个空前的时代，才会滋生豫让、聂政这种至情至性的刺客。
在先秦时期，虽然逐渐礼崩乐坏，但周礼的影响力根深蒂固。在社会架构方面，那是一个等级森严、尊卑贵贱无比的时代，就像孔子倡导的那样：“天子统三公，三公率诸侯，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贵以临贱，贱以承贵......”，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上下相保、国家治安。”
在这种生态下，加上战争不断成为常态，底层人们的生命如同草芥，所谓的价值更是无从谈起。上述刺客大都出身低微，对他们而言，如果得不到上层人物的赏识，几乎永无出头之日。
正是由于这层原因，一旦得到他人的赏识、厚待，这些身怀绝技的底层人们就认为自己必须报答知遇之恩，甚至不惜应舍生取义、从容赴死。在当时，这不仅是一种理念，更是一种理所当然的操守；“士为知己者死”不仅是他们坚定的人生信条，更是他们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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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诸
因此，对于专诸、豫让、聂政、荆轲等人以性命来践行信义的举动，看似是“有奶便是娘”、甘为他人附庸；实际上却是那个时代的底层人民实现自我价值、张扬自我个性的渠道。
但在后世，刺客这种群体一直存在，却与先秦时期已经截然不同。
一方面，随着大一统模式的完善，社会管理逐渐稳定，人们在思想、法规上都对刺客这种游离于规则之外的群体持负面态度；另一方面，秦朝的建立，伴随着对传统贵族制的彻底摧毁；而刘邦开创汉朝这一壮举，更是标志着小人物也能成为天下之主。底层人们的出头之路更加多元化，舍身杀人这种模式并非唯一选择。
因此，与春秋战国的著名刺客相比，后世的同行在个人品格、对信义的坚持等方面都不可同日而语。相对于“士为知己者死”，后世刺客更注重个人利益，信奉“识时务者为俊杰”，临阵变节的情况屡见不鲜。比如我们熟知的刘备就曾经遭遇刺客，但据史书的说法，对方却被他的气质所“感动”，放弃了自己的任务，说白了这就是没有“职业操守”。
相比较之下，豫让宁愿毁容寻死也不愿意变节、聂政为了保护亲人情愿残害自己，自然让他们与后世的刺客拉开了差距。从这层意义上而言，战国之后，再无刺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