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背后的女性命运：明代女性如何看待科举？折射出怎样的现实？

但是这并不代表女性对于科举就毫无看法，正好相反，女性对于科举的态度反而更加重视。那么明代生活中的女性，到底都是如何看待科举的呢？

一．当奋祖鞭以看花苑一一科举改写命运

明代小说中，不少女性对科举持肯定态度，对科举制度有比较明确的认识，怀有通过科举改写自身与家族命运的意愿。

与很多文人士子一样，她们在对待科举上，呈现出一种积极态度，将生活境况的改变与科举联系在一起，在行动上体现出有意识的接近科举、接近儒生。在这种积极的科举观的推动下，她们在小说中的具体表现体现为两种情况。

一种是女性亲自参与科举，通过女扮男装的方式进学读书、参加科考，如闻蜚娥；另一种是通过身边的举子达成目的，在与举子的互动中，借助科举来实现身份地位的提升，这类女性在小说中占绝大部分。这类敢于改写命运的女性角色的书写，实际上是明代中期以后，个性思潮的生动体现。

在明代新的社会思潮的带动下，一些小说中出现了张扬个性、具有自主意识的女性形象，她们努力经营着自己的人生，以科举制度作为改写命运的契机。

明代小说中，有女性亲自参加科举考试的情节，彰显了女性拟通过参与科举考试，改善社会地位的科举观。尽管女性被科举考试排除在外，但小说中女性参与科考的情节，无疑是对人的自主意识的张扬，是对明后期个性思潮的迎合。

在男子将读书登科，视为分内之事的古代社会，这种敢于挑战命运、才智并举、主动将举业大任承担于自身肩膀的女性，是作者书写的重点。

《二刻拍案惊奇》中，《同窗友认假作真女秀才移花接木》里的闻蜚娥参与科举考试，便是出于提升家族社会地位的考虑。

出身于武官世家的闻蜚娥从小胸怀大志：“模样虽是婚婷，志气赛过男子”，发奋勤学，只因“见父亲是个武出身，受那外人指目，只说是个武弃人家”，为了家人不被世人看轻，闻蜚娥承担了本属于男性的举业责任，体现出“才”与“志”的并举。

“才”的突出是她刻苦读书、参与科举的必要条件，但更为难得的是，她志不逊男。她不因女性身份降低对自己的要求，有着极强的竞争意识，为了提升家族的政治地位与父亲的处境，她选择女扮男装进入学堂接受教育。

经过数载苦读，以“闻俊卿”的身份考取童生，取得参与乡试的资格。闻蜚娥的才华虽为她带来了“科名”，但她深知自己的性别无法长期扮演举子，只好拒绝参加乡试。

闻蜚娥的形象，与徐渭杂剧《女状元辞凰得凤》中的黄春桃类似。虽然两人最终都回归到男权社会中的传统轨道，但比起其他女性来说，她们己然突破家庭范围，在更为广阔的社会空间施展了才智，体现了异于普通女性的科举观，展示了作者对于突显女性意识的大胆尝试。

小说中属于市民阶层的女性人物，也许并无出众的举业才华，但却擅于识人、独具慧眼，当她们发觉身边的儒生，具有较高的科举才能与道德修养后，便会努力接近儒生，同时改变自己的命运。

《张舜美灯宵得丽女》中的刘素香，在上元节与秀才张舜美相遇，见张舜美才华出众，料想他未来在科名仕途上将有所作为，便倾心于他，发出“我因爱子胸中锦绣，非图你囊里金珠”的感叹。

二人在私奔途中走散，舜美误以为素香死于非命，立志终身不娶，勤学苦读，考中解元，赴会试途中与素香重逢，后高中进士，两人偕老终生。这种能够“慧眼识凡尘”的女性，在《刘生觅莲记》中也有体现。

《刘生觅莲记》中的名妓文仙，欲寻觅一有文才之士嫁之，发觉刘一春有登科之才，对刘生表达功名必得，亦应奋志勤学之意：“吾亦阅人多矣，多伶多俐，多才多美，无逾于君。当奋祖鞭，以看花苑。”心中认定刘生后，为其守身不再接客，历经曲折后与刘生再续前缘，完成夙愿。

《醒世恒言》中，《张淑儿巧智脱杨生》里的张淑儿因慧眼识人、搭救举人杨元礼而得到回报。杨元礼与同年落入寺僧圈套，只有杨元礼一人幸免于难，张淑儿见杨元礼谈吐非凡，设下苦肉计将他放走，杨元礼中探花后遵守约定与张淑儿完婚。

张母得知前日逃走举人成为探花时，惊慌失措，张淑儿才对母亲坦白：“其实那晚见他风格超群，必有大贵之日。”。《张溜儿熟布迷魂局陆蕙娘立决到头缘》(《拍案惊奇》)中的陆蕙娘，也有识人之明，见举人朱源有君子风度，助他逃离骗局，自己也成为知县夫人。

此外，明代小说中的焦文姬、马琼琼、金玉奴、蔡瑞虹、曹妙哥等人，都怀有通过科举改变命运的观念。

在这种科举观的引领下，她们接近科名有望的儒生，帮助儒生读书应举、或拯救儒生于危难，有勇有谋、独具慧眼，试图实现社会阶层的跨越，在士子名题金榜之时，她们中的大多数人，也实现了依靠科举发迹之梦。

二．崇文重举以才显贵一一科举维系门第

在明代一些描写科举情节的小说中，一些出身于上流社会的女性人物，能够将物质享受暂且搁置，不计较短期的享乐，独爱才子，重视科举。

实际上，小说中这类有着高贵出身的女性，是将科举看作维系门第的桥梁，比起金钱，男性的文化层次对于她们而言更加重要，体现出答缨世族阶层女性特有的科举观。

如果说在明代小说中，社会地位普遍不高的平民女性，接近科举是为了改变命运、改善生活水平，那么，上流社会中的一些女性接近科举，则是出于维系“文化门第”的需要。

封建社会中，上层阶级重视“文化”的现象由来已久。早在魏晋时期，门阀士族就以家族深厚的文化传统为荣，常以家族的文化素养引以为傲。

“魏晋山东士族起家于东汉末年的经学世家，子孙继承父祖学业，历官清显，往往以清显贵”，这里所指的“清”便是家风附着在人身上的体现，由于深厚的文化底蕴，而使人沾染上“显贵”的气质。

可见除了政治因素外，文化因素也是门阀士族，被世人所重的一大因素。

如《云溪友议》中《辞雍氏》就记载了文士备受推崇的例子，雍某为扬州武官，怀有爱才之意，以重金招文士崔涯为婿，没想到却不受女婿待见，崔涯对他毫无尊敬之意，竟在公开场合称他为“雍老”。

崔涯怠慢岳父固然不合礼数，但他对武人的轻视，也反映出唐代“重文”风气的浓厚。在唐高宗、武则天时期，科举制度得到长足发展，高宗时期宰相薛元超以“不以进士摧第，不得娶五姓女，不得修国史”为平生三大遗憾，没有进士及第成为遗憾之首，可见科举出身己经可以同娶“五姓女”相抗衡，重文思想越发被人们所认同。

比如明代士人杨自惩的妻子张素纶，张氏出身仕宦家族，其父看中杨自惩勤学强干，便将女儿许配给他，许多族人因杨家贫穷极力反对，有人劝张素纶“汝父陷汝于贫家，将终身不任困苦”，但她仍毫无动摇之意，张父感叹:“吾固知吾女志识不凡。”，这说明嫁给杨自惩，不仅出于父亲之命，还是张素纶自身的意愿所致。

这种现象，在《拍案惊奇》的《韩秀才乘乱聘娇妻吴太守怜才主姻簿》中也有体现。富家小姐金朝霞，认为有才的举子完全与自己门当户对。经历波折嫁给穷秀才韩子文后，见他“才貌甚是相当，哪里管他家贫？”，心中欢喜，足以说明金朝霞对“才”的重视。

她认为举子虽贫，但举子的文化背景能够与富室匹配，而且当时韩子文还未及第，他的才华及科举潜力便是女性眼中的“门第”。

《醒世恒言》中《苏小妹三难新郎》就非常典型，苏小妹选择秦观为成婚对象的原因，便是看中其才华，之所以选择才子，是出于维系家声门第的需要。

小说中苏小妹出身名门，家父苏询与两位哥哥苏轼、苏辙都是以才显世的名儒，苏轼、苏辙更是同科及第，名倾朝野，在这样的家庭背景中，苏小妹深受影响，才华横溢。

苏询在择婿时，有意为女儿“妙选天下才子”，许可她亲自鉴赏每个求亲者的窗课，苏小妹依靠自己的文学修为，选出科名前途极佳的才子秦观，让秦观中试后才与之成婚。

小说不仅描写了苏询为女儿择婿时的心态，还突出了苏小妹本人对科举的看法，在秦观欲完婚之际，苏小妹提出了“象简乌纱”的要求，将科举成名作为婚姻的前提。这种科举观的背后，是维系“文化门第”的需要。

小说中对秦观的家境未作描写，却有意将才子之才大书特书，秦观的文才成为与苏小妹成婚的资本。在以学问为“家业”的苏家，婚姻也体现出明显的文化交流意味，只有与才子联姻才能使苏家的“文名”得以延续，维系家门良好的文化传统，毕竟文化背景是维系门第的重要保障。

可见科举制度在古代女性的心中的重要地位，也渗透到了女性文化之中，可以说是整个明代的特色文化之一，也反映出古代女性在封建压迫之下的无奈与悲凉。

参考资料

【1】徐志平.晚明话本小说石点头研究

【2】陈益源.元明中篇传奇小说研究

【3】叶楚炎.明代科举与明中期至清初通俗小说研究

【4】刘海峰，李兵.中国科举史

【5】郭培贵.明史选举志考论

【6】刘海峰.中国考试发展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