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与魏晋：入世与出世，恪守与张扬，礼与乐的逐渐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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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时期，礼崩乐坏，贵族最低阶层“士”既无田而食又失去了原有的职务，这使他们从沉重的宗法制和氏族血缘的羁绊中解脱出来，获得了流动的自由、职业选择的自由和思想的自由，于是开始以独立知识分子的面貌出现在历史时期中，他们当中的大部分接受过政治文化教育，具有某一方面的专长，于是与普通人相比他们更希望最大限度地实现自己的价值。“士”阶层的自我追求，加之诸侯争霸对于人才的渴求，造就了春秋文化积极的“入世精神”。但与春秋士人不同的是，魏晋时期的士阶层并未展现出积极的入世态度，而是由“入世”转向对自我价值的探寻。魏晋时期战乱连年，民不聊生，过去行之有效的儒家治国之典显得愈发不合时宜，魏晋的士阶层对传统礼教愈发不屑，而崇尚“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这一时期的士阶层回归对自我的关注，探寻生命本真意义，自我真实内心的追逐却放荡于乱世不得志之中。逐渐形成了“出世”的文化风气。 2.春秋“恪守”与魏晋“张扬”
魏晋时期，饮酒放诞、裸袒成性是社会常见。何晏开创的服药行散在士阶层形成风气。服五石散后需饮温酒、吃寒食，常常面庞微醺，身姿婀娜，衣带飘飘，颇有仙人之姿。何晏说“服五石散，非唯治病，亦觉 神明开朗”。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写《酒德颂》的刘伶，他常乘鹿车携酒而喝，肆言“死便埋我!”《世说新语》中载“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魏晋文士有一颗装睡的心，愿意肆意挥洒自己的真性情，但行至末路，也有阮籍一场“穷途之哭”。在中国历史上，从未有哪个朝代像魏晋这样推崇张扬的个性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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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恪守”的文化风气，首先可以从周礼开始追溯，春秋时期，礼乐文明遭到破坏，出现“礼崩乐坏”的局面，西周礼乐文化虽遭到破坏，但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破坏。正如清代顾炎武在《日知录》(卷一三·周末风俗)中所言：“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春秋时犹宗周王，而七国则绝不言王矣；春秋时犹严祭祀、重聘享， 而七国则无其事矣；春秋时犹论宗姓氏族，而七国则无 一言及之矣；春秋时犹宴会赋诗，而七国则不闻矣；春秋时犹有赴告策书，而七国则无有矣。”可见春秋时期，周礼对士阶层依旧有很大的约束力。 3.春秋“礼乐合一”与魏晋“礼乐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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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时期，礼乐合一，二者密不可分，“礼”讲尊卑等级，“乐”求和谐团结。若只有“礼”，虽然能形成上下有序的等级，但会忽视人情，而要达到社会具有人文关怀就需“乐”的作用。只有两者相辅相成，最终才能实现所谓的“王道之治”。可以说，魏晋以前，乐一直是服从于礼的，尽管乐有陶冶人的道德性情的美学意义，也受锢于统治者的意志。魏晋时期，政权更迭、社会动荡，以礼乐为代表的儒学也衰落到遭人鄙弃的地步。 才华横溢的艺术家们把自己压抑在琴、棋、书、画、诗、酒、药中的热情肆意挥洒，魏晋士人纷纷追随，也效其皮毛，追求艺术的美学意义，一时间蔚然成风。 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下，礼与乐逐渐分离，艺术不再是统治者教化百姓巩固政权的工具，而是完全为了士的审美需求而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