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皇帝长达30年不愿上朝，为何自己没有被彻底架空？
万历皇帝，是明朝的第13位皇帝，即明神宗朱翊钧。
他是明朝最特殊的皇帝，整整28年没上过朝。在躲避朝臣的第25年，因为太子遇刺，他在非常不情愿的情况下，出来接见了朝臣。
这个事件，又被称之为“梃击案”，也被称为明朝末年的三大疑案之一。
这件事的背景是这样的。
皇后没有儿子，万历皇帝偏爱郑贵妃，便要册立郑贵妃的儿子，即三皇子朱常洵为太子。但大臣们都不同意，要求以长子为尊，应该册立长子朱常洛为太子。
明朝的皇帝，都比较听大臣的意见。
最终，朱常洛就当上了太子。
但没多久，也就是1615年（万历四十三年），一个叫做张差的人，拿着木棒闯入了太子的住所，打伤了守门太监，还囔囔着要去刺杀太子，最终被太子的近侍逮捕了。
审问之下，张差交代自己是被两个庞保、刘成两个人引进宫的，并且交代，只要他拿着棍子打倒一个穿着黄袍的人，下半辈子的吃喝就不愁了。
庞保、刘成，都是郑贵妃手下的太监。
合理推论，郑贵妃夺太子之位不成，便想要杀人灭口。
群臣激愤，大家都开始上奏，要求处置郑贵妃，以谋杀太子之罪处死。
当时的万历皇帝，本来都不想搭理政务，但问题是，这件事涉及到了国本之争，如果他再不出面，基本上等于释放信号：我要改立太子！
一边是宠妃，一边是太子。
这件事，朝臣们都没有权限来处理，于是乎，躲避朝堂整整25年的万历皇帝，只能站出来处理这件事。
不过，他没有处置郑贵妃，还对她说：“你去求太子吧！”
《明史列传》：其后“梃击”事起，主事王之寀疏言张差狱情，词连贵妃宫内侍庞保、刘成等，朝议汹汹。贵妃闻之，对帝泣。帝曰：“外廷语不易解，若须自求太子。”贵妃向太子号诉。贵妃拜，太子亦拜。
而太子一听，父皇显然不想要处理贵妃，于是，他马上表态，不想要大动干戈。
最终，梃击案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过错全归到张差和两个太监的身上。
处理好家务事，万历皇帝就开始了自己的表演。
25年没有上朝的万历皇帝，拍了拍太子的肩膀，对群臣说：“你们放心，太子的地位绝对不会动摇。”
太子也很上道，连忙表示：罪魁祸首是张差和两个太监，如今已经处死了他们。
连当事人都不追究了，群臣也没有道理发脾气。
就这样，一场谋杀太子的大案，就这样草草解决了。
在任何朝代，谋杀太子都是天大的事，所以，后世很多人猜测，这件事是否是郑贵妃所为，亦或者是太子自导自演？
事情的真相，我们已经无从得知。
不过，这样一件小事，我们也能看出，哪怕25年不上朝，万历皇帝依然能够把朝臣玩得团团转，依然能够巧妙实现自己的目的。
由此可知，这个不上朝的皇帝，绝非庸碌之辈。
那么，问题来了。
万历皇帝有手段、有见识、有胸怀，他为什么不上朝呢？他不上朝之后，又是如何把控朝政的呢？
作为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万历皇帝一直以“懒政、怠政”闻名。
但最开始的他，其实并不是这样的人。
朱翊钧6岁被立为太子，10岁登基为帝。
登基后的前10年，他一直兢兢业业，在内阁首辅张居正的监督下，天蒙蒙就起床，听儒臣讲经，然后学习史书，听朝臣上奏。
寒冬酷暑，从不间断。
如果时间停留在这里，那么，能比朱翊钧还要勤奋的，可能只有开国皇帝朱元璋了。
朱翊钧不仅勤奋学习，处理朝堂也是一把好手。
他大力支持张居正改革，改善明朝经济，也改良了党争的混乱局面。
当然了，随着年龄逐渐增大，万历皇帝对张居正有了不小的意见。
张居正是内阁首辅，皇帝老师，又和司礼监是同盟，尽管不曾危害国政，但在很多事情上常常忽略了万历皇帝的感受。
帝王权威是不容冒犯的。
朱翊钧很不爽，但他没有发脾气，而是一次与又一次嘉奖张居正。
太后有时候也会忽视朱翊钧，因为每次有大事，太后都会问朱翊钧：“使张先生闻，奈何？”（取自《明使》）
由此可知，从10岁开始，朱翊钧就生活在老师张居正的阴影之下。
万历十年，朱翊钧迎来了性格上的巨大转变，因为这一年，张居正去世了。
老师去世，朱翊钧终于可以亲政了。
而上台之后，他性格大变，骤然翻脸，直接剥夺了张居正的一切荣誉，还查抄其满门。
在朱翊钧心中，只要清算掉老师张居正，就能建立起自己的帝王权威。
然而，他错了。
虽然，亲政后，他主持了著名的万历三大征，平定了西北、西南和朝鲜边境，但他也发现，朝堂上的尔虞我诈，数不胜数。
最初，他清算张居正，本意是想要自己掌控局面，结果，受益的却是另外一批文官。
这些人，借着打倒张居正的名义，背地里谋取自己的利益。
因为这些人，朱翊钧对朝堂很失望，也产生了倦怠之意。后来，另外一件事的发生，直接让他萌生了退意。
这件事，就是立太子之事。
万历皇帝宠爱郑贵妃，想要册立郑贵妃的儿子皇三子朱常洵为太子，可朝臣们纷纷以祖制、国本等要求册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
朱翊钧不愿意，但又没办法不顾朝臣们的意见。
于是，他选择了“拖”字解决。
与此同时，勤勉政务的朱翊钧，也整日开始流连酒色，身体每况愈下。到后来，他直接以身体原因为由，心安理得地罢朝。
但在群臣的压力下，朱翊钧的“拖”字没有奏效。
万历二十九年，他被迫册立朱常洛为太子。
此时的万历皇帝，已经进入了完全消极懈怠的状态。
他的这种怠政治，被后人称为“六不做”，即：
不郊，不亲自郊祭天地。
不庙，不亲自祭祀宗庙、太庙，无视臣民的诉求。
不朝，不上朝，不主持朝廷会议，就算大臣跪宫门也不予理会。
不见，不接见大臣，一般的官员根本见不到皇上，台省各路官员更是二十几年没见过天颜。
不批，不批示大臣的奏章。明朝大臣不轻易上奏，除非有急事。而万历皇帝养成了一个坏习惯，将大臣的奏章“留中”。不给批示，事情就完全办不了。
不讲，不参加经筵讲席。经筵本来是为皇帝专门设置的讲席，由大学士等人每日为皇帝讲经史，探讨治国理念。但这万历皇帝连朝都不上了，自然也就不参与经筵讲席了。
因为他长年累月的“六不”作风，朝廷各个党派林立，东林党、宣党、昆党、齐党、浙党等派别众多，有的官员位置更是空缺许久。
但即便如此，万历皇帝一朝，并没有让大权旁落。
皇帝真正的权威，依然掌握在万历自己手中。
而这一切，并不是因为万历皇帝多么厉害，而要感谢明朝的制度。
其一，完善的内阁制度和司礼监制度。
明朝的上传下达，是通过两个制度完成的，即内阁制度和司礼监制。
内阁的官员，是由皇帝选派的，负责将向上帝奏报，写意见，相当于皇帝的智囊团。
一般来说，皇帝不需要自己想解决方案，只需要对内阁官员的意见给出批示就行，也就是所谓的“批红”。
朱元璋在位时，为了能够完成批红，经常一天工作十五六个小时。
明成祖感觉，皇帝这样过劳实在不行，就搞出了司礼监。即由翰林院大学士，教会太监识文断字，然后太监们帮着皇帝搞朱批。
为什么非要由太监来做这件事情呢？
主要还是因为太监的身体特殊，他们没有后代，容易被人瞧不起，就更能够忠心为皇帝办事。
在这两种制度下，如果要掌控朝政，那么这批人不仅要掌控内阁，还需要掌控司礼监。
而这二者，基本不可能达到。
一个是属于官员外部系统，一个是宫内系统。
一件事情要想通过去执行，就要必须要有批红和皇帝的盖印。
因此，虽说万历皇帝不上朝，但朝政的上传下达，他完全可以通过这两项制度基本控制。
其二，不上朝，不见臣子，不等于不理朝政。
万历皇帝不上朝，不怎么接见臣子，并不等于他不理朝政。
事实上，自从张居正死后，内阁的首辅就出现了频繁更换的局面，张四维、申时行、王锡爵、王锡爵、沈一贯……
里面干不到一两年的人，大有人在。
首辅频繁更换，就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真正掌控内阁，最后受益的自然是皇帝。
而且，自从张居正去世后，内阁首辅中就再也没有人和司礼监混成同盟。
万历皇帝，牢牢地把司礼监掌握在了自己手中。
如果发生什么大案子，必须由皇帝出面才能解决时，万历皇帝一定会自己站出来主持，梃击案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这样一来，朝廷党派虽然林立，但谁也没办法真正做大，更无法夺走皇帝的实权，真正的大权还是在皇帝自己手中。
只不过，随着万历皇帝不上朝的时间越来越长，明廷也逐渐混乱衰落。
真正的有识之士，对万历皇帝的行为深感失望，接连辞职的不在少数。
万历四十年，吏部尚书孙丕扬“拜疏自去”，万历四十一年吏部尚书赵焕也 “拜疏自去”。
深处朝廷之中的人，经常上奏得不到回应，官员空缺也没办法及时补上，有时候一个县令要当两个用。
《明史》：“至是六科只四人，而五科印无所属；十三道只五人，一人领数职。在外，巡按率不得代。六部堂上官仅四五人，都御史数年空署，督抚监司亦屡缺不补。文武大选、急选官及四方教职，积数千人，以吏、兵二科缺掌印不画凭，久滞都下，时攀执政与哀诉。诏狱囚，以理刑无人决遣，家属聚号长安门。职业尽弛，上下解体。”
万历四十六年，当努尔哈赤征讨大明王朝，明军溃败，万历皇帝依然不管不顾不上朝，沉醉在他的花天酒地之中。
也正是因为他，大明王朝活生生由盛转衰，走向了灭亡的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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