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诗人白居易晚年生活糜烂-大唐精英沉沦，国之将亡
雪作须眉云作衣，辽东华表鹤双归。
当时一鹤犹希有，何况今逢两令威。
九老图
从此“九老会”声闻天下，成为功成名就者追捧的时尚典范，后世一再被文人画士所模仿，游山水出诗集，流芳百世。玩到极致的要数长寿皇帝乾隆，多次运用官府超凡的巨能量，把九老会装点为繁荣昌盛的标志，直至升级为千叟宴，上演一出全国瞩目的大戏。晚年的白居易可谓是长乐老，集禅、道、酒、色于一身，享尽人间富贵。其他方面的标配暂且不论，仅他享用的美妾标准能让人张口结舌，十五岁左右妙女最佳，年龄超过十八岁的属于人老珠黄，送人的送人，打发的打发，必须下岗，再换一批。对此，他乐在其中，并且赋诗曰：
小庭亦有月，小院亦有花。
可怜好风景，不解嫌贫家。
菱角执笙簧，谷儿抹琵琶。
红绡信手舞，紫娟随意歌。
……
左顾短红袖，右命小青娥。
长跪谢贵宾，蓬门劳见过
……
白居易
其中菱角、谷儿、红绡、紫娟等都是白居易美妾的名字。不过，他最出名的美妾是小蛮和樊素，
“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
已经超越历史上
“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人”
的审美级别了，不仅腰细还要嘴小。
晚年过着奢侈生活的大诗人白居易，已经颠覆了他年青时代的形象：由一个忧国忧民的诗人沉沦为贪图晚年享乐的大官僚，不再为民请命，不再深思民间的疾苦。他的笔下再无《观刈麦》、《卖炭翁》、《村居苦寒》那些悲叹的话，他的蜕变行为令多少人为之惋惜，为之迷惑。难道真是人无千日好，清官难到头？要知道，晚唐局势糜烂，是多么需要刚直之士站稳立场，中流砥柱，力挽狂澜！
何以至此？其中隐藏着深刻的原因！他不得不闭嘴，不得不沉沦在酒色里。
自从安史之乱以来，辉煌的大唐开始走下坡路，内乱不止。河溯三镇桀骜不驯，多年来一直割据河南河北，无法平复。到了唐大和九年，外患猖獗没平，唐朝廷内部却撕杀起来。甘露之变中，宦官仇士良、鱼志弘挥舞屠刀，杀大臣王涯、王璠、贾涑、舒元舆、李训等。期间，宦官指挥的禁兵冲进中书省、门下省，不分良贱，杀死大小官吏六百多人。甚至追出朱雀门杀到皇城外的大街上，所有诸司官吏小卒，贩卖小民，遇上的一律肆意屠杀，以至于血流狼藉，满街残肩断臂。混乱中，市井上一些恶少年乘势而起，冒充禁兵，杀人越货，抢劫奸掳，长安都城一夜间丢失了所有的法律秩序，变成了人间炼狱，崇武的大唐堕落进暴力的恐怖之中。
精英人士在没有底线的暴力面前像一群待宰的羔羊，毫无还手之力！屠刀面前，一切正义与良知都是浮云。几年之后的会昌四年，宦官控制下的朝廷军队攻破了昭义镇，在潞州城内避难的王涯、王璠等家属都被杀尽无遗。
一个字“惨”！事件的整个过程全是血腥味，大唐文明在刀光剑影里跌回饮血茹毛的时代，找不到一点点人的底线。
有人挖掘历史的渊源说，大唐的祖母是鲜卑人孤独氏，所以说李氏江山乃鲜卑血统。这种说法令人不敢恭维，不过从其一贯喜爱用暴力解决问题的手法看，却有五六分可靠性。大唐之前是隋，隋之前的不远是北齐，是妥妥的鲜卑人朝廷。一次，其掌权者高欢(又名贺六浑)要考察一下几个儿子的智力，给每个儿子一团乱麻，要他们尽快清理。只见大儿子高澄越理越乱，小儿子高演、高湛等将乱麻分开再理。潜在的暴君高洋，抽出刀来“刷刷”砍去，得到了高欢的大力称赞，夸他有能力有智慧，将是一名好领导！
北齐开国皇帝高洋
上台后，高洋屠杀无数，无论是前朝北魏的皇族还是自已手下的大臣一样对待，无底线运用暴力成为他治国的唯一手段。大唐尚武是有历史源头的，不仅仅我们喜欢说秉承历史传统该如何如何，秉承鲜卑人暴力治国的大唐人同样无法摆脱历史惯性的制约。对外战场的节节胜利，使他们相信，暴力是解决所有问题的最佳手段。既然暴力用起来见效快，更彻底，何必再与对手婆婆妈妈啰嗦一大套？一刀下去，对手永远沉默了，真是爽快！
对手在刀下沉默，不过问题真的不一定能解决。所以前朝的典故不都是暴力至上。汉朝开国皇帝刘邦曾问陆贾的治国之道，这位经常称引《诗经》《尚书》的文人学士说：马上得天下，岂能在马上治理？换句话说，用武将打天下，却不能用武将治天下，现在已经是法制国家最基本的执政理念。谁要想治理一个国家，不但要放弃将军的暴力理念，还有脱下军装才行。唐朝的前期在明主的纠正下，的确是这样做的。唐太宗当上皇帝后，首先一步是置弘文馆，以虞世南、欧阳询、姚思廉等人为学士，身边参与政要的是文人房弘龄、杜如晦，打造了辉煌的贞观之治。唐明皇登上皇帝后，前期同样用的是姚崇、宋璟等一班文人学士，打造出开元盛世。
开元盛世
但是，一场“安史之乱”，打断了大唐的治理模式。在不断的内战中，皇帝大多是宦官那类缺乏文化的人筛选出来的，必须低能才能接受他们的摆布，一代不如一代，不是好色就是酒徒。所以唐明皇之后再也没有第二个明君，只有唐宪宗有一定的自我判断能力，一度排除干扰平定了淮西，乃至整个东方的叛军，但是不几年却被宦官陈弘志杀了。在一班粗人的治理下，暴力终于被确立为晚唐的执政理念，毕竟，猖狂的叛军需要朝廷挥舞刀剑去收拾。
晚唐从此陷入暴力的漩涡无法自拔，由建国初的暴力扫突厥，转变为暴力扫叛军，直至转变为暴力对待朝廷内持不同政见的官员。“甘露之变”大屠杀的发生，不是偶然的结果而是必然的结果。当暴力泛滥的时候，社会舆论还有什么话好说的？当恐怖笼罩天下的时候，精英人士最好都闭嘴。白居易迁居香山，可惜算不上躲进了世外桃源，洛阳不是西班牙的巴塞罗那，或是意大利的威尼斯，距离长安太近，如何保身还是大问题，隐身豪宅，坐拥亿万，酒色自污才是正道。当年郭子仪为了消除朝廷的疑心，八十多岁时已是卧床不起了，每当朝廷官员驾到，必令美妾簇拥在身边，是一种最聪明的避嫌之道，能保家族长久享有荣华富贵。白居易不能免俗，只能照搬。后世以为他风流，谁能知道他的心在九老会的颂歌中煎熬？
郭子仪
当大唐的精英死的死，躲的躲，全部闭上了献言献策的嘴，朝廷内只剩下一帮只懂暴力之人在执政的时候，他们将永远无法摆平王朝内的危机。
所以东方的叛乱越演越烈，叛乱的思维像感冒病毒那样肆意扩散，直至长安所在的京兆地区也变得动荡起来，禁军作乱成为常态，屠大臣、焚宫室，挟皇帝，一轮又一轮多年间无休止。大唐民众实在忍受不了长期超负荷的压榨和动荡，乾符二年揭竿而起，黄巢大起义的爆发使大唐走向历史的终结。
黄巢起义
从暴力阻止精英发声到精英选择堕落，集体沉默，预示着一个王朝的生命进入倒计时。一旦进入这个上下死气沉沉的阶段，即使天降妙手回春的扁鹊，也救治不了该王朝的沉疴固疾，对此，明末的崇祯皇帝朱由检挣扎了十六年，在煤山歪脖子树下深有体会，只能独自掉泪赴黄泉！
历史给我们的教训是：历朝历代没有从历史中得到任何教训，所以王朝的兴衰周期一再重演，如何避免需要大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