颠覆传统认知：隋朝好大喜功？大兴土木背后的深层原因是什么？
缩减官僚体系
杨坚推行了很多重大的改革，开皇三年，他把从西汉开始延续了几百年的“州—郡—县”三级制，改为“州—县”二级制。
隋文帝杨坚画像
西汉末期，在“郡县”的基础上增设“州”。最初，全国分为十三个州、一百多个郡、一千五百多个县；580年，北齐、北周、南陈共有二百多个州、六百多个郡、一千五百多个县。在此期间，州增长了二十倍，郡增长了六倍，县基本没变化。
县是帝国的基本单元，从秦汉开始就有了极高的合理性，所以能存在数百年，经过多个王朝的更迭也没有太大的变化，不得不佩服秦始皇的高瞻远瞩。
越大的单位增长得越快，产生了很多不合理性。有些州，名为州，其实大小也就相当于一个郡。六百多个郡中，有的只管理一两个县，有些甚至只有一个县。郡和县是重叠的，硬是在上面加了郡。
隋时期全图
州和郡的扩张，已经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其根本原因在于，皇帝为了拉拢世家而建立新的州、郡。那些从北方迁到南方的大族，皇帝不得不为他们在南方建立一个与北方同名的州或郡。还有一些世家大族的子弟想要做官，但官位不够，所以就多加一个州或郡。
583年，隋文帝宣布废除郡，仅保留州和县。在征服陈朝之前，仅仅在北方就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官职被削去。官职关系到官员的选拔，没有官职，竞争自然也就变得激烈，所以在开皇七年，杨坚做出一个重大决定，废除曹魏以来的“九品中正制”。
分科取士
废除九品中正制，改为“贡士”，分秀才、明经、宾贡三科。唐朝以后，宾贡又分为进士和俊士，这就是“科举”的最初形式。
但这个时代的贡士，远远比不上后世的科举。科举制度最重要的意义，就是打破豪门大族在官场上的独裁统治，提拔那些出身低微的人。杨坚废除“九品中正制”，设立“贡士”，并不是为了这一点，他要解决的是由于官吏体制缩减而产生的人才竞争问题。
官员与九品中正对应关系
官职越来越少，所以要进行更严格的考核。贡士就是一种考核体系，从有资格当官的人中，挑选出一小部分人才。这是制度的初衷，但由于这种方式，最终导致了人才晋升机制的变革。
这种制度在古代统称为“科举”，即“开科举士”。“科”指的是考试，“开科举士”与“分科取士”具有重大意义。
古代科举示意图
开科举士，是指在九品中正制的基础上，另立一套新制度。九品中正制是主观的，由中正官评价，而开科是一种考试程序，一种客观的评价标准。九品中正制中，一个人只能获得“上上”或“下下”的评价。这种评价方法与用人需求不符，“分科”就是要区分个人的不同能力，了解此人在哪个领域有突出的天赋。
“开科举士”、“分科取士”，是解除世家大族对人才选拔垄断的重要手段。
国家人口大增
隋文帝在南北统一后，建立了州县二级制，有效精简了官僚系统。“废乡官”让官员锐减到了原来的三分之一。裁掉的三分之二，基本都是世家大族。这样一来，世家大族在朝廷的影响力就大打折扣，同时朝廷的开销也会随之减少。
隋文帝对节省出来的开销，也做了合理而积极的安排。实行“轻赋”，以减轻民众的负担。“丁中制”是承袭北齐的。“丁中”是“老丁中小”的简称，是把男性按照年龄分成四等，即“小”、“中”、“丁”、“老”。“小”一般不用承担劳役，“中”的负担约为“丁”的三分之一，“老”的负担较轻或不用承担。
开皇二年（582年），又把四等改为五等，在“小”下面加了“黄”。“黄口小儿”、“黄毛丫头”是中国人对孩子的传统叫法。在新制度下，四岁以下的孩子被称为“黄”，“老”的年龄提前了5岁，这样就可以减少五年的劳役。原本不用负担劳役的“小”之外又增加了“黄”，相当于“负劳役”，四岁以下的孩子由朝廷补贴。
北周武帝宇文邕画像
精简官僚体系使国库充裕，隋文帝把富余用于百姓的赋役。减轻赋税之后，朝廷对百姓的要求就会降低，自然就会有更多的人愿意成为编户，原本属于贵族和寺庙的人口就会缩减，再加上北周武帝对寺庙经济进行打击，整体效果就是人口的增加。人口越多，国家的税收也就越多，个人的经济负担也就越低，这是一个正循环。
隋炀帝即位时，官方统计在册的人口达到四千六百万。数百年来，没有哪个朝代能有如此多的子民，大大削弱了世家大族对百姓的控制。
大兴土木
人们接受国家授田，成为编户齐民，国家也就掌握了庞大的劳役资源。国家要如何运用这些劳役资源呢？这就不得不提到一个在历史上被忽略的人—宇文恺。在隋文帝时期，宇文恺做了三件重要的事。
首先便是长安城的重建。从汉末开始，“关中残破”，连年的战争让长安城变得满目疮痍，再也没有了往日的繁华。此时，隋朝有了重建长安城的条件。隋大兴城（长安城）占地八十四平方公里，四面是超过九公里的方形城墙。
隋大兴城平面示意图
大兴城北面是“宫城”，是帝王的居所。“皇城”位于“宫城”的南边，是中央机关之所在。皇城与宫城之外，被称为“郭城”。
“六街”联通郭城，除此之外还有纵横交错的小街，将整个城市分割得如同围棋棋盘一般。城里有两处特殊的区域，分别是“东市”、“西市”，这是重要的商贸场所。每个方格都是生活区，被称作“坊”，这种格局叫做“里坊制”。
每个坊都有坊墙，只有通过坊门才能进入。坊门从傍晚到天亮都是紧闭的，晚上不允许出入，叫做“宵禁”。每年的上元节，有三天不关坊门，这也是元宵灯会如此热闹的原因，因为这是难得的夜生活。后来在此基础上扩建的唐长安城更是把大唐“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的恢弘气象展现得淋漓尽致，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之前的另一篇文章：
逛长安城的正确姿势：你看这条街它又长又宽
唐长安城平面示意图
到了宋朝之后，中国的城市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打破了“里坊制”，拆除了所有的坊墙，所以北宋汴梁虽然没有隋长安城那么大，但繁华程度肯定要超过长安。都是大城市，长安和汴梁完全不同。
宇文恺的另一项重大工程，涉及到隋文帝为了恢复洛阳为东京的决定，即重新建立“双都制”，在洛阳建造一座规模不及长安的新城，但是却比长安更加精致和华丽。洛阳城也是宇文恺一手打造，十个月就建成了。洛阳位于东面，距离南朝较近，对隋炀帝的吸引力很大，唐朝时武则天也曾定都于此。
隋唐洛阳城平面示意图
隋唐两朝基本保持着双都制，甚至扩大到双重官制，即长安一套，洛阳一套，洛阳的官职较低，权力较小。唐朝士人的官职有很多种，比如侍郎、尚书等，相同的官职在长安拥有实权，而在洛阳可能是一种退休待遇。长安是政治中心，而洛阳则是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地方。
从当时的实际状况来看，“双都”是非常必要的，没有“双都”长安不可能维持得住。长安位于关中，其生产力已不能支撑一座都城，洛阳成为重要的交通枢纽，可以把东南方的粮食运送到关中。长安距离富裕的南方有很长的距离，要经过洛阳这个中转站。
隋唐洛阳城遗址公园
为了满足这个要求，宇文恺开始了他的第三个项目—广通渠。广通渠是一条连通长安与黄河的大运河，是隋文帝时期修建的。广通渠是隋朝修建的第一条运河，后面还增加了永济渠，由洛阳向北至涿州，还有通济渠连接黄河与淮水，邗沟连接淮水与长江，江南河连接长江与杭州。
这表明中国的农业生产重心在不断南移，而北方则要依赖南方。因为陆路运输成本太高，所以需要新的运输方式。
隋大运河示意图
永济渠有意穿越了北齐疆域，直指鲜卑起源之地。隋朝把原来的北齐地区叫做“山东”，也就是太行山的东面，必须要有便利的运输，以便进行迅速的军事行动。隋朝之所以如此兴师动众的攻打高句丽，就是因为高句丽和新兴的靺鞨建立了联盟，这和鲜卑人的崛起有异曲同工之妙，不得不防。
劳役过度
长安、洛阳、运河，三大工程都是宇文恺一手操办的。宇文恺之所以能有这样的成绩，完全是因为当时的国力。全国在册人口超过四千万，劳力大大增加，隋文帝要想办法利用。得到授田的百姓应当承担劳役，朝廷有责任寻找合适的工作，这是一种与土地有关的义务，如果一部分人需要工作，另一部分人不需要工作，这种不公正的待遇肯定会促使承担劳役的人从户口中脱离。
隋炀帝杨广画像
脱离户口就不需要缴纳赋税，这对朝廷是最大的伤害，文帝和炀帝时期都实行了“大搜隐匿”，就是为了公平。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国家与人民的关系，是经不住破坏的。
要想保持公平，就必须有足够的公共项目来消耗大量的劳动力。仅仅十个月，一个月平均调动两百万人次的洛阳城，就是如此。不过，这种事一旦开始就停不下来了。
原本以为洛阳城已经是一个奇迹，但是几条运河也几乎是同时开凿。到了隋炀帝时期，大规模的劳役已经很难阻止了。
隋炀帝南巡
隋炀帝修建了运河，然后“南巡”。此次南下约有二十万人，船队长达两百多里。这样一支船队如何通过运河？不靠船帆，也不靠船桨，而是靠人在岸上拉，光拉船的就有八万人。
这次“南巡”一共动用了四百万人。相比之下，洛阳城每个月两百万人简直就是小菜一碟！整个国家开始因为过度的动员而筋疲力尽。
由于大量的男性从农业生产中脱离，导致粮食歉收，进而导致了经济和社会的不稳定。
三征高句丽
历史上认为隋炀帝是个好大喜功的人，先后三次对高句丽发动战争。但除了好大喜功之外，也反映了他对东方形势的担忧。鲜卑人在东方兴起，而现在，靺鞨出现在了鲜卑人的故地，还与高句丽勾结在一起，这让他很是不安。
高句丽一直以来都是中国王朝的附属国，高句丽先后向北朝、南朝进贡，但随着高句丽的崛起，野心也越来越大，隋文帝的时候，高句丽就和靺鞨联手进攻过辽西。
隋炀帝三征高句丽示意图
隋朝铁了心要让高句丽彻底臣服。隋炀帝为达到目的进行了大量的动员，第一次动员了三百万人，其中有一百二十万人参加了战争，三十万人攻到了平壤，而这三十万人，最终活下来的只剩两千多人。战争之所以如此激烈，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天气。
这次对高句丽可以说是“惨胜”，但到了第二年，承诺的贡品却没有送到，所以不得不再次派出军队。这一次，大军攻到辽东，高句丽就臣服了，再次宣誓效忠。但来年皇帝又御驾亲征了，因为高句丽又说话不算。
隋朝对高句丽的进攻，仅仅是为了让高句丽臣服，然后就撤退，这造成了巨大的后勤问题。这么短的时间里，南巡调动了四百万人，征高句丽又调动了三百万人，导致大量的劳动力从农业中抽离，粮食产量下降。
灭亡的大幕
从建新城、修运河、南巡、到征高句丽，洛阳东部是农业受损的重灾区。饥民知道洛阳有大量的粮食储备，都往这里聚集。官仓里有粮，但是政府没有及时打开粮仓救济，所以灾民就组成了瓦岗军，兴洛仓被攻破，周围的饥民都来了，来这里吃饭的都成了瓦岗军。
北齐覆灭之后，隋朝对这个地区的山东豪族采取歧视的态度，山东豪族也跟着农民开始反抗。山东豪族认为隋朝是关陇集团的，但是关陇集团认为皇帝有着浓重的“南方情结”，无论从用人还是管理上，都明显地倾向于南方。
隋末农民起义
隋文帝时期的重臣基本都是关陇集团的人。但到了隋炀帝时期情况就不同了，隋朝有“五贵”，宇文述是鲜卑人，苏威的父亲是跟随宇文泰征战四方的苏绰，在关陇集团中，苏姓是一个大姓。裴蕴和虞世基都是从南方来的，裴矩是从北齐来的。此时，“五贵”中只有两位属于关陇集团。
关陇集团积累了大量的不满。隋文帝不只在金钱上斤斤计较，也很有心机，很注重细节。反映在用人方面，即是不放心，不信任，好猜疑。
杨玄感反隋示意图
与宇文泰的行事风格相比，关陇集团的人认为杨坚心狠手辣。关陇集团与隋文帝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而引起关陇集团内部矛盾的重要原因是太子问题。杨勇与杨广之间的矛盾已经持续了很多年，必然会在朝中形成派系，杨勇派、杨广派都希望自己支持的人登上皇位。高颎选择了杨勇，杨广即位后自然要将高颎等人赶下台，这样一来，关陇势力就分成了两个派系。
杨素参与了太子之争，并且在杨广的背后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隋炀帝登基之后，杨素曾经大权在握，但是杨素之子杨玄感却在隋炀帝攻打高句丽的时候公然造反。杨玄感之反，既是关陇集团分裂的标志，也是隋朝覆灭的主要因素，至此，隋朝灭亡的大幕已经拉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