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人不沽酒，何处不闻乐”，探析唐朝酒文化与民族融合的演变
酒在唐代社会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从宫廷宴乐到民间聚宴，无处不饮酒。上至皇室贵族，下至平民百姓，都有饮酒的习俗。人们在饮酒之余也醉心于酿酒。酒对于唐人来说，已经不仅仅是一种助兴的饮品，更是广大人民精神内涵的寄托。繁盛的酒文化深深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
唐朝是一个自信开放的时代，在自由奔放的背景的渲染下，形成了以酒会友的社会风尚。唐朝国力强盛、政治开明、文化先进，四方使节纷纷来朝觐见。
皇家除了举办盛大的宫廷酒宴招待使臣外，还以酒作为回赠礼物，唐朝的酒文化借此逐渐推广到周边地区。而同时外邦美酒也传入唐朝，如西域的葡萄酒。活跃的对外交流促进了唐代酒文化的兴盛。
一、酒肆林立：售酒业之繁盛
1、处处有旗亭——人人得享饮酒之乐
唐代尤其是盛唐以后，饮酒作乐之风盛极一时。饮酒成为了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个方面，几乎每家每户都会自行酿酒，置酒肆沽酒者更是越来越多。刘禹锡所作诗句“长安百花时，风景宜轻薄，无人不沽酒，何处不闻乐”，就赞美了长安城里随处可见的沽酒现象。
盛唐时的长安，已是拥有百万人口的国际性大都市，一派兴旺发达的景象，外来使节、达官贵人、文人墨客、富商大贾以及贩夫走卒等咸集长安城，长安酒业得以飞速发展，盛况空前，从城邑到乡野，大大小小的酒肆如雨后春笋一般接连涌现，长安城的酒坊、酒肆已有上千家。有诗人形容当时“处处有旗亭”，并非虚言。
酒肆规模各有大小，其档次也高低有别。大如权贵富人宴饮的奢华酒楼，小如普通文人百姓聚饮的小酒坊，各种酒肆几乎遍布全国，其发展程度远胜前代。
常言道，“酒香不怕巷子深”，然而在唐朝，这句话却不大适用了。遍地皆是的酒肆必然地带来了激烈的行业竞争，因此酒肆不仅要靠优质的酒品吸引顾客，而且还要绞尽脑汁地采取各种手段宣传自己、推销自己。
“青帜阔数尺，悬于往来道。多为风所扬，时见酒名号”，酒肆常悬挂酒旗，又称酒帘、酒望，飘扬在门前格外醒目。酒旗上写有本店所卖酒的名号，突出了自家特色和优势，此法相当于以沿街广告的方式宣传、夸耀美酒，是招徕顾客的手段。
除悬挂酒旗外，有如花似玉的美人侍酒侑宴也是酒肆的经营亮点。在大型酒楼，美女侍宴的现象更为普遍，丝竹管弦之声带动宴会气氛，曼妙的歌舞更是让客人如仙如醉、流连其中。
2、胡姬劝君酒——酒肆的异域风情
胡姬的酒肆在长安酒肆中尤为抢眼。唐代的胡姬，是西域文化、艺术的传播者，也是民族融合的重要媒介。胡姬酒肆开设之盛，代表了中原传统文化对其他民族文化的接纳和认同，它影响到了唐代人民的日常生活和审美观念，胡人之风以不可阻挡之势席卷了唐朝大地。
在长安西市及春明门至曲江池一带，有着不少由胡人开设的酒肆，异域色彩十分浓厚，胡姬是它们的一大特色。
李白有诗云：“胡姬招素手，宴客醉金樽”，描写了胡姬与往来顾客调笑劝酒，以此招揽生意的场面。在胡姬酒肆里可以欣赏到妩媚婉转的胡姬所表演的曼妙歌舞。来饮胡酒的顾客往往被顾盼神飞的西域女子吸引，“胡姬春酒店，弦管夜锵锵。……上客无劳散，听歌乐世娘”，“落日胡姬楼上饮，风吹箫管满楼闻”。
相较于唐人酒肆中温婉柔美的歌舞，胡姬的歌舞另有一番情调。在胡儿吹奏的阵阵胡乐声中，袅娜聘婷的胡姬婆娑起舞，更有美酒浓郁香醇，勾得人开怀畅饮。来自西域的风情为客人营造了浪漫恣意的无穷天地。
胡姬酒肆与唐朝人开设的酒肆的经营方式有很大不同。唐人酒肆往往开设于闹市，有妙龄佳人当坊沽酒，只管开门等待客来；而胡姬酒肆开设于路边或城门边等送别之地，“送君系马青门口，胡姬忌头劝君酒”，富有异域风韵的胡姬吸引着过路的行人，是诱人消费、使酒肆生意兴隆的重要手段。人们可以凭自己的喜好到各种酒肆饮酒，社会风尚开放又自由。
二、各地酿酒术及酒品在交流中发展
1、酿酒工艺出现了划时代进步
我国酿酒业始源可追溯到夏商时期，但发展到唐朝仍然停留在小规模生产的水平上。酿酒的范围虽广，但分布较为零散，大到专业酒坊，小至百姓家户，都能酿酒。唐代各民族的广泛交融，使中原和外地各自独有的酿酒术和优质酒品彼此交流，促进了中原和周边民族酒业的发展。
如今山西临汾酒工艺在唐朝取得了突破，已经初具现代汾酒工艺的雏形。这是中国酒史上的一个划时代的进步。依照此法所酿之酒清澈如水、醇香甘冽，汾酒很快便名扬全国。
“琼酥玉液漫夸奇，似此无惭姑射肌。太白何尝携客饮，醉中细校郭君碑”，李白出游太原途中还携客品尝汾酒，可见美酒飘香引得无数文人骚客品鉴传颂。
蒸馏酒工艺也传播开来，应用到一些酒品的酿制中，使酒的品质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2、新产品的引进带来了更多样的选择
唐代酒类品种十分丰富，“酒则有郢州之富水，乌程之若下，荥阳之土窟春，富平之石冻春，剑南之烧春，河东之干和葡萄，岭南之灵溪、博罗，宜城之九酝，浔阳之湓水，京城之西市腔、虾蟆陵、郎官清、阿婆清”，酒因酿制方法、所用原料等的不同，约有300余种名称。
按照酿酒原料来分，唐代的酒可以分为粮食酒、配制酒、果酒三种，尤其是从西域引进的各种果酒，丰富了酒品的种类，也为酒客提供了更多样化的选择。
唐代传统的酒多为粮食酒，一般以谷、黍、稻、玉米、黄米、糯米等为原料。我国自古以来就重视农业生产，粮食产量很大。丰富的粮食为酿酒提供了充足的原料。
因粮食自身粘性和酿酒工艺的不同，粮食酒还可以被分为清酒和浊酒。清酒是用谷、稻等粘性小的粮食酿制的，饮用时需过滤的次数较少，酒的浓度较高，含糖量低；浊酒则以黍、黄米、糯米等粘性大的粮食为原材料酿制的，需过滤数次方可饮用，且酒精浓度低，含糖量高。
配制酒是指用植物果实、花叶或各种药材浸泡酿制而成的酒，在唐代西南地区较为流行。大多以米酒为酒基，加入药材或香料，采用浸泡、煮制等方法酿造而成。这一类酒品既有岁时节令时饮用的菖蒲酒、菊花酒等，又有钟乳酒等具有治病健体功效的药酒。
果酒是用水果加工发酵酿制而成的。盛行于唐代胡姬酒肆的酒品多属于此类，主要有来自西域的高昌葡萄酒和石榴酒等。
葡萄，古时称“蒲桃”或“蒲萄”，《本草纲目》记载“可造酒，人饮之，则酣然而醉，是故有名”。中原地区葡萄酒的酿造始于汉代。西汉时张骞出使西域，在大宛（今中亚的塔什干地区）带回了葡萄和会酿葡萄酒的手艺人。
中国的葡萄酒始于汉却兴盛于唐，据史料记载，贞观十三年攻破高昌后，唐朝人获得了马乳葡萄的种子和酿制葡萄酒的方法。“太宗破高昌，收马乳葡萄种于苑，并得酒法。仍自损益之，造酒成绿色，芳香酷烈，味兼腥臭，长安始知其味也”。
唐人自产葡萄酒后，饮用者越来越多，亦有许多诗人吟咏。如王翰的《凉州词》道“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李白所作《对酒》中的“葡萄酒，金叵罗，吴姬十五细马驮”。葡萄酒受到了唐朝人的广泛欢迎。
石榴酒也是流行于唐代社会的一种果酒。这种酒由西域特产石榴酿造而来，因其独特的香气和色泽，深受人们的喜爱。唐代人为饮石榴酒也会大片种植石榴树。
西域果酒的其他品种在中原尚不普遍，人们酿制果酒的工艺仅仅是从水果的自然发酵中得到简单的启发。葡萄酒、石榴酒这些果酒在唐代极受欢迎，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原人民饮用粮食酒的习惯，丰富了人民的生活。
三、总结
酒肆的存在是经济繁荣的反映，酒文化的蓬勃发展是人们社会生活方式变化的表现。
各民族酒文化在唐朝的土地上大放异彩，酒肆无意中成为了向唐朝人传播周边民族文化的有力渠道和媒介，是唐朝人了解异族文化的平台和窗口。而通过政治交往、通商贸易等途径，也向周边地区传播了中原文化。
唐朝与周边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并不是局限的文化单向变动，而是两者之间的相互“涵化”。唐文化和周边民族文化之间涵容浸化、互动影响，而后唐文化以极其自信和包容的姿态将其他民族的文化浸入自身，使唐文化的内容更加异彩纷呈。
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高度发展，民族间的共同性日益增多，民族融合的进程在无形中得到了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