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宋，史称淳熙四先生之一的杨简，是怎样的理念？
在官场
杨简，字敬仲，南宋庆元府慈溪（今浙江宁波市江北区慈城镇）人。他为官时间虽长，但多为小官和无实权之散官。淳熙三年（1176），杨简三十六岁，任绍兴府司理（判官、掌讼狱）。他亲临讼狱，“端默以听，使自吐露”。绍兴为陪都，台府鼎立，官吏极尽承媚之能事，而杨简“中立无颇，惟理之从”。
一府吏触怒某帅，帅命杨简审讯府吏，杨简知其无罪，曰：“吏过讵能免，今日实无罪，必擿往事置之法，某不敢奉命。”帅怒，杨简竟以辞官与之争。帅知其不可屈，于是作罢。
绍熙三年（1192），杨简五十二岁，知饶州乐平县（今江西省乐平市）。杨简初入境，访求民瘼，闻杨、石二少年“以嚣健恫喝官府”，残害害善良，且有长吏为其鹰犬。不久，杨、石二少又故伎重演，杨简即将其囚禁，“谕以祸福”，二人彻底改过自新，邑人由是“以讼为耻，夜无盗警，路不拾遗”。
绍熙四年（1193），乐平县夏秋连旱，年谷大损，杨简“讲聚民之政以关郊内自任，稍采乡誉分乡职。日粜，日贷，日济，次第具举。邑无可粜，责之民廪；邑无可贷，清之仓台；邑无可济，移之上供”，这些措施使乐平虽饥不害。
村民有携钱买米者路遇盗贼，被抢劫财物，杨简认为，“此曹断判则复为盗，配去则盗归”，于是“断一足筋，传部示众”，结果使“一境肃然”。乐平凶荒之后，又遭疫病，杨简探求环境的起因，作《诔文》为亡者祈祷。适郡官督征，杨简援引“孟子受牛羊牧趋之说”告之，又施行“《周官》禁饮法”，使“官民无敢犯礼”。
杨简为人耿直，为官清廉、坚持原则、惟理是从。为官以“德教”为先，行爱民之政，使人心向背。故从得民心这一点看，杨简的政绩并不平凡。虽然推崇王道，但在为政中实际是王霸并用的。如杨简主政乐平时，对盗贼“断一足筋，传部示众”；主政温州时，认为巡尉僭越兵权当斩等。为官具有务实的精神，处理政事方法得当，能够取得良好的效果。
讲学时
杨简的讲学活动始终贯穿在他的为官过程之中，较为集中的几次先后有：乾道五年（1169），杨简任富阳主簿（掌管文书、教化）。富阳民风重经商而不愿读书，杨简于是与县令商定，由官府出资补贴读书人，稍懂文理之人即可收入县学，给予优秀者“进士”称号以资鼓励。
杨简更是“日诣学相讲习”，富阳由是“文风益振”。淳熙十五年（1188），杨简四十八岁，改知绍兴嵊县，因丁外艰不往。服丧期间，受史浩聘请，讲学于碧沚书院。从学者有鄞县人史弥忠、史弥远、史弥坚、史弥巩、史弥林、史弥圣、史守之、史嵩之及陈埙等。自光宗绍熙三年（1192）至绍熙五年（1194），杨简主政乐平县。期间，杨简兴学训士，以教化为先。
他见学宫“陋甚危朽”，于是集款修葺，并定期赴学宫讲学，欲使邑人“皆为君子”。杨简为政并未放弃讲学，而是将为政与为学相结合，正如其所说：“学为政而不废学可也。”杨简讲学之目的，正如自己立志成为圣贤一样，亦希望所有人都成为君子。钱时说：“每谓教养兹邑，犹欲使举吾邑人皆为君子，况学者乎？”
游学时
他与陆九渊结识。
陆九渊（1139－1192）字子静，号存斋。南宋抚州金溪（今江西金溪县）人，学者称象山先生。乾道八年（1172），陆九渊中进士，声名鹊起，问学者纷至沓来，应接不暇。在最初，陆九渊的思想并未得到杨简的认同。是年，陆九渊回乡，过富阳，杨简在徐谊的指点下再次拜谒陆九渊，留半月，两人“问答有所契，遂定师弟子之礼”。
之前，杨简对陆九渊“本心”之说并未领悟，之后两人确定师生联系。绍熙三年（1192），杨简知乐平县，是年十二月，陆九渊卒。四年，杨简撰《二陆先生祠堂记》、《祖象山先生辞》、《代李伯诚祭象山先生文》。五年，撰《象山先生行状》。开禧元年（1205），陆九渊之子陆持之编成《象山先生集》，杨简为之作序。
除了陆九渊外，他也与朱熹及其弟子相识。朱熹（1130—1200），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南宋徽州婺源（今江西婺源）人。绍兴十八年（1148）进士，历官同安主簿，知南康军、提举两浙东路常平茶盐公事，知漳州、知潭州、焕章阁待制兼侍讲等，卒谥“文”。
淳熙八年（1181）十二月至淳熙九年九月，朱熹任提举两浙东路常平茶盐公事，此间，杨简任绍兴府司理，两人于绍兴共事，有所交往。朱熹曾委托杨简办理讼案。当时，绍兴有子告其继母与人在一起，“擅用其家业，恣意破荡”。
朱熹将此案委托杨简办理，杨简初以为“子诉母不便”，朱熹劝其曰：“曾与其父思量否？其父身伤，其妻辄弃背与人在一起，而败其家业。其罪至此，官司若不与根治，则其父得不衔冤于地下乎！今官司只得且把他儿子顿在一边。”杨简深以为然。杨简一家还曾协助朱熹在慈溪的赈灾工作。朱熹去任前，还举荐杨简，称其“学能知己，材可及人”。
提出变化
杨简生活的南宋时期，内忧外患的局面日益加剧。在这种情况下，杨简出于强烈的忧患意识和社会责任感，提出了社会变化主张，希望能够解决社会危机。
针对当时宋廷局势，杨简提出了“最急者五”、“次急者八”。杨简的逻辑是：德在人心，天下同此一心，非君王所独有，但治道之机却总于君王一心，故首先应发明君心，然后利用礼、乐、刑、政等手段，使君王自有之本心感化百姓自有之善心，最终实现地方的长治久安。
换言之，杨简认为，君王是地方新规的制定者。如果君心正，那么就会正而不斜，使百姓得到好处；相反，如果君心不正，那么就会混乱，使奸邪得志，百姓也会深受其害。君心固然新的，但杨简特别强调“君心”与“公心”的一致，认为合乎“公心”乃为政之标准。人自有之善心为“天下同然之心”，故所谓公心实即善心，“公心为政”实际上是儒家的民本思想，即施政要顺民意，以得民心。
杨简继承儒家传统的德政理念，明确提出了“为政之道，无出于德”的政治思想，在继承儒家传统德政思想的基础上，又有所创发，即将“德”纳入心中。
他认为，由心而行即为德，所谓孝、悌、忠、信等道德条目只是心的不同表现形式。此外，杨简认为，德在道中，道外无德。这样，根据杨简“心即道”的思想，德和道就归于一心了。
杨简深刻认识到谨择左右大臣、近臣、小臣的新的性，认为地方治乱安危的关键在近臣，所谓“近治而后远治，近臣贤而后远臣贤”。朝中大臣、近臣固然新的，宫中小臣亦不可忽视，因为“小臣虽卑贱，而人主之德性，实熏染渐渍于左右亲近”。因此，杨简主张讲筵官应该选择有道盛德之士，内侍也应该选择忠信秉正之士。
内侍、内人有一语、一事说得好，做得好，皇上就应该赞扬或奖赏他们，这样就可以培养他们的善心，如此小人便无隙可乘。“罢科举而行乡举里选”是杨简关于选举制度的变化主张。南宋以诗赋、经义、策论取士，杨简认为诗赋骈俪浮华，经义、策论则袭用时文之程式，毫无新意。
科举制以考试成绩作为取士的唯一标准，只看成绩而忽略德行，此可谓科举制之最大弊端。杨简进而建议恢复三代的“乡举里选”之制，注重考查“实德实行”。荐举作为一种选官制度，营私舞弊一直与之相伴。而杨简的逻辑是，待行乡举里选之后，人人向善，监司、察官贤，则选举之官不敢不贤。如果选举之官徇私，就罢黜，终身不再复用。如此，可选贤任能。杨简还建议将“乡举里选”之法与“比闾族党”的地方行政机构结合起来。
结语
杨简的社会变化思想无不渗透着强烈的时代责任感和浓厚的心学色彩。他的社会变化主张与其学术宗旨的终极目的是一致的，即“发明本心”，使正道流行而人知其责，最终实现地方的长治久安。然而，杨简的社会变化思想带有明显的局限性。如他主张实行“王道”，这对当时内忧外患的宋廷来说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即使是被他视为典范的三代之治，也同样夹杂着“霸道”。
杨简历任地方官，亲眼目睹了官场的种种弊端，因而主张“择贤久任”。南宋时期地方官的任期是三年，确实短暂，故造成了诸多弊端，但是杨简所谓的“择贤”没有客观标准，依靠“乡举里选”，难免造成徇私舞弊。杨简进而将不能择贤的原因归于科举制，诚然，科举制确实存在某些弊端，但是与以往的察举制、九品中正制相比，科举制在选拔人才方面还是比较客观、公正的。
杨简主张恢复井田制，希望藉此解决因土地不均而造成的贫富分化问题，使耕者有其田，但在土地私有制盛行的南宋，井田制是根本不可能恢复的，故四库馆臣说其“迂阔不达时势”可谓切中其弊。尽管如此，杨简毕竟看到了南宋社会的积弊，他的“渐罢和买、折帛及诸续增之赋”的经济主张，“教习诸葛武侯之正兵”、“募兵屯田”的军事主张以及文化教育方面的变化主张等，还是有积极的思想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