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真实的晋朝-聊聊成汉这个王朝

成汉的建立可以上溯到李特为流民所推重的过程，但李特时尚未建国。

公元306年，李特的儿子李雄称帝，国号大成。

308年，李特侄李寿改国号为汉。

史家把两个国号合起来，习称为“成汉”。

在西晋晚年，略阳、天水等地人民向巴蜀地区流徒，大姓李氏、任氏、阎氏、赵氏、何氏、杨氏、上官氏、费氏，成了流民的领袖。

李氏，就是略阳巴族人李特、李庠兄弟。

史称流徒之中，“道路有疾病穷乏者，特兄弟常营护振救之，由是得众”（《资治通鉴》卷八十二晋惠帝元康八年）。

西晋益州刺史赵廞见中原多事，遂怀有割据巴蜀的野心。

他想利用十余万流民的力量来和西晋朝廷抗衡，就拉拢李庠等，使招流民中的壮勇至万余人，“以断北道（入蜀之道）”。西晋任命耿滕为益州刺史来替代赵廞。

廞在耿滕到达成都之后，集兵杀膝，自称大将军、益州牧。

廞又猜忌李庠“饶勇得众心”，借故杀李庠及庠子侄十余人。

李特及弟李流将兵在外，团聚流民七千余人进攻成都，廞战败逃亡，为其部下所杀。

赵廞既死，晋廷任命罗尚为益州刺史，率兵万余入蜀。

晋廷并限期迫令流民返回秦、雍故里。

时“流人布在梁、益、为人傭”，“随谷庸赁，一室五分，复值雨潦”，“年谷未登，流人无以为行资”。

“及闻州郡逼遣，人人愁怨，不知所为”。

同时，广汉太守辛冉贪暴成性，他除了限期催促流民上路外，还“欲杀流民首领，取其资货”。

在这样情势下，流民遂起而反抗。

李特屡为流民向益州当局请求放宽遣返期限，因此为流民所感戴。

公元301年，李特在绵竹（今四川德阳县北）结大营，收容流民。流人既不乐移，咸往归特，旬月间，众过二万。李流亦聚众数千（参看《晋书•李特载记》和《华阳国志•大同志》）。

李特分其众为两营，李特自居北营，弟李流居东营。

他派阎式去见益州刺史罗尚，再一次请求放宽遣返回乡的期限。

罗尚正在集结军队，准备进攻流民，所以假意应允。

阎式知道罗尚欺骗他，便说：“弱而不可轻者，百姓也。今促之不以理，众怒难犯，恐为祸不浅！”

阎式回去不久，罗尚果然调动步骑三万来袭击李特大营。

李特率军反击，官军大败。

于是众推李特为主，成立政权，自称行镇北大将军，后又改称益州牧，都督梁、益二州诸军事、大将军、大都督。

署置官吏，进兵广汉。据《晋书•李特载记》称：“时罗尚贪残，为百姓患，而特与蜀人约法三章，施舍振贷，礼贤拔滞，军政肃然。百姓为之谣曰：‘李特尚可，罗尚杀我！’”

可见在益州的人民看来，李特的一些措施，比西晋政权要好得多。

巴蜀的土著地主，虽然也己结成坞堡，但是军事力量薄弱，不得不与李特假意周旋。

及至李特屡败官军，攻入成都小城，罗尚退守成都大城时，特因军中粮少，乃分出部分群众至成都外围诸坞堡就食。

李特弟李流曾向李特建议：“诸坞新附，人心未固，宜质其大姓子弟，聚兵自守，以备不虞”（《资治通鉴》卷八十五晋惠帝太安二年）。

并写信给李特的司马上官惇，告诫“纳降如受敌，不可易也！”

这些意见没有引起李特的重视。

罗尚密约诸坞堡的大地主，合兵袭击李特。

李特大败，被杀。

李特被杀后，由李流继续领导作战。

不久，李流病死，李特子李雄继续领导与西晋政权斗争。

经过几次大的战斗，

公元303年十二月，李雄终于逐走罗尚，攻下成都。

304年，雄遂自称成都王；

306年，称皇帝，国号大成。

流民在巴蜀地区举行的大起义，可以说是西晋末年流民起义中规模最大的一次。

领导人李氏虽是略阳的巴族大姓，其他流民领袖也有不少是略阳、天水等郡大姓，但是这并不改变这次斗争之阶级斗争的性质。

这是因为他们领导的反晋运动，是完全符合广大流民的利益的。

成汉在建国初期，向人民征收的赋税，远较晋和迭据中原的少数民族所建立的短期王国为轻。

《华阳国志•李雄志》称：“雄宽和政役，远至迩安，年丰谷登。乃兴文教，立学官。其赋民：男丁一岁谷三斛，女丁一斛五斗，疾病半之。户调绢不过数丈，绵不过数两。”

境内因而出现了“事少役稀，百姓富实，至乃闾门不闭，路无拾遗，狱无滞囚，刑不滥及”的清明景象。

在十六国纷扰的时代里，初期的成汉政权，应该算是人民所拥护的政权。

公元334年，李雄病死。这时，成汉宗室内部，酝酿着一场权力斗争。

李雄之兄子班继位，李雄子李期杀班自立。

公元338年，李特弟李骧之子李寿，又杀李期自立，改国号为汉。

李寿即位后，务为奢侈，大起宫殿，“百姓疲于使役，呼嗟满道，思乱者十室而九”（《晋书•李寿载记》）。

李寿死，子李势继位，淫杀尤甚，上下离心。

347年，东晋荆州镇将桓温出兵伐蜀，李势兵败出降，成汉亡。自李雄称成都王至李势降晋，立国凡四十四年。

汉（前赵）的建立前赵的创建人是刘渊，其祖父於扶罗为匈奴南单于羌渠的儿子。

中平年间（184—189），羌渠派於扶罗将兵助汉朝统治者镇压黄巾起义。

羌渠被国人所杀，放扶罗便留在内地，自立为单于。

刘渊之父名豹，为匈奴的左贤王。

曹操分匈奴为五部，以豹为左部帅，其余部帅也都用刘氏。

刘氏是匈奴的部落贵族。

这些刘氏贵族，虽然分领五部，却都住在晋阳（今山西太原南），在生活上和文化上，他们已经汉化。刘豹死，刘渊代为左部帅；太康末，改为北部部尉。

八王乱时，成都王颖想拉刘渊率领匈奴五部帮他打内战，因以刘渊为北单于。

刘渊到了左国城，受匈奴贵族们的拥戴，称大单于，都于离石。

公元304年，称汉王。

公元308年又改称皇帝，建都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南），国号汉。

汉廷设置的官职有：丞相、御史大夫、太尉，还有大司徒、大司空、大司马、大司农等，这些都是汉朝官职；仅于临终前以子刘聪为大单于，置单于台于平阳以西，此是匈奴称号。

刘渊死，子和立。刘和少习《毛诗》、《左氏春秋》、《郑氏易》，汉化也是比较深的。

刘渊死时，受顾命之托的刘聪等都手握强兵。

特别是刘聪，“握十万劲卒，居于近郊”（《晋书•刘元海载记》）。

刘和与刘聪所处的对文形势是很难相安无事的。

刘和发兵要消灭刘聪，反为刘聪所杀，刘聪即帝位。

刘聪也是自幼接受儒家思想教育的。

傅祇的子孙傅畅、傅纯、傅粹，大司徒朱纪、太师卢志、太傅崔玮、太保许志遐等，都是以儒士而仕于刘聪朝廷。

刘聪大臣陈元达，是匈奴后部人，也是汉化很深的，他处处以汉族传统的治国道理要求刘聪。

刘聪大兴土木，兴建宫殿，陈元达就上疏诤谏：“臣闻古之圣王，爱国如家，故皇天亦佑之如子。陛下龙兴以来，兵疲于外，人怨于内，为之父母，固若是乎？”（《晋书•刘聪载记》）

刘渊、刘聪父子，依靠起家的是匈奴族五部之众。

刘渊以刘聪为大单于，大单于所领就是匈奴人，刘聪所“握十万劲卒”也是匈奴人。

据《晋书•刘聪载记》记载：刘聪时，“置左右司隶，各领户二十余万，万户置一内史，凡内史四十三，单于左右辅，各主六夷十万落，万落置一都尉”。

在刘氏朝廷，大单于手握匈奴族强兵，地位仅次于皇帝，实际上又是皇帝储贰的地位。

匈奴刘氏政权，特别在早期，应看作是胡汉的联合政权。

但其士卒主要是匈奴人。匈奴人因受汉族统治者欺辱，心怀怨恨。

起事之后，对汉人进行报复。这就加剧了匈奴族与汉族之间的矛盾。

刘聪攻下洛阳，长安，俘虏了怀帝、愍帝后，大体上统一了中原。

但与此同时地方割据势力也在发展。

石勒据有赵、魏；曹嶷占有东齐（今山东），刘曜坐镇关中（今陕西），鲜卑之众星布燕代（今河北、山西省北部），刘琨为晋保有并州（今山西太原一带）

刘聪获得政权后，很快生活腐化，荒淫奢侈。其子弟争权，各拥强兵。

宦官弄权，挑拨是非。加之连年战争，社会不安定，人民无法正常生产，饥荒频仍。

在这种情况下，前赵的人民不断逃亡。如“平阳大饥，流叛死亡，十有五、六”“司隶部人奔于冀州二十万户”。

晋将赵固，郭默攻河东，至绎邑，“右司隶部人盗牧马负妻子奔之者三万余骑”（《晋书•刘聪载记》）。

到刘聪晚年，刘氏汉朝已陷入上下不宁，分崩离析的局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