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郎官迁转与其他体系的官员迁转，其主要的特征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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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官的职任和迁转途径分析。唐代的五品职事，是诸官上进的一条重要界限，五品以上由宰相任用，六品以下由吏部任用。省台的重要官员都是五品，如中书舍人、给事中、谏议大夫、郎中、中丞俱五品。唐代对迁入五品的限制颇严，如果想要升入中央五品清官，必须先任六品的清官。
六品清官除东宫僚属之外，共有七种：诸司员外郎、侍御史、起居郎（起居舍人）、太学博士、国子助教、秘书佐郎和著作郎。其中起居郎（起居舍人）、太学博士、国子助教、秘书郎、秘书佐郎都带有学术性质，非一般行政人员所能胜任，而且员额不多，唯有员外郎和侍御史属于一般行政性质。
侍御史只得四员，员外郎则共二十六司，每司一员或二员，员额最多，可以包罗各种性质的人才，因此，郎官成为低级别官员向高级别官员上进的一种重要途径，各种求上进的人才，多会趋于此。
我们研究发现，郎官群体的迁转在其体系内部尤为明显，从六品上的员外郎迁入从五品上的郎中最为显要。员外郎是郎中之副，而且郎中也是二十六司，所以通常情况下，由员外郎升为郎中，然后才分途上达，为中央选官的一条大道。所以唐人说“郎官朝廷清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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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外郎迁出情况，无论唐代初中晚各个时期，其情况大致相同，以迁郎中为最多（其中加“知制诰”约占四分之一）；其次迁中书舍人。大抵有文才的多加“知制诰”，由员外郎“知制诰”迁中书舍人或进为郎中“知制诰”，然后转中书舍人或入中丞。
郎中迁入比例中，后行郎中向前行郎中迁转所占比例也尤为重要，郎中迁出也多为中书舍人和给事中、谏议大夫、御史中丞。
由于郎中从五品上讲，他的直接长官是六部侍郎。侍郎正四品下，不但与郎中品秩相差较远，而且自安史之乱以后，侍郎已为六部的实际领袖，地位贵重，郎中的资历未能直接擢为侍郎，于是例先经省台的正五品官或寺监的四品官，然后再转丞郎。
同时，在分析此统计数据时，我们还发现，郎官迁转与其他体系的官员迁转有三个主要的特征。首先，迁入郎官体系的官员多为“清流”之官或者学术性质的官员。如由中书门下两省迁入的，以补阙及起居郎为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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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九寺迁入的以太常博士为多，而太常博士是学术官，为唐人所重，虽从七品上，品阶与九寺主簿相同，但九寺主簿则绝无入员外郎的太常博士的案例。其次，御史系统的官员与郎官体系的官员迁转尤为明显，无论是员外郎的迁入比例，还是郎中的迁入比例，御史系统都扮演着重要角色。
御史台迁入郎官以侍御史、殿中侍御史、监察御史为主。再次，无论是员外郎的迁入迁出还是郎中的迁入迁出，地方官员的刺史和县令，或者各幕府的诸使僚佐是重要的一阶。
中唐以后，州刺史入为员外郎颇多，由员外郎出为刺史的亦特别多，可见员外郎与刺史互相迁转。永泰二年四月诏云：“自今以后，郎中与中州刺史，员外郎与下州刺史”。论品阶刺史四品，远在员外郎之上，而互相迁传，足见员外郎地位增重。
分析郎官的职任和迁转的途径，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郎官职任的素养要求，其不仅包含人文品格、文辞修养，还包含着郎官的儒家经学、吏能之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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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官职任的综合素养不仅要求文学之所以为文学的独特性，还要求在文学的基础上，具有政治的正确性和社会的广泛性。同时，这种吏能之才的政治正确性与社会广泛性，伴随着唐代选官制度的不同时期，对郎官的职任提出不同的要求。
唐代的选官制度主要特征是从“门第”到“才学”，由“长明榜”到“循资格”，两种特征是相辅相成的。在官员的铨选过程当中，才学的要求不断得到强化，同时，从由“长明榜”到“循资格”，基层官员的职业素养在迁转过程当中已经得到逐步的认可。
虽然郎官之中员外郎乃从六品上，但由于其地位特殊，皆为敕授，故已出选门。不过在员外郎的迁入官员统计分析中，我们可以发现其才学素养和“循资格”的要求。如迁入郎官体系中员外郎的官员多为“清流”之官或者学术性质的官员。
同时员外郎迁入当中，更为鲜明的特征是，从初唐到中唐到晚唐，刺史、县令与郎官的迁转数量逐渐增多，这是唐代选官制度中，为弥补郎官体系中吏能之才的缺乏而作出的制度调整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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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官的职任和迁转，随着唐王朝官僚体制的确立，郎官具备地方基层工作经历已是其仕途升迁的必要条件，郎官与刺史、县令相互迁转的比例显著增加，正是唐代“不历州县不拟台省”制度具体落实的结果和表现。
“凡官，不历州县不拟台省”的规定，则是针对中国古代选官制度中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转折性问题而提出的。在南北朝以前，由国家形态和政治体制所决定，中央和地方行政关系的运作，主要采取地方汇报、中央年终审查的机制。
加之地方长官自辟僚属，豪强大族在很大程度上垄断地方政务等因素，中央实际处理的地方事务不是很多。而士族子弟凭借门第和阀阅，往往能够平流进取，坐至公卿。在这种情况下，无论从中央官处理全国政务的要求来说，还是从地方官希望升迁的要求来说，内重外轻的问题并不明显，对中央官的地方工作经验要求尚未突出显现。
然而，随着隋朝新的中央集权体制建立，首先带来的变化是中央直接面对的地方机构增加，以及官吏选拔和考核权的集中，中央要处理的地方政务因此大量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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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随着门阀士族的衰落和大一统的重建，地方官的实权、地位有所衰落，高官要官都集中在朝廷，中央成为具有绝对优势的权力中心，内重外轻的格局因此形成。至唐朝高宗武则天以后，地方上新问题和新事务不断出现，更促成使职差遣的普遍化，中央和地方行政关系也因此发生深刻的变化。
大量地方政务要申报到中央来处理，这就迫切要求中央官具备处理实际政务尤其是来自地方的政务的能力。可是，这一时期中央各部门的主要官员，越来越多地从由科举出身并一直在中央做官的文士中选拔，他们往往文化修养与政治敏感性有余，而政治判断力和实际的行政工作能力不足。
唐代自武则天以后直至玄宗时期，政治生活中文学与吏能之争的不断出现，其背景主要是在国家形态转型过程中，对中央尚书省官员的素质构成提出了新的要求。对于包括郎官在内的中央决策官员来说，是“坐而论道”还是“参掌庶务”，已经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但在当时又还是有争议的问题。
至此，内重外轻以及由此带来的地方官升迁问题，中央官缺乏地方工作经验而造成的决策偏斜问题，都被提出来了。开元三年把“凡官，不历州县不拟台省”作为选官的一个重要原则确立下来，无疑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但是，原则的提出并不意味着其在选官实践中很快就能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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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史之乱以后不断出现的关于进士“浮薄”的批评，正是在上述背景下，针对那些由科举入仕，尤其是进士科出身的官员身上呈现出的素质缺失现象而提出的。要落实这个原则，还需要以下几个前提：一是在思想上要对国家形态的转变有进一步认识，承认皇帝已经走向处理国家政务的前台；
二是在政治体制上要有相应的保障和落实的途径；三是科举出身的文士必须改变自身形象、提高社会声誉、完善自身素质。这些方面的变化，在唐朝中后期的历史运动中都逐渐呈现出来。
另一方面，方镇使府召辟文人入幕的普遍化，也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作用。首先，方镇为文士和科举出身的中下级官僚提供政治实践的机会，在实际的政治军事生活中培养行政才干；
结语
其次，方镇辟署文士皆以宾礼相待，有利于提高士人在社会上的声誉地位。也正是在士人文化政治素养不断提高，文化知识和行政才能都受到尊重的基础上，宋代的综合型官僚和士大夫政治才可能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