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李隆基之15

在安史之乱这个问题上，李隆基确实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据考证，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首称皇帝开始，到清朝的末代皇帝溥仪结束，2000年的中国历史上有500多个皇帝。其中有昏庸暴虐最终亡国的，如秦二世；也有英明神武开创盛世的，如唐太宗。但是早期开创开元盛世这样的治世，后期发生安史之乱这样的乱世，这种“冰火两重天”、“天地板”的皇帝，李隆基是独一份。

在华夏历史上，安史之乱对整个社会伤害的严重程度，也只有西晋时期八王之乱引发的五胡乱华能与之相提并论。主要有四点：

一是开始出现真正的地方割据。经过此次战乱，地方藩镇割据势力增强，出现了节度使以及其他官员“父死子继”的现象，唐朝中央政权名存实亡。

二是人口锐减，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整个战乱唐朝人口由8000万左右减少到3000万左右，“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惨状，不仅是普通民众的灾难，而且使经济遭到极大破坏，税赋急剧减少，而为了维持政权的运转，当权者又不得不饮鸩止渴，从加大对人民的盘剥，从而导致民怨沸腾，社会动荡，这也为唐末农民大起义埋下了恶果。

三是丧失了对西域的控制权。从汉朝开始，直至隋唐，历代帝王在开拓西域上薪火相传，不仅有汉朝的张骞、班超、史万岁、裴矩、侯君集等等这些文臣武将建立了攻略西域的功业，隋炀帝杨广更是在大业五年出巡西域，大败吐谷浑，在吐谷浑旧地设置四郡，加强了对西域的控制。唐朝在继承前朝成果的基础上持续向外拓展，在安史之乱爆发前的天宝十载，唐军尚且一直进军到当时的阿拉伯帝国大食的境内，在怛逻斯，也就是现在的哈萨克斯坦塔拉兹市，与大食军队爆发了著名的怛逻斯之战。尽管这场战役以唐军失败告终，但唐军在西域元气未伤，安西节度使大将高仙芝坐镇西域，寻找进取的机会。但是天宝十四年（755年）十一月突发的安史之乱，迫使高仙芝率边军回国平叛，包括李嗣业、段秀实等猛将也都回军收复长安，西域尽失，并且从此脱离了中原王朝的统治。直到1000多年以后，清朝平定准噶尔，西域才再一次回到中华的怀抱，直到现在我国西部地区的不安定因素，都可以说是那个时候埋下的。

四是产生民族矛盾，再生夷夏之防。中国在很早时候的夷夏之防是指中原民族和边疆民族，就是所谓的南蛮北狄西戎东夷。但是在以北魏为代表的民族大融合之后，这种民族对立的观念淡化了很多，尤其到了盛唐时期，更是胡汉一家不分彼此，李世民还被少数民族尊称为“天可汗”。这背后的根本原因是中原政权强大的实力，不仅是军事上能给你压迫，经济上也能带给你繁荣。也正是因为这些，所以才使盛世唐朝开放、包容、自信。安史之乱的发起者安禄山和史思明都是西域胡人，手下的军队也是长期驻扎在边境的军队，从此之后，产生了很强的民族对立情绪，整个社会也变得内敛、封闭、守旧。安史之乱，不仅是是唐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也是今后的大一统帝国从开放走向一个封闭的起因。从此以后，再难现盛唐气度。

安史之乱爆发的原因，众多的史家分析的很全面，大致就是李隆基怠政不理国事；李林甫独揽朝政嫉贤妒能；杨国忠志大才疏逼迫边将；枝强干弱，中央实力过弱而边防军镇权利过大。

其实这只是表象显示出来的结果，真正的原因是我在文章的楔子中的观点：“唐朝太强大了，强大到导致灭亡。”

“管理半径”这个词逐渐被人所知和认可，顾名思义，就是管理者所能控制的时空范围。管理者并不一定是一个人，对于一个王朝，管理者是皇帝和中央机构，地方各级官僚体系可以理解成为“派出结构”，是管理者拥有的管理能力的辐射。

盛唐的根本问题在于管理时空比以往相比大的多，管理者的能力不相匹配。

唐朝历经太宗李世民、高总李治的开疆拓土，先后把辽东、东突厥、西突厥、吐谷浑等胡族立国纳入版图，包括高句丽也直接管辖，大唐成为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鼎盛时期面积达到1200多万平方公里。东至北朝鲜，西达中亚咸海，南面包括了现在的越南北部，北面则到蒙古高原的北部。

武则天为了篡唐，杀了很多名将和李唐宗室，在边疆斗争上屡屡处于下风，使得国土面积有所缩水。李隆基登基之后，虽然在前期接受了宋璟“不赏边功”的建议，但在国力恢复之后，继续对外开拓，逐步恢复了版图。为了加强中央对边疆的控制、巩固边防和统理异族，在太宗和高宗当初设置边庭六大都护府（安东、安北、单于、安西、北庭、安南）的基础上，开元十年，李隆基在边地设置十个兵镇，每个兵镇任命一位节度使为最高长官。

为了便于治理，授予节度使非常大的权限。据《新唐书 志第四十兵》记载：“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在李隆基励精图治的时候，众多的名将和儒臣，都有过戍边为将，担任军镇节度使，回朝为相，治理朝政。像我们前文介绍过的郭元振、张嘉贞、张说、李适之，等等都有这样的经历。这种治理模式在开元年年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军镇节度使虽然权利很大，但是不会经营独立王国，并且最终要回到中央政权，管理渠道是畅通的。

到了天宝年间，李隆基懒于理政，让李林甫长期担任第一宰相，是集体宰相制流于形式。李林甫为了维护自己的地位，排挤有才能的官员，尤其担心中央三省六部系统的官员外出担任节度使，建立功勋后回朝争夺权位，极力建议非汉族将领担任节度使。从太宗李世民开始，虽然很多蕃将都得到重用，也展现了能力和忠诚，但是从来没有成为群臣领袖的相臣，这几乎成了不成文的祖训。

李林甫劝说李隆基：“以您的雄才大略，以大唐的富强，还不能完全剿灭夷狄，是因为文官率军为将，文官胆怯，不能身先士卒。不如以蕃将领军，他们生来健硕，又是在马背上生长，善于作战，这都蕃将的天性。如果您能感化他们，任用他们，他们一定会誓死效命，夷狄就不愁剿灭了（“以陛下雄材，国家富强，而夷狄未灭者，繇文吏为将，惮矢石，不身先。不如用蕃将，彼生而雄，养马上，长行阵，天性然也。若陛下感而用之，使必死，夷狄不足图也。”——《新唐书 列传一百四十八上》）。”

李隆基采纳了李林甫的建议，提拔安禄山、高仙芝、哥舒翰为军镇节度使。《资治通鉴》记载李隆基曾经很自得地对高力士说，我现在把朝廷的政事交给宰相处理，边关的军事交给各个将领，我还有什么操心的事呢？虽然高力士提出“边将拥兵太重，陛下将何以制之，臣恐一旦祸发，不可复救，何得谓无忧也。”

李隆基并没有听从不同的意见，还是非常信任李林甫和各个节度使。到了天宝末年安史之乱爆发前夕，十个节度使由安禄山、安思顺、哥舒翰、封常清、天裴敦复和杨国忠六人担任。其中安禄山兼任三个节度使，封常清和哥舒翰兼任两个。唐朝的精锐兵力都由节度使指挥，边镇强而中央弱。

点燃安史之乱引信的是接替李林甫地位的杨国忠。他是杨贵妃的族兄。自身有些才能，但主要是因为杨贵妃的原因受到重用，短时间内快速升迁，为了树立自己的权威，出了一些昏招。其中在天宝十载和天宝十三载，发动了两次讨伐南诏的战争，但由于准备不足，指挥失误，两次都遭到惨败，军士死伤惨重，引起朝野不满。并且他也效仿李林甫，阻塞百官言路，当然，这也和唐玄宗没有心思听取谏言有关。

当时李隆基在内宠信杨国忠，对外宠信安禄山，结果造成两人争宠。杨国忠诬陷安禄山要谋反，李隆基在天宝十三载召安禄山进京，试探他有无谋反之心。由于安禄山在玄宗身边收买了耳目，因此他将计就计，坦然入长安，大诉忠心。李隆基更加信任安禄山，竟然准备破例让安禄山拜相，但是在杨国忠的反对之下又收回了成命。安禄山返回边镇之后，在第二年，也就是天宝十四载（公元755年）十一月，以清君侧奉密诏讨伐杨国忠之名起兵。由于安禄山深受李隆基的信任，让他兼任平卢（现在的辽宁地区）、范阳（现在的北京地区）、河东（现在的山西地区）三个相连的军镇节度使，麾下有作战勇猛的边军二十万之众，而中央军队毫无防备，所以在起兵初期，一路势如破竹。

这个时候，由于唐朝疆域辽阔，管理半径扩大，而李隆基沉迷享乐，群臣被占据相位十九年的李林甫打压的不敢进谏，盛世唐朝的治理已经失控。安禄山发动安史之乱看似偶然，但政局发生动荡已经是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