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是个怎样的朝代？康熙说：治隆唐宋，张宏杰却给出更精准评价

康熙皇帝说：“治隆唐宋”，意思是说，明王朝的治理要比唐宋还要好，比唐朝、宋朝还要兴隆。

而《明史·成祖本纪》也说：

“自成祖以武定天下，欲威制万方，遣使四出招徕。由是西域大小诸国莫不稽颡称臣，献琛恐后。又北穷沙漠，南极溟海，东西抵日出日没之处，凡舟车可至者，无所不届。自是，殊方异域、鸟言侏离之使，辐辏阙廷，岁时颁赐，库藏为虚。而四方奇珍异宝，名禽殊兽，进献上方者，亦日增月益。盖兼汉、唐之盛而有之，百王所莫并也”。

由此引申出了“远迈汉唐”之说。

然而，历史教科书却评价明王朝是“封建君主专制集权的巅峰”，那么，这就意味着明王朝极度封闭，与开放包容的唐宋根本不可同日而语。

那么，客观而言，我们该怎么样去评价明王朝呢？

从民粹主义角度来说，明王朝的建立确实终结了蒙古人八十九年的异族统治，结束了中原农耕文明险些被游牧文明同化的可能性，尤其是在朱元璋即位后，大力推行衣冠、语言、习俗等方面去蒙古化，使得汉文明再次得以提振。

从这一点来说，朱元璋无疑是做得十分彻底的，且效果立竿见影。

从为政举措来讲，永乐大帝北征蒙古、南征安南、七下西洋、万国来朝，确实显示出了无与伦比的开阔胸襟，尤其是到了正统十一年的明英宗朱祁镇时期，明王朝对西南设置“三宣六慰”，把明王朝的势力触角延伸到了整个中南半岛，此时的明王朝于周边的蕞尔效果相比，文治武功也确实称得上“远迈汉唐”。

但是要注意的一点是，这些文治武功大多也仅仅集中在明王朝前期或中期，到了明王朝中后期以来，明朝对外的国际影响力不仅大幅度衰减，而且国内天灾不断、起义频繁，这个时候再说明王朝“治隆唐宋”、“远迈汉唐”等云云，显然已经不合时宜了。

并且纵观整个明王朝，明朝整体都是比较内敛、封闭的，其开放度甚至不如蒙古人建立的元朝，而且在很多政治制度和经济举措方面，都实施了远远落后于宋元时期的国策。

对此，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清华大学博士后，现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员研究员的著名学者张宏杰作出了深度剖析。

张宏杰在新书《洪武：朱元璋的成与败》中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一个人的性格会决定整个国家的性格，一个人的文化素质会影响到整个民族的文化素质，而且这种偶发的影响可能非常深远。

这席话非常有深度。

为什么呢？

众所周知，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朱元璋是唯一一位出身最为卑贱之人。他放过牛，当过和尚，讨过饭，遍查古代帝王身世，没有哪一位大一统王朝的开国皇帝，能有比他出身更低微的了。

有人说刘邦不也出身卑贱吗？刘秀不也是农民吗？他们难道不能比肩朱元璋？

刘邦造反前是什么身份？

亭长！

亭长就相当于现今的派出所所长，拿现代人的眼光来看，刘邦他好歹也是有正规编制的秦朝公务员，并且在他起事之前，在他身边就围聚了一大帮子例如樊哙、夏侯婴、萧何等等忠心耿耿的好帮手。再加上刘邦在秦末之际，还是六国贵族后裔张耳的座上宾。

也就是说，不是平民出身的刘邦他不仅有着起事的得力助手，而且还有广阔的人脉关系，这凭这一点，他是没法跟“泥腿子”出身的朱元璋相提并论的。

至于刘秀就更不得了。

刘秀原本就是汉景帝之子长沙定王刘发后裔。在古代看中身份的社会里，有这层身份无疑就会给自带光环。

而且刘秀也并非是真正的农民，他的家庭在当地有着一定影响力的豪强，刘秀下地种田不过是为了掩人耳目，掩盖自己的雄心壮志。

因此，刘秀也无法与朱元璋比肩。

但他们有一个优点是朱元璋所不具备的，即他们的眼光和见识，不完全囿于农民阶级的属性范围，看待问题更具有包容性，因此，无论是刘邦建立的西汉也好，还是刘秀打下的东汉也罢，两汉总体来看都具有十分强大的兼容并蓄力量。

而张宏杰在《洪武：朱元璋的成与败》一书中就说：朱元璋的性格和文化水平，使明代历史表现出鲜明的内向性、封闭性和落后性。

这一点从何说起？

首先，从经济层面来谈谈。

传统说法中，说宋王朝是一个积贫积弱的朝代，而事实上宋朝在财政方面是相当强大的。

据黄仁宇计算，明王朝在1570-1580年间，平均每年财政收入是三千零七十八万两，不过是宋朝的百分之十九。

这还只是明朝的GDP不如宋朝的具体表现。如果放到更精细的层面，宋朝工商税收占财政收入的百分之七十，农业税只占百分之三十。而明朝，农业税占财政的百分之八十一，工商业税收仅占财政收入的百分之十二。

要知道，在古代传统农业封建社会中，农业是天下根本，一个国家财政状况好不好，就要看农民的负担轻不轻。

宋朝绝大部分的税收主要来源于工商业，而明朝则完全颠倒了过来，由此可见，在明朝的时候，压在农民身上的负担该有多么沉重。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呢？是因为明王朝自太祖皇帝开始就奉行闭关锁国的国策。

明王朝开局之际，老朱就屡屡强调：“农桑为衣食之本。”，要种地！种地！拼命的种地！至于工商业那都是浮云。

所以，原本在宋朝就已经推行的货币化政策，到了明朝又退回到了实物征收制度和劳役制，甚至就连官方的工资发的都不是货币，而是胡椒等实物，这在现在都让人感到不可思议。

经济层面上管理如此，社会层面的把控力度方面，朱元璋也可谓将权力延伸到了极致。

他规定农民只能穿绸、纱、绢、布，而商贾仅能穿绢、布，至于绸、纱等高级名贵货，商贾之人就甭想了。

这种极其奇葩的规定相当于什么呢？用今天的话来说，农民下地干活，可以背LV包，商人出去谈生意，只能拿着破布做的包包。

可问题的关键是，农民也想搞几个LV包包拿去显摆一下啊！但他们没有钱啊！商人有钱能买LV，但官方不准他们买啊！

这样一来，实际上朱元璋的美好设想，最终全部变成了一种“乌托邦式”的空想。

这还不算，朱元璋以家长的做派，用管理一个村庄的方式管理一个国家，颁布了《大明律》、《大明礼制》、《大诰》、《皇明祖训》等等系列纷繁复杂的“红头文件”，不仅详详细细地规定了皇室子孙每天该做什么、吃什么、玩什么，几点钟睡觉、几点钟学习、几点钟休息都作出了明确规定，而且他还要求民间，房子只能住什么样式的，衣服只能穿什么颜色的，出门要看什么日子等等。

这一系列的神操作，恐怕在中国历史上堪称一大奇葩。

也恰恰是因为朱元璋的这种“家长式”的保姆到家模式。中国自明清以降逐渐落后于西方世界。当1644年，崇祯皇帝吊死在歪脖子树上，英国的克伦威尔在马斯顿荒原击败了查理一世，西方自此开启了新纪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