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己安人，为政以德----试论孔子的政治观
转载 潘胜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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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更斯在《双城记》开头写道：“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这是一个智慧的年代，也是一个愚蠢的年代；这是一个信任的时期，也是一个怀疑的时期；这是一个光明的季节，也是一个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也是失望之冬。”这句话用来描述春秋时期，我觉得最恰当不过了。春秋时，随着铁器的出现与应用，社会生产力得以大发展，生产关系也逐步得到解放，整个社会处于大变革时期。从某种角度看历史的发展总是惊人的相似：在国家处于动荡中，政治混乱时，思想却越加光辉灿烂，社会获得巨大进步但道德却迅速堕落，这种二律背反的现象也是春秋时最真实的写照。故此在社会价值评判上也就产生了两极分化：一是“不管A还是B，能行的就是好的”的实效主义；一是以道德信仰为终极依归的价值准则。而孔子决然选择了“为政以德”，将“德”置于“譬如北辰”的最高地位，“德”在各种社会政治等方面起到了提纲挈领的作用，其余的问题就如“众星共之”一般自然而然地得以解决，所以“德”是从最根本上最彻底解决社会问题的关键，它能够激发人内心强烈的羞耻心，从而内心归于至善，孔子试图引导人们在这之善的历程中凝聚起人心，而使天下归服，因而其云：“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杨伯峻先生在解释“格”字时，引用《礼记·缁衣篇》：“夫民，教之以德，齐之以礼，则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齐之以刑，则民有遯心。”从“遯心”反推出“格”之义为“亲近、归服、向往”，可谓真知灼见，因此“德”从内心上激起了人们原始质朴的羞耻心，人也就踏上了向上之善的路，也就有了共同的信仰与价值导向，即用现代时髦的哲学词汇讲就是超个体之集体无意识的积淀与遗传，从而在最本源的内在层面激发出认同感，可以说这是一种类似于宗教性的道德，从而也就最彻底地避免了犯罪。因此孔子的“为政以德”的政治观是基于个体道德成长完善的历程，逐步完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样一种从自我个体到社会基本单元家庭最后到达天下和谐的过程，他的终极目标是建立一个道德至上的理想社会，接近于后世所说的“君子国”。
孔子为何会坚定地选择“为政以德”作为自己的政治思想呢？我非常赞同李泽厚先生的观点，他研究孔子思想首先不是去拔高申发，而是将目光“降格”，追溯那个时代或比孔子思想滥觞的时代情况出发思考，将孔子还原为较为纯粹的原始儒家去研究，而不是像后来的人都在研究阐发时挟带着自己的“私货”。李泽厚在《论语今读》中指出：“政治是建立在血缘关系的伦常秩序上。这是儒家政治观念总离不开‘仁’‘德’等等的根本历史原因。”从本源上讲，所谓政治本应是“仁道”，从政者就是为了给大众谋福利的，所以必然是“有德者”具有“仁心”者才能上位而领导群伦，这也就是“德配其位”，“德”其实可以理解为原始人道主义的进化版。孔子这样的原始儒家强调“德”实际上是是“基于小农业血缘家庭作为社会细胞结构之上的生活规范”（李泽厚《论语今读》），再发展为儒家的伦理政治。不过到了后来，政治竟成了暗黑、厚黑的代名词，可以说完全走上了法家的道路。而孔子认为战争武力、刑罚苛政等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当下的社会问题，在这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里，不能采取急功近利式的策略与措施，那样只能治丝益棼，使社会更加崇尚暴力阴谋，最终陷入越急越加重刑政，结果越坏越乱的死循环中。而拯救道德人心才是解决人类社会问题的根本所在，正如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所说的：“有两种东西，我对它们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它们在我心灵中唤起的惊奇和敬畏就会日新月羿，不断增长，这就是我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定律。”我们不能因为自己的短视而想当然就认为孔子的“德政”就是东方的乌托邦，更不能因此而否定对人类永恒精神的追求。
很明显，孔子的“为政以德”的哲学基础是“性善论”，虽然他没有明确提出“性善”思想，但在后继者孟子的言论中已明确了，《孟子·告子上》：“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是非之心，智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由孟子所倡之“四端”可见，人无有不具有向善的天性，这就是“良知”，那么发展这种天性中“善”的萌芽，人是可以达到“内圣”的，人人皆善皆成圣，这样的社会如何会不和谐稳定？但法家思想显然不同，它是基于“性恶论”的，它认为人的本性是自私自利的，因而每个人都是不可信的，想要一个人自觉得向善为善是不可能做到的事，韩非子在《显学》一文中就说：“夫必恃自直之箭，百世无矢；恃自圜之木，千世无轮矣。自直之箭，自圜之木，百世无一有，然而世皆乘车射禽者，何也？隐栝之道用也。”他明确地指出人就必须通过严厉而完备的法律制度加以规范、监督、矫正，这就是“道之以政，齐之以刑”。从管理手段来看，孔子强调用“德”来引导教育熏陶感化百姓，他反对用杀人刑罚等暴力强制的方式对待百姓，所以孔子在“季康子问政”中明言：“子为政，焉用杀？”但在春秋时，整个社会风气强调“谁的拳头大谁就是老大”，而孔子认为尚力者不得善终，尚德者必有天下，他借南宫适之口表达了这一思想：“羿善射，奡荡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而法家讲究刑赏分明，推崇严刑峻法，“法术势”无不用其极，他们极力崇尚强权威势。从心理层面分析，孔子的“为政以德”思想立足依仗“自律”“内律”，从自我内在的约束克制，追求道德上的圆满，从而使整个社会和谐有序；而法家因为不相信任何人，所以主张人只能用“他律”“外律”来框范其行为，等待人自我之善犹如缘木求鱼。从目的上看，“为政以德”的目的是为了“扬善”，用积极向上的精神引导鼓励人们，让他们明喻自己应该做的是什么；而法家的目的是“惩恶”，他要有法律等形式告诫人们什么是不可以做的。从效果来讲，儒家的“为政以德”是从根本上彻底解决社会问题，但见效慢很可能成为空论，而且所需长期的教育建设过程；而法家的严刑峻罚短期就可以见到效果，使社会迅速变得有序，但也必然会导致阶级矛盾紧张，最终依然陷入动荡之中。以上儒法两家的比较可用下表来表示：
法家 儒家
哲学基础 性恶论 性善论
目的 惩恶（不能做什么） 扬善（应该做什么）
心理层面 他律、外律 自律、内律
管理手段 严刑峻法（强权威势） 引导熏陶感化（反对武力）
效果 赏罚分明、短期速效 道德至上、长期彻底
孔子的言论均是站在统治者的角度说的，所以《论语》一书可以看作是一本统治者（官员）的培训手册。故有赵普“半部《论语》治天下”的传说，认真全面了解孔子的言行，你会发现，孔子并不是人们所想的只会说一些玄虚深奥的大道理，缺乏实践操作的能力的务虚者，他对执政者反复强调“德政”，因为他们不缺行政手段，主要是治国理念的问题，而对政治“小白”如学生们则言传身教，不但有政治理念的灌输，还有相对具体的行政路线规划。孔子的政治框架图主要体现在“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13.9）在这幅政治路线推进图中，第一步孔子认为要“庶民”，即通过爱民，施行仁政，吸引百姓扩大人口数量，这是使国家强大起来的基础。那么具体又怎样去做呢？孔子认为主要从这样几方面去：1、薄赋税，“使民以时”，减轻百姓负担。孔子不反对统治者相对占有较多的财富，但极力反对繁重的赋税与残酷的搜括，一向温文尔雅的他对帮助季氏“聚敛而附益之”的学生冉有竟然怒吼道：“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左传》记载，冉有过来征求孔子意见时，孔子提出主张“施取其厚，事举其中，敛从其薄”，明确反对对百姓的过分剥削。《礼记·檀弓下》也记载：“孔子过泰山之侧，有妇人哭于墓者而哀。夫子轼而听之。使子路问之曰：‘子之哭也，壹似重有忧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于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为不去也？’曰：‘无苛政。’夫子曰：‘小子识之，苛政猛于虎也。’”统治者为了自己个人的享乐，对百姓施以繁重的赋税劳役等，这等于是涸泽而渔，严重地残害了人民，就加剧了阶级矛盾冲突，会使社会陷入动荡不安中，所以儒家反对强征暴敛固然是基于缓和调节矛盾，有利于维护自身统治的，但“宽徭薄赋”确实给人民带来的好处，减轻人民的负担，有助于稳定社会秩序。2、提出“均和安”的治国策略。“季氏将伐颛臾”一则中，孔子说：“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俞樾《群经平议》，《论语集释（四）》指出“寡、贫二字传写互易，此本作‘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贫以财言，不均亦以财言，财宜乎均，不均，则不如无财矣，故不患贫而患不均也。寡以人言，不安亦以人言，人宜乎安，不安，则不如无人矣，故不患寡而患不安也。”此考据极是。我们应该看到孔子在这里提出的“均”绝非历史上农民起义军喊出的“等贵贱，均贫富”之“均”，朱熹在《论语集注》里将这里的“均”释为“各得其分”，即不同等级地位的人各自得到他应该得到的部分，此言亦为精当之极。应该看到，农民军提出的“均”是从穷人的角度站在“贫”的立场上提出的“劫富济贫”，来重新分配社会财富，带有理想化的绝对平均主义。但我们从历史上的农民起义看，不管是王小波，还是太平天国的洪秀全，都从来没有也不可能实现这种“均贫富”的口号，反而如李泽厚所言“造成的却只是灾难”。而孔子的“均”是从统治者角度站在“富”的立场上，要求不同阶级阶层身份的人们严守礼制，安于等级名分，各得与其名分相应规格的财富，不可互相侵夺，这种财富分配架构思想是比较符合当时现实实际的，有利于调和阶级矛盾，不论对贵族还是平民百姓都抑制平衡的作用，这样可切实地推进社会稳定，人人和睦了相融了社会中的个体就不会有暌违之感也就没有乖异之举，如此就达到长治久安，这样百姓安居乐业的理想社会怎么能不吸引人们的前来呢？这样的国家必然会迎来人口的大爆发，社会的大发展大富庶。
在使社会稳定人口增加之后，孔子提出第二步要“富民”，实际上孔子对如何富民并没有详细的论述，只有《论语·颜渊》（12.9）中通过有若之口有所提及：“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盍彻乎？’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对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这一节“说明了当政者取之于民，仰仗于民的道理”（陈钦善《论语本解》），只要百姓富足了，国家自然就富有了，人民贫穷，国家怎么会富强？这种藏富于民的理念恰是儒家“民本”思想的体现，到了孟子时，更是得到了发扬光大，孟子在《梁惠王上》一文中有明确而具体的阐发。孟子设想的“王道之始”，使民“养生丧死憾”可以说是第一阶段的“庶民”，那么“王道之成”就是孔子讲的“富民”“教民”了。其设想“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这也就是孟子著名的“制民之产”学说，只有百姓有了固定的家业产业，他的心思才会稳定下来，尤其对于中国小农社会来说，农民对土地的执着追求的热情，一份固有的家产是他们心中的最珍贵的拥有。农民一旦沦为无产者，必将成为社会动荡的重大的不稳定因素。对此孟子更有精辟的论述：“若民，则无恒产，在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孟子·梁惠王上》）所以，原始儒家并不讳言“利”，更是认识到经济基础民生大计对社会稳固所起的作用，而“去兵去食”一说不过是“必不得已”的“临变”之时罢了，后世所谓“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亦是同理，孔子也是深刻认识到离开物质基础空谈道德是不切实际的，所以才对冉有这个即将走上政坛的新生力量明确指出“富民”这一治国步骤。
第三步是孔子最为重视的“教民”，也就是说在物质文明取得丰硕成果之后，更要去追求精神文明的建设，光有物质的丰富而没有精神的高尚追求与美好道德的构筑，那么这个社会依然不会长治久安，人可能又会被物欲所左右而又陷入相互侵夺的动乱之中，所以必须树立道德评价准则，形成道德的强大力量，既引导人们不断“之善”，又规范人们日常的行为与生活，而这股力量更会随着人们的繁衍传承变得越来越强大，最终实现道德至上的理想社会。那么又如何“教民”呢？我觉得孔子在《为政篇》（2.20）里所说的“举善而教不能”一语就道尽了其中的奥妙。何为“举善”？善者，好也，即优秀的人，举善就是选拔平民中优秀的人进入统治阶级。为何这里的善者不是指贵族中优秀的人才而指平民呢？我认为其一这则语境中，季康子针对的本身就是“民”而言，其言曰：“使民敬、忠而劝，如之何？”所以孔子讲的“举善而教不能，则劝”也就是专限于百姓这一范围。其二从孔子“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论语·子罕篇》）看孔子并无像后世魏晋时期九品中正制一样形成了严重的贵族门阀观念，并且孔子“有教无类”从所收取的学生来看，也没有固守贵族高高在上的优越感。其三从政治学角度看，作为成熟的政治家孔子显然认识到，只有不断地吸收引进有生力量，才能既保持自身阶级的活力，又可以不堵塞下层阶级的晋身上升通道，给下层人们以希望，这样十分有利于社会阶级的稳定，而如果让低层中的优秀人才完全看不到晋升之路，这必然会危及国家的安全，所以才有后世的科举制选拔寒门子弟进入统治阶级之举措。因此孔子认为作为当权者对平民中的优秀人才必须要提拔，那么在平民中也形成了一股积极向上的力量，起到了激励与范导的作用。而对待百姓中的“不能”者，孔子强调要教育他们，进行“德、义、礼、信”等思想教育，正如孟子所言“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孔子极其重视思想道德建设，故有“（去兵）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的论断，通俗地说“人心散了，队伍就难带了”，收拾人心，组建道德的制高点，人们聚集在一面“红旗”之下，这个社会才会有秩序，才能安定。
在这三步的政治路线图中，孔子尤重统治者自身的道德，认为官员必须要时时“以德正己”，“他希望，当政者都是道德模范，以身作则，为全民树榜样”（李零《丧家狗》）。追本溯源，这显然有氏族社会推崇首领超群的人格力量与自身能力有关，在原始社会时，弱小的人们面对神秘令人敬畏的大自然，更需要一个强大的领袖来组织筹划战胜它，慢慢地领袖的能力与精神辐射影响更大的地方，感召了更多的人，被越来越多的人（不同地区不同年代）所接受，于是他个人的能力与私德就转化为大家所共同追求的精神。而随着社会进步，社会关系与架构也变得繁复无比，但如何治理社会的“政治亦人事之一端，人事一本于人心，德者，心之最真实，最可凭，而又不可掩。”（钱穆《论语新解》）社会即是人事矛盾的综合体，而人事的本源就在于人心，那么理顺了人心也就抓住了根本，而统治者作为调节人事矛盾的人如果不能在道德上有所建树，又如何能解决得了人心这一政事枢机？只有德高之人才能让下层百姓信服，才有资格去对他们指手划脚，故统治者首先要修文德以服人，让自身成为百姓的垂范，“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你自己做到了做好了，就有了个人魅力，百姓自然就景从，你做得不好那么就会“上梁不正下梁歪”。孔子重视在位者的道德建设，反对用杀人等刑罚威吓百姓，“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君子高尚的道德就像风一样，只要自己“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尽职尽责，敬业爱民，庄重肃穆，那么百姓也就会恭敬认真地对待政令，你在私德上孝顺慈爱，那么百姓对上级也就尽心竭力了。所以统治者的言行无时无刻无处不在潜移默化着百姓，官员就要用自己高尚的品德像春雨一样“润物细无声”般熏陶感化着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