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伯克段于鄢”背后的故事——春秋小霸郑国的历史进程
周厉王从镐京（陕西西安）逃跑之后，宗周一时无主，发泄完后的国人们也觉得必须要有人出来主持国事；于是，国人们便共同推举王室卿士周定公、召穆公代周天子执政，即‘共和行政’，这是共和元年（前841年）的事；共和元年，也是中华历史上，有确切纪年的开始（我们在初中学习历史课时，都会学到这一段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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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暴动发生之时，周厉王在猝不及防之下，只得仓惶逃跑；而因为时间紧迫，所以他来不及带上儿子太子静、王子友。幸好二人在混乱之中被召穆公救下，藏在了私宅之中，得保平安。
不过，也正因为太子静被召穆公所收留，因此国人们在找不到周厉王后，愤怒之下，便聚众围攻召穆公的私宅，要求交出太子静以抵罪。召穆公为了保护太子静，狠心将亲儿子当做太子静的替身，交给了暴怒中的国人们，随即被国人处死（但太子静和王子友的安人身全得以保证）。
共和十四年（前828年），被驱逐至彘地的周厉王去世（驾崩），此时的太子静在召穆公的悉心保护下，已经长大成人；于是，召穆公与周定公将太子静的身份公布于众，并与诸侯们商议，拥立太子静继承周天子之位，并将政权交还给新任天子；太子静即周宣王。
召穆公与周宣王之间的“救孤”传奇，也就是后世‘赵氏孤儿’故事的原型。召穆公，才是那个‘舍子救主’的程婴（原型），还一救就是两个。
周宣王二十二年（前806年），周宣王将和自己共患难的弟弟叔友册立为诸侯（这也是周王室最后一次正式分封王室近支子弟为诸侯；后来的西周国、东周国除外，那个已经是属于王室内讧了），赐封国名为‘郑’，封地就在镐京附近的棫林（陕西华州）；叔友，就是郑国的开国君主——郑桓公。
被册命为诸侯三十三年后，周幽王八年(前774年），因为感觉到宗周的局势日渐混乱，天子周幽王（郑桓公侄子）宠幸妃子褒姒，荒废朝政，王室已经积重难返，诸侯们大多不再尊崇天子，因此郑桓公在和郑国太史商议后，决定将国家迁离宗周腹地，改为在成周（雒邑）附近的洛水、河水（黄河）、颍水交汇处建立新的郑国（名义上称为‘寄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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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迁后的郑国，以武力和贿赂为手段，取得了虢国（东虢、在河南密县）、郐国（河南荥阳）所‘献出’的十座城邑；这也是郑国东迁后所倚仗的立国基业。
周幽王十一年（前771年），骊山之乱，周幽王被申侯勾结合缯国、犬戎杀害，西周灭亡；郑桓公当时正在镐京辅政（王室司徒），也一并遇害。郑国国人得知噩耗后，拥立郑桓公之子掘突继任郑伯，即郑武公。
郑武公继位之后，为了报父仇（以及援救王室），立即联合秦、晋、卫三国出兵，击退了犬戎，收复已成废墟的镐京。此后，周幽王太子宜臼继位，即周平王，为了表示对积极‘勤王’的郑武公致谢之情，周平王让郑武公继承其父郑桓公的王室卿士之位，继续担任周王室的司徒。
不久后，因宗周镐京实在过于残破、无法有效抵御犬戎的威胁，因此周平王决意迁都成周雒邑，以避祸难。于是，郑武公又与秦襄公一起护送周平王安全抵达雒邑，再建功劳。东迁后的周平王，则再次赐予郑武公大片成周附近的原王室领地，作为对郑国襄助周王室的报答和感谢。
协助周平王东迁、并取得王室信任和赐土之后，郑武公再以离间计灭亡了郐国，并趁奉周天子巡视东虢时，突袭灭东虢国，然后袭灭麻痹大意的胡国，郑国周边的鄢、蔽、补、丹、依、弢、历、莘等八座属于周王室的城邑也被郑武公纳入治下。郑国因此逐渐壮大、强盛，俨然为春秋初期的第一诸侯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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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武公灭郐国之后，一度将国都迁到郐国旧都，改名为‘京城’（河南荥阳豫龙镇京襄城），并在此地修建祭祀郑桓公的庙（也就是郑国宗庙）。
后来，为了有效管理新纳入的国土，郑武公再迁国都至溱、洧之间，重新修筑城池，起名为新郑，这就是日后郑国延续了四百年之久的国都（河南新郑）。
郑武公娶申侯之女武姜为正妻，先后生长子寤生、次子叔段。因为武姜生寤生时是难产（所以才取名‘寤生’），而生叔段时是顺产，所以武姜极不喜欢长子寤生，而溺爱次子叔段，想要让叔段继承郑国君位。
周平王二十七年（前744年），郑武公病重，武姜趁机想要说动郑武公废长子寤生，立次子叔段为郑太子，但郑武公一直没答应。 同年，郑武公病重去世，寤生顺利继位，这就是将来的‘春秋第一小霸主’——郑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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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庄公在位初期，其弟叔段在母亲武姜的纵容下，一直没有放弃夺取国君之位的野心；周平王二十八年（前743年），在武姜的要求下，郑庄公将弟弟封到之前的郑国旧都京城，作为新郑的‘屏藩’。叔段到京城后自称‘太叔’，京邑国人称之为‘京城大叔’（古时‘大’字通‘太’字）。
叔段在京邑期间极不安分，先是将京邑的城墙扩宽、扩长，其规制已经超过了国都新郑；然后又命郑国的西鄙、北鄙的边邑官吏都要在服从国都（郑庄公）以外，同时听从京邑（叔段自己）的管辖，使边邑各城从属于京邑。最后，叔段还在京邑制造甲胄、兵戈，想要以武力夺取郑国社稷之心昭然若揭。
面对叔段的种种不法之事，郑国大夫们都忧心忡忡，想要早日消除此威胁。但郑庄公却不做表态，还在面对大夫们的劝谏时泰然回答说：
“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
（其实，郑庄公早就暗地里做好了应对之策，之所以表面上纵容、听任弟弟僭越妄为，就是要让他因此狂妄自大、野心膨胀，主动起兵作乱，再顺势而‘克之’；这也是两千多年前的春秋版‘钓鱼执法’。）
周平王四十九年（前722年），经过二十多年的不间断准备后，叔段自以为羽翼丰满、兵强马壮，可以出兵与兄长争夺原本就该属于自己的郑国国君之位了。于是，叔段一面与母亲武姜私下里联系，让她暗中控制新郑城门，以便自己出兵时作为内应，一面在京邑聚集国人、修缮城墙、大肆发放兵甲矛戈、征集兵车，预备偷袭新郑，驱逐（或者直接杀死）兄长，一举夺取国君之位。
得知叔段起兵作乱的消息后，郑庄公自信地说：“可以动手了！”（可见早有准备），于是命公子吕率二百辆兵车出征京邑，讨伐叔段；而叔段在起兵之后，才知道自己的实力远远不如郑庄公，郑国的人心也不归附于自己，就连一直以来大力经营的封邑京城，其国人也开始反对自己的起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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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公子吕的平乱大军隆隆杀到之际，叔段只得放弃了京邑，逃到鄢邑（河南鄢陵）躲避，平乱大军再追击到鄢邑，继续讨伐叔段。当年五月二十三，在郑军的强攻之下，支持叔段、守卫鄢邑的士卒们纷纷溃散，叔段在鄢邑也无法立足，于是只得逃出郑国，至共国（河南辉县）流亡；以后，叔段再也没能回到郑国，就在共国终老。因为流亡在共，所以之后的史书中，称叔段为‘共叔段’。
有关郑庄公与其弟共叔段的权力争斗、及郑国内讧这一段历史，就是《古文观止》这部文集的第一篇——“郑伯克段于鄢”，想必不少的读者都曾经阅览、甚至背诵过这篇文章，因此这里就不再繁叙了。
平定了弟弟叔段的叛乱后，郑庄公因为深恨母亲武姜的偏心和干政，于是把母亲赶出新郑，安置到城颍（河南临颍西北）幽居，并指天发誓说：“不到黄泉，母子不再相见！”（黄泉，代指死后）。
但武姜毕竟是自己的亲生母亲，一年多以后，郑庄公有些后悔了，想要接回母亲，但又碍于发下的誓言，不知如何化解此事。此时，郑国边邑颍谷的官吏颍考叔给郑庄公建议：“只要在地下挖两条隧道相通，并且隧道中能挖出带着黄泥的泉水，那么就能完成‘黄泉相见’的誓言!”
郑庄公闻言后大喜，立即照办，开始动工挖掘。隧道掘成之后，郑庄公和母亲武姜分别走入隧道两端，并在黄泥泉水边相见，母子之间终于消除怨恨、和好团聚如初；这就是郑庄公“掘地见母”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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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定叔段之乱后，郑庄公继续对外用兵、以扩大郑国的势力范围；从周平王五十年（前721年）开始，郑庄公凭借着王室卿士的身份，借口诸侯不尊王室，先后出兵攻打卫国、宋国、陈国、息国、许国，并与周天子交换国土，获得了温邑、原邑、絺邑、樊邑、隰郕、欑茅、向邑、盟邑、州邑、陉邑、隤邑、怀邑（均在今天的河南偃师、沁阳、济源、武陟、修武、孟州、获嘉等地）诸城邑；郑国的国土，已经和周王室东迁后的成周相差无几了。
自从骊山之乱、宗周覆亡后，周王室的大片故土丧失于西戎，东迁后的周王室，仅仅只保有成周雒邑附近的一隅之地，疆域东至荥阳，西抵潼关，南达汝水，北止沁水，方圆不过六百里。
成周地窄人稀、民生疲敝，不要说与方圆上千里的大国晋、楚、齐、秦（秦国，就是打跑了占领宗周故地的戎族、才成为地方千里的大国的）相比，就连陈、宋、鲁、卫等中等诸侯国，周王室也是比之不如。所以，周平王迁都后的周王室，已经不复当年‘天下共主’的威势和实力，其对诸侯们的影响力与控制力大大衰落，再也压不住雄心勃勃的诸侯——比如很有想法的郑国了。
周平王继位以后，鉴于郑国的大力襄助，于是相继任郑武公、郑庄公父子为周室的卿士，管理王室户籍及田籍。后来，由于郑武公的扩张势头过于强烈、郑国的实力已经威胁到周王室的安全，于是周平王借口调整封邑，收回了虎牢以东的原赐郑城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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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武公虽然勉强接受周天子的安排、并转为向其他方向扩张，但周、郑之间嫌隙已生，这就为将来的交恶埋下了隐患的种子。
郑武公去世以后，郑国的实力依旧雄厚，周平王对继位的郑庄公仍然怀有戒心，不愿王室的（一部分）权力继续被郑庄公所操纵（郑庄公也继承了郑武公的周室卿士之位）。
因此，周平王乘郑国多事（郑庄公与叔段的权力之争，以及之后的连续对诸侯用兵）、郑庄公无暇兼任王室司徒职责的机会，想要趁机削弱（或者撤掉）郑庄公卿士的职务，并将朝政分托给另一位卿士虢公（虢公忌父、西虢国君）。
郑庄公得知周平王的计划后，立即赶到雒邑（河南洛阳）王都，对天子施加压力、追问原因。周平王一时语塞，只得再三搪塞，但郑庄公仍然不肯罢休。周平王无奈之下，只得让太子狐（周平王第二位太子，前太子泄父此时已薨）到郑国去作人质，以换取郑庄公的谅解。
不过，以太子为诸侯人质之事，实在太有损于天子和王室的脸面、威严，因此，王室卿士们提出周、郑互换人质的办法，来解决此事。郑庄公将儿子公子忽派到雒邑为人质，而太子狐则用去郑国学习礼仪、宗法制度的名义前往新郑。总算圆满地解决了这一次纠纷。
对于周王室和郑国的互换人质事件，《左传》有详细记载，称为‘周郑交质’。左丘明对于此事的评论，则重点突出了郑国的咄咄逼人、无礼强横态度，以及周王室中衰微弱、委曲求全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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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郑交质’，清楚地表明了周王室的外强中干、徒有虚名，春秋时期‘礼崩乐坏、天子下席’的礼制混乱局面，也即将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