颠覆传统认知：唐玄宗统治的盛唐给中唐和晚唐埋下了怎样的隐患？
初唐的门第
初唐时期，门第的地位极高，能否从初唐发展到盛唐，关键就看如何处理好门第的问题，打破这个制约国家人才选拔与任用的制度。
唐太宗曾命人编撰《氏族志》以确定各世族的排名，《氏族志》由山东名门的高士廉、关陇世家的韦挺、河西大族的令狐德棻、南方侨姓的岑文本进行编撰，结果是山东博陵崔氏排在了第一位。唐太宗无法接受，凭什么陇西李氏地位比博陵崔氏还要低？经过重修，最终将李氏宗族排在了最前面，接着是皇亲国戚，然后是博陵崔氏。
唐太宗李世民画像
《氏族志》并没有降低门第的重要性，只代表有皇帝做后盾的关陇集团，将向来高高在上的山东豪族给压下去了。由此可见，在传统的世家大族面前，就连皇帝都要忌惮三分，唐文宗想把荥阳郑家的千金许配给太子，郑家闻讯，甚至急忙将女儿许配给了博陵崔家。
要想真正撼动门阀，还得依靠代替“九品中正制”的新官制。唐玄宗时期，官制不再使用“上上”、“上中”、“上下”之分，而改为“一品”至“九品”。新的“官”分四种，分别是职事官、散官、勋官、爵。在实际操作中，一个人根据官种的不同会有不同的品级。
九品中正制示意图
“散官”也被称为“正官”。“正官”指的是身份，比如“正议大夫”，代表四品以上的身份，但具体的职务是“尚书”或者“侍中”，也就是“职事官”。因此，“正官”只是一个身份，并不是具体职务，再加上“职事官”才能确定这个人是干什么工作的。
“勋官”是军功的赏赐。在“勋官”中有一些特殊的职位，比如二品的“上柱国”，这是一个耳熟能详的历史名词，并非唐朝所创，而是从北魏时期继承而来。军事出身的人，在唐朝可以有三个官品，“正官”可能是“正议大夫”，“职事官”可能是“侍中”，而“勋官”可能是“武骑卫”。
“爵官”继承自秦汉的“赠爵”，是朝廷赐予的，盛唐以后还在沿用，但已经没有前三种那么重要了。
唐朝官制示意图
这种繁复的官制是为了适应门第而特意设置的。门第子弟，朝廷会给予“正官”的官品，保持门第的优越性，门第贵族通过“荫官”很容易就能得到“正官”，但“正官”就是“散官”，所有人都明白，这个职位只是表面上的，并没有真正的权力。寒门子弟因为出身低微，被世家大族瞧不起，没有“正官”，但朝廷可以给予“职事官”，让他们有机会施展才华。
多官制并行，官制之间并不固定，形成一种模糊不清的感觉，让人分不清谁的身份地位更高，这样一来，原本只有门第贵族可以担任要职的规矩就被打破了。
唐朝科举示意图
以前的门第，比如关陇世家，他们的后代很容易就能成为“正官”，但有了官品，并不代表真正有官职。“正官”比“职事官”要多得多，所以会有新的竞争，世家子弟很容易就能当上“正官”，“正官”的身份虽然好拿，但在竞争“职事官”的时候却处于劣势。
在现实的竞争中，形势越来越明朗，旧门第的人很难被纳入考量，“贡举”的重要性越来越高，即通过科举考试获得为官资格。通过繁复而又巧妙的手段打破门第对人才的垄断，使各式各样的人才都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才干，这是成就盛唐的一个重要因素。
盛唐的隐患
盛唐虽然强盛，但却出现了两个问题，给中唐的衰败埋下了伏笔。一是重视文治，弱化了军事。没有强大的军队，也就不会轻易开战，军事行动也变得越来越少，这样的问题存在一段时间之后，就会导致军队的废弛。二是“重西北轻东北”，高祖时期，全唐共有三百多个开府，关中地区只有不到一百个，而到了太宗时期，其余地区约有二百多个开府，而关中则扩大到了三百多个，所有的军队都集中在了关陇一带。
唐高祖李渊画像
这种改变的根本原因就是兵农结合，有农才有兵，所以人口越多、农业越发达、经济越发达的地区，开府就越多。时间一长，问题就来了，开府都在人口稠密的区域，这些地方相对稳定，几乎不会有任何动荡，而需要军事行动的地方一般都是边镇，但那里开府数量少，一旦出了问题，很难从富裕的地方抽调军队过来。
这是府兵制被破坏的根本原因，有开府的地区不需要兵力，而需要兵力的地区却没有开府。如何是好呢？只能打破兵农结合的思想，转向募兵制。考虑到隋炀帝把民众调往边疆征战造成了很严重的后果，唐朝更倾向于雇佣兵力，不能服劳役的时候就花钱雇人代役，到了盛唐后期就发展出了募兵制。府兵制与均田制之间的联系是唐朝兴盛的根本，出现这样的情况也就无法继续维持了。
隋炀帝杨广画像
同时，均田制还面临着无法摆脱的困境，即人口的迅速增加。农业结构一直是个历史难题，人力不足，劳力就不足；人力过多，耕地就不足。盛唐之所以衰落，是“盛极而衰”，社会稳定繁荣，人口激增，造成均田制无法继续维持。均田制要想发挥作用，就得有足够的耕地，也就是地要比人多。一般情况下，土地的增长跟不上人口的增长，除非是战争时期或是灾荒之年，大量人口离开土地，才会有土地空出来，唐朝用来解决战争和粮食问题的均田制，在盛唐时期被破坏了。
隋朝三征高句丽示意图
土地不足，需要授田的人口过多，于是产生了严重的问题，一是官员可以随意分配土地，破坏了均田制原有的公平性，二是官员的权力和地位得到提高，因为分配的决定权在他们手中，这种现象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地方官员的腐败。
这种情况后来在清朝也发生了。清朝盛衰的关键转折点是乾隆到嘉庆这段时期，不能完全归咎与嘉庆无能，王朝的稳定与繁荣导致人口激增，远远超出了预料，也超出了官僚体系的处理能力。人口是历史上最重要的问题之一，也是一个国家从兴盛到衰落的重要因素。
乾隆皇帝画像
从盛唐到中唐，律法制度也被破坏了。其根源是该制度的最高权力者是宰相而非皇帝，宰相是律法的最高执行者，而皇帝不受律法的制约，按理说不应该插手律法的运行。
在玄宗朝以前，无论皇室发生了多大的动荡，哪怕是女皇武则天中断了大唐的统治，也始终有手握实权的宰相出面稳定政局，比如狄仁杰和张柬之，武则天对相权也很尊重，但玄宗任命李林甫为宰相后，皇帝的权势削弱了相权，导致原本应该由宰相负责的律法体系失去了独立性。
《五王醉归图》中的唐玄宗
这些耗费大量时间与精力发展起来的基本条件都被破坏了，盛唐自然也就结束了，以“安史之乱”为分界线，进入了中唐。
中唐的割据
节度使安禄山坐拥强大的军事力量，不受朝廷控制，这是“安史之乱”的根本原因，可原来的府兵制已经处理不了如此严峻的问题，所以只能授权让各地募兵，并将军队管理全权委托给当地节度使。赋予节度使在当地“节度”的权力，即统一指挥和控制资源，只有这样才能解决“安史之乱”带来的混乱。
唐平安史之乱示意图
这是一种极大的权利，“安史之乱”平息后朝廷再想收回，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了。节度使本意是为了弥补兵员的短缺，但府兵制再也无法恢复了。从节度使自身利益的角度来看，他们并不希望恢复到以前的正常秩序。
“安史之乱”不是外患，而是内讧，并没有波及到边疆，所以节度使也不会只局限于边陲，而是遍布全国。到了最后，这些原本用来执行军事任务的节度使，变成了分裂大唐的藩镇。
德宗朝经过杨炎的一系列改革，使国家政治恶化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改革的关键在于两税法，使朝廷的赋税更加充裕，但也意味着“租庸调”的正式结束。
租庸调制示意图
自德宗以来，朝廷在财政方面有了一个特别的分类，叫做“不申户口”，也就是说，一些户口不用上报给朝廷，直接上报节度使就可以了。地方不用把资源交给朝廷，于是地方的资源就会越多，朝廷的资源也就越少，约束和镇压地方势力的力量势必越弱。
中唐最大的特点就是地方割据，但“安史之乱”后藩镇如此之多，为何大唐依然保持着表面上的统一，没有立即进入五代十国的分裂时期呢？
唐朝藩镇图
原因之一，是因为节度使一般都不是当地人，在当地建立了军队，但无法完全信任手下的官兵，表面上仍然服从朝廷，为的就是在需要的时候，用朝廷的权力来震慑下面的人。另一个原因，是德宗时期对漕运制度进行了整饬。当时，北方藩镇已经成立，大部分赋税都给了地方，于是江南的经济就成了唐朝的命脉，好在隋朝建立了水路运输体系，南方的物资能够源源不断的向关中输送，支撑着朝廷的统治，北方藩镇的财政状况也要差一些，这才让他们无法继续进逼。
中唐的历史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数百年的门阀政治走到了尽头，以前的政治都是按照世族的等级来决定排名，在中唐以后，排名需要重新界定了。
晚唐的宦官
让重新排名变得更加复杂的是“寒门”与“豪族”的区别，但现在已经不是“豪族”一定在前，“寒门”一定在后了，而是两种身份的人各自聚集在一起争权夺利，一旦僵持不下，宦官就有了插手的空间。
高力士脱靴
盛唐以前，宦官问题基本不存在，中唐以后，宦官的权力越来越大，外朝相争必然会想方设法地拉拢内朝的宦官，这是汉朝就上演过的发展模式，但是唐朝宦官和外朝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汉朝有“清流”的观念，将太学生、士人与宦官区分开，前者认为自己的地位比后者要高。在唐朝没有这种区分，外朝势力与宦官势力的关系不断变化，时而结盟时而对抗。
李德裕会客图
从中唐到晚唐，最重要的变化发生在宪宗朝，宦官开始获得参与政事的权力。宦官的力量大到什么程度呢？宪宗为宦官所害，而敬宗也为宦官所害，两位皇帝都死于宦官之手，这还不算什么，宪宗被宦官铲除，穆宗就是宦官所立，宦官害死敬宗后，立了文宗。后来宣宗、懿宗、僖宗、昭宗都是宦官所立，昭宗之后，只有哀帝在位两年，见证了大唐的终结。
杨贵妃上马图
晚唐时期，宦官主宰着政治，甚至连皇位也掌握在宦官手中，所有的皇帝都是宦官立的，宦官被铲除，李姓宗室也就不复存在了，唐朝就成了藩镇的天下。由中唐至晚唐，藩镇有充足的时间进行本土化，成为地方上真正的统治者，根本不需要朝廷。
晚唐之所以有这么多的皇帝，就是因为宦官有自身缺陷，当不了皇帝，只能不断将李家人推上皇位，这时的皇帝基本上已经失去了意义，唯一能做的就是给宦官撑腰。宦官的时代一旦被终结，李家皇帝自然也无法独存，这也就意味着李唐王朝的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