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军费案，为何最终导致恭亲王等人的黯然离场？
背景
“辛酉政变”之后，出现“两宫垂帘、恭王辅政”的局面，随着时间的推移，恭亲王势力不断壮大的同时，慈禧也在寻思如何独揽朝政，双方无可避免地出现摩擦，尤其在安德海事件之后，慈禧和恭亲王之间更是剑拔弩张。
当时军机处的格局是：恭亲王领班，满人官员是文祥和宝鋆，汉人官员是沈桂芬和李鸿藻。李鸿藻是北方人，沈桂芬是南方人；李鸿藻与文祥比较亲近，而沈桂芬与宝鋆也十分密切，双方势力看似平衡，但是，在户部任职的荣禄由于和文祥相熟，于是结交了李鸿藻，这也间接壮大了北方派的实力。这一度让沈桂芬感到有点“势单力薄”，正好趁着李鸿藻丁忧（父母去世，需辞官回乡守孝27个月）回籍的空缺，将自己门人、时任湖南巡抚的王文韶招入军机处。可是向来秉承“两不得罪”的王文韶并没有带来什么改变
再说说什么是“清流党”，就是那些没有实权的翰林院“士大夫”一帮人，这些人整天就是上谏、上谏、再上谏，除了这样好像也没什么刷“存在感”的方法了，张佩纶、张之洞、邓承修等，这些人中北方人居多，自然而然会支持李鸿藻。为什么总是说地域？因为在满清时期，官与官之间的攀附，籍贯是个重要因素
云南军费案发生时，因为王文韶身居要职，虽然他并没有过于针对北方人，但是因为他是沈桂芬提拔之人，所以，成为“清流派”攻击的主要目标
云南军费案
以前满清的财政支出还算正常，可是后来因为出现太平天国、捻军等运动，军队开支大增，造成国库空虚，地方财政的下发受到影响。为了能顺利拿到钱，各地不得不到京城进行“打点”，“云南军费案”就是在这样一个前提下发生的
1874年——1881年，云南地区长达8年的财政支出都未能通过户部的核准、报销，为了解决此事，1882年，云南巡抚杜瑞联派出永昌知府潘英章和云南军务后路粮台崔尊彝携巨款到京城“打点”环节。他们先找军机章京、太常寺卿周瑞卿，再通过周瑞卿打点当时署理户部尚书的军机大臣王文韶、景廉行贿关税，谁料，户部张口就要13万“通融费”，潘英章他们嫌太多，双方正在讨价还价的当口，传来阎敬铭即将进京执掌户部的消息。双方抢在这之前，以8万两“通融费”的价格，把云南军费全部报销了结。
他们为什么要尽快了结此事？为什么这么怕这个阎敬铭？一来阎敬铭为官清廉，曾任湖北按察使和山东巡抚等要职，向来不会徇私舞弊，更不会收受贿赂；二来，阎敬铭为官多年，户部主事出身，对于财政方面的“猫腻”了如指掌；第三，也就是最重要一点，各地报销的军费中，有很大一部分都不是军费开支，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才会主动“打点”相关官员，以求“网开一面”。
果不其然，没多久，阎敬铭就到户部上任，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看账、查库，一下就把刚刚了结的“云南军费案”给翻了出来，这种机会，“清流党”哪能错过？
御史陈启泰首先上奏，揭露太常寺卿周瑞卿和户部官员在云南军费案中收受贿赂的事实；紧接着，御史洪良品也把探访后了解的情况全部公布出来，要求罢免景廉、王文韶等人；张佩纶也紧随其后，呼吁严查云南军费案；在众人公布证据之后，阎敬铭又进一步弹劾原为户部尚书的景廉和王文韶账目不清、三库混乱
朝廷勃然大怒，责令阎敬铭会同刑部审理此案，很快就有了结果，与此事相关联的近30余名官员受到严惩：
潘英章革职流放；
军机大臣景廉、王文韶降职，王文韶逐出军机处；
工部侍郎翁同龢等也有失察之责，降职罚薪；连提拔上述官员的恭亲王也受到慈禧的斥责
云南军费案历时近1年之久，牵扯朝廷要员无数，连李鸿藻也承认受过“孝敬”，足见当时腐败的普遍性。值得一提的是，在此次事件中起到关键作用的“清流党”，本来是用来反制恭亲王的，可由于锋芒过盛，引起慈禧的反感
1882年，法国攻占越南河内，次年占领顺化，严重威胁到中国西南边疆，而恭亲王领衔的军机处却相当软弱；
1883年，中法开战，由李鸿藻、张佩纶推荐的徐延旭、唐炯等人接连失败，引发朝廷不满，
1884年，盛昱上奏折弹劾李鸿藻、张佩纶等人，在奏折中无可避免地提到军机首领、恭亲王奕。这份奏折本来很普通，但是因为牵扯到恭亲王，使得慈禧格外重视，因为当时慈禧和恭亲王的矛盾已经接近“水火不容”。几日后，慈禧下诏书宣布免去恭亲王和李鸿藻在军机处、总理衙门的所有官职，重新任命了世铎、张之万等人为军机处大臣，从此之后，实权都开始逐渐落在醇亲王之手，这就是满清历史上轰动一时的“甲申易枢”
云南军费案，本是一起贪腐案，刚开始案件的追查也无非就是汉党内部“南北分制”之间的冲突，但是最后却发展到这种地步，完全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慈禧利用这个事件，不但将军机处的“党争”彻底消除，还“师出有名”地解除了恭亲王的所有权利，进一步加大了自己对朝局的掌控，让所有人都知道，她才是满清说一不二的人；至于恭亲王，虽然之后的内忧外患迫使慈禧不得不再度请他“出山”，但是，却再也没有往日的辉煌
注：
此文参阅《光绪朝东华录》、《翁同龢传》、《南北之争与满清政局》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