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喜儒：听井上靖谈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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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与井上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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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在杭州读《孔子》
日本著名作家井上靖先生对中国历史情有独钟，他不仅写了《天平之薨》《异域人》《苍狼》《楼兰》《敦煌》《洪水》《杨贵妃》《孔子》等中国题材的历史小说，还多次到中国西部考察，写了《西域之旅》《西域物语》《丝路诗集》等文学作品。
《孔子》是井上靖先生创作的最后一部中国题材的长篇历史小说，其用时之长（先后二十年）、行程之远（六次到中国考察）、查阅资料之多，在他所有小说的创作中都是独一无二的“之最”。在井上靖先生呕心沥血、殚精竭虑构思与写作期间，我有幸多次听他说孔子、讲《论语》。在他的娓娓道来中，仿佛孔子不再是遥远的辉煌，而是漫步在悠悠岁月中的睿智师者，正微笑着缓缓走来。
一
第一次听井上靖先生谈孔子是在1982年6月20日，严文井率领中国作家代表团到风景如画的箱根小住，下榻于小涌园饭店。当晚，井上靖夫妇从东京赶来，设宴款待中国作家。井上靖先生刚刚在东京参加了“新潮第十四次文学大奖”的授奖仪式，其新作——长篇历史小说《本觉坊遗文》获奖，大家举杯表示祝贺。
《本觉坊遗文》描写了日本战国时代的茶人千利休和横行天下的丰臣秀吉相互利用、相互斗争的故事。为了写好这本书，井上靖先生在史籍中钩深索隐、详细考证，还进行了社会调查，深入到年迈的茶道爱好者中间，出席各种茶会，观察茶室、茶具的摆设和装饰，从而了解老年人的心情，体验茶道的气氛，探索千利休的精神世界。日本评论家说：“这部历史小说是井上靖先生酝酿十年才问世的杰作。它的诞生，把日本历史小说推到一个新的高度、新的境界。”
不过井上靖先生对此很淡然，他说：“我写完一本书就算完了，至于怎样评价，那是别人的事情，我要专心致志地构思新作品。我一直认为，如果一本书有五个人说好，那就肯定有五个人说坏，只是我没有听到而已。一本书必须经过读者、时代、历史的筛选，才有可能成为传世之作。我认识到这一点也不容易，这应该感谢中国唐代的书法家颜真卿。
“中国有一部书叫《颜鲁公文集》，收集了反对和赞成颜体的文章，两方各抒己见，针锋相对，互不相让。一千多年过去了，颜真卿端庄雄伟、遒劲郁勃、大气磅礴的书法流传下来，深受人们的喜爱；历史证明，颜真卿是伟大的书法家。现在再来看，那些反对颜真卿的文章起了反向作用，那就是使人们从另一个维度认识了颜体的艺术价值。日本历史上也有几个书法家，但没有人反对，只是一味说好。从这点看，日本不是书法之国，而中国才是真正的书法之国。文学作品也是如此，一片赞扬声，并不一定是好事。”
他喝了一口酒，继续说：“十年前，日本学者贝冢茂树在《中央公论》上发表了一篇关于孔子的文章，引发我的兴趣。从那时起，我开始读《论语》，为孔子的人生理想深深感动、倾倒，进而开始搜集资料，酝酿着写孔子。去年，我和妻子到山东的曲阜访问，看了孔庙、孔府、孔林。孔子是一个思想家，不是宗教家，他的思想受到人们的尊重，流传了下来，这是为什么呢？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详细地搜集了世界各国对孔子的研究，我发现不同国家、民族、文化背景、宗教信仰的人，对孔子的理解和评价是不同的，但有一点出奇一致，那就是赞成孔子关于‘仁’的思想。日本人很喜欢孔子的那句‘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时间如滔滔的河水，滚滚而去。我认为人类创造的历史就像这河水一样，尽管百折千回，弯弯曲曲，但最终都会流入大海，也就是人类的共同理想。我要写孔子，也要写他的高徒颜回、子路，人物性格在《论语》里已经有了，但我还不能动笔，还要继续酝酿、构思。也许最后写不成，但我已经准备十年了。小说家总愿意讲自己的创作计划，总是野心勃勃，总想用一本书包打天下，但成功者似乎不多……”说完，他哈哈大笑。
二
第二次听井上靖先生谈孔子是在1984年5月，我随巴金先生赴日本参加国际笔会大会。5月17日下午，应日本时事通信社的邀请，巴老与井上靖先生进行对谈。
井上靖先生说：“把自己没写的小说告诉举世闻名的作家巴金先生，简直是匪夷所思，班门弄斧。但机会难得，我还是想跟先生说一说我的创作计划。我在国际笔会东京大会的开幕式上讲了葵丘大会，那是公元前651年，齐桓公在葵丘召集各国诸侯于祭坛前盟誓，约定黄河沿岸的各国不用黄河之水作为武器互相攻击，史称‘葵丘会盟’。春秋战国，天下大乱，各国剑拔弩张，争雄称霸，血雨腥风，但在五百年间，大家都遵守这一盟约。这是人类的大智慧。孔子希望天下安定，并且致力于创建一个幸福的社会，使百姓感受到人生的幸福；基于这个思想，他提出了‘仁’。
“‘仁’是孔子的核心思想，其根本要义是爱人，也就是尊重人、关心人。他把仁提升到哲学的高度，将其确定为人们的道德观念，这是很了不起的。当时还没有佛教、天主教、伊斯兰教，在那样的年代，孔子就认为人类会在未来建立理想中的和平社会，这就是我现在要思考的，要写的。”
巴老说：“我回到上海以后，想读一读关于孔子的书，或者孔子写的东西。我小时候，每逢孔子的诞辰日，都要给孔子磕头；在私塾念书时，每天都要背‘四书五经’，背不下来，老师就用竹板打手心。虽然要求背诵，但老师一点也不讲，只是死记硬背，根本不懂是什么意思。
“渐渐长大了，家人时常用孔子的话教训我。后来中国爆发了五四运动，开始提倡新文化，新文化运动号召打倒‘孔家店’，我很高兴，很兴奋。当时我很年轻，对反对封建礼教很赞成，对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很反感，在我的小说《家》中，年轻的主人公就有反孔的思想，我写《家》的时候二十七岁。当时的社会与现在完全不同了，井上靖先生刚才讲的我以前没有考虑过，现在我应该冷静地、客观地重新研究孔子，期望从井上靖先生的小说中再认识孔子。”
井上靖先生说：“长期以来，人们把孔子当作千古圣人、一代宗师、万世师表来顶礼膜拜，但我想把他当成一个普通人。两千多年来，孔子一会儿被肯定，一会儿被否定，我个人的思想也经历了这样的过程，但我现在肯定孔子，认为他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
三
第三次听井上靖先生谈孔子是在1989年5月，在他家的客厅里。
一天，蒋子龙先生率领中国作家代表团（团员有管桦、林希、敖斯尔和我）去拜访井上靖先生。当时，他刚刚写完《孔子》，还处在创作的兴奋中，故而兴致勃勃地大谈孔子。他说：“经过多年的酝酿、构思，孔子的形象呼之欲出，我开始动笔写《孔子》。原来计划在文学杂志《新潮》上连载，之后再出单行本，而且约定了第一次交稿的时间，但天有不测风云，就在交稿的那一日，我因食道癌住院动手术，稿没交成，连受之父母的食道也被切除了。
“手术后的半年，有时住院，有时回家疗养，这期间我还去欧洲旅行两周，在瑞士过了八十岁的生日，目的是想看看自己身体恢复的情况，能否完成念念不忘的《孔子》。回国后，我马上动笔，从1987年夏至1989年春，我用一年半的时间写了五章约二十万字，分二十一回在《新潮》上连载。”
井上靖先生很感慨，继续说：“对一个年过古稀的老人来说，遇到孔子是幸运、是幸福。我在青少年时代并未接触过孔子，脑海中连一句‘子曰’也没有。晚年时，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读到《论语》，一下子着了迷，近十年来爱不释手，思想在《论语》的天地间自由驰骋。到了八十岁，我又将《论语》改编为小说，但无论是写作时还是研读《论语》时，抑或到中国的山东、河南考察时，我的心情一直很愉悦。我能与孔子相遇，写《孔子》，是一种缘分、一大乐事，现在终于完成了，激动之情难以言表……”说着，他拿出珍藏的孔子像给我们看，说是唐代的吴道子所绘……
1989年9月，新潮社出版了《孔子》的单行本，到1990年3月已再版二十三次。一部纯文学的历史小说，不仅荣获“野间文艺奖”，还成为畅销书，真是难能可贵，可喜可贺。
四
《孔子》的中译本约十四万字，1990年4月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
井上靖先生在《孔子》中文版《致中国读者》中说：“孔子是怎样一个人？如何评价他的人格教养？我认为可以归结为一句话：孔子是乱世造就的古代（公元前）学者、思想家、教育家。以研究论语著称的美国克里尔教授与我国和辻哲郎博士把孔子称为人类导师，这是最适当的评价。孔子的确是永恒的人类导师。”
井上靖先生原本计划在1990年秋天率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代表团访华，并于10月27日到上海看望巴老。巴老闻讯很高兴，想在与老朋友见面前履行诺言，把《孔子》读完，所以他去杭州创作之家休养时随身带着《孔子》，有空就读一段。遗憾的是，井上靖先生因病未能成行，并于1991年1月29日病逝。
巴老在病床上听闻噩耗，非常悲痛。尽管因患帕金森拿不住笔，写字十分困难，他还是在2月26日完成了《怀念井上靖先生》一文，发表在3月6日的日本《产经新闻》上。
巴老在回忆与井上靖先生长达三十年的友情和最后一次见面时的情景说：“一九八四年东京对谈，我还保留了一盒录音磁带。当时他在写关于孔子的小说，我们便谈起了孔子。我是五四运动的产儿，我的老师是打‘孔家店’的英雄。我在封建大家庭中生活了十九年，从小在私塾中常常因为背不出孔子的书给打手心，长大成人又受不了要大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恪守本分的那一套规矩，我总觉得人们抬着孔子的神像在压制我。在老友面前我讲了些过去的真实印象。先生不加反驳，始终带笑地谈下去。最后我答应他的书出版后要认真地读一读。
“在去年十月等待他最后一次访问的时候，他的书出版了，我得到一册中文译本，想起对谈中的诺言，争取时间读完了它，我不由得发出赞叹。他写的孔子也就是我幼小时候把‘他’的著作和讲话读得烂熟的孔夫子，可是我到现在才明白这个孔子爱人民，行仁政，认为人民是国家之本！两千几百年以前就有这样一个人，真了不起！在我们这个时代，花这么多时间和精力，把孔子放在原来地位上描写出来，这就是井上文学。”
巴老最后说：“他走了，留下很多美好的东西。三十年并不曾白白地过去，两个作家的友情也不会徒然地消亡，我们为之奋斗了半生的中日人民友好的事业将永放光芒。尊敬的井上先生，您永远活在我的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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