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及其讨袁檄文

文 \ 安立志

其实，梁启超根本无须自我标榜，舆论的反映就是最好的证明。文章发表后，一纸风行，洛阳纸贵，1915年9月3日的《京报》，“即日售罄无余。而凡茶馆、旅馆因无可买得只可向人辗转抄读。又有多人接踵至该报馆请求再版。……及次日《国民公报》转录，始少见松动。然《国民公报》因限于篇幅，不能登完，故四、五日每至一机关一社会集合场所，则见彼此见面即问：‘君有三号之《京报》否？今、昨之《国民公报》亦可。’于是，此两日《国民公报》之销场比之三号之《京报》又加多。……如此直至6日，购者仍接踵而至，而该报实已无余，乃宣言准于今日(7日)将梁氏之文单印发售。此两三日间，《国民公报》销路畅旺为向来北京报纸所未有。”（《梁启超传》，人民出版社，1993年，页351-352）读者是报纸的通行证，报纸是民意的风向标，至少在当时是如此。

后人在谈论这段历史时，对梁启超此文同样标举甚高。美籍华裔学者唐德刚称，梁启超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那是“一篇掷地有声、脍炙人口，而有深远影响的佳作”，“梁启超他那篇《异哉》的文章，当时便风靡全国，洪宪王朝的彻底毁灭，《异哉》就要负一半的责任。”（《袁氏当国》，台湾远流出版公司，2002年，页280、285）意思很明确，摧毁袁世凯帝制复辟的图谋，军功章有一半要归于此文。最有说服力的评价来自梁启超的弟子、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蔡锷，他指出：“帝制议兴,九宇晦盲。吾师新会先生（即梁启超）居虎口中,直道危言,大声疾呼,于是已死之人心乃振荡而昭苏。先生所言,全国人人所欲言,全国人人所不敢言,抑非先生言之,固不足以动天下也。”（页1）

一个枪杆子，一个笔杆子，干革命靠这两杆子。这句话人们耳熟能详。唐德刚指出，袁世凯的“锦绣江山”，是被“梁、蔡师徒（梁启超、蔡锷），一文一武打垮了的。”（《袁氏当国》，页265）史学家丁中江也认为，“梁启超……《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对筹安会和袁称帝的打击，不下于蔡锷领导的护国之役。”（《北洋军阀史话七十•国体论战》）唐德刚与丁中江的评述，都强调了梁启超在舆论方面发挥的作用，强调了笔杆子的重要性。1915年8月23日，此文草毕，梁启超在给女儿的信中写道：“吾实不忍坐视此辈鬼蜮出没，除非天夺吾笔，使不复能属文耳！”（《梁启超家书》，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页211）梁启超本人也承认，“我们两个人（梁启超与蔡锷）讨贼所用的武器各不相同，蔡公靠的是枪，我靠的是笔。”（《饮冰室文集（三十九）》，页89）这说明，梁启超不仅对自己的笔杆子自信满满，他也充分意识到笔杆子在讨袁斗争中的特殊作用。

其实，在武装反袁方面，梁启超也是重要的组织者与参与者。这篇檄文发表前后，梁蔡师生二人在天津多次密谋武装反袁，发动护国战争。1915年12月，梁启超曾希望劝谕袁世凯幡然改过，悬崖勒马，进行了最后一次努力。他要求袁世凯信守大总统就职誓言，既然袁曾“明誓数四，口血未干，一旦而所行尽反于其所言，后此将何以号令天下？”他警告袁世凯毋迷信武力，“夫使仅恃威力而可以祚国也，则秦始、隋炀之胤，宜与天无极；……”他劝告袁世凯不要倒行逆施，“立国于今世，自有今世所以生存之道，逆世界潮流以自封，其究必归于淘汰。”他劝告袁世凯尊重民意，“涵养自由发抒之舆论，毋或矫诬遏抑，使民志不伸，翻成怨毒。”他最后忠告袁世凯，“启超诚愿我大总统以一身开中国将来新英雄之纪元，不愿我大总统以一身作中国过去旧奸雄之结局。愿我大总统之荣誉与中国以俱长，不愿中国之历数随我大总统而同斩。”（页20-21）梁启超希望袁世凯接受忠言劝谏，主动放弃称帝野心，可谓用心良苦，仁至义尽。然而，此时的袁世凯帝欲熏心，权迷心窍，梁启超这些话如同马耳东风，事实上，在梁启超写这封信的当天，袁世凯已经决定接受称帝拥戴了。

蔡锷

1915年末，梁、蔡二人先后乘船离开天津，分别绕道日本与越南，赶赴云南与广西，正如梁启超所说，他们二人可谓“定策于恶网密布之中，冒险于海天万里之外。”1915年12月25日，蔡锷在云南举兵起义，讨袁护国战争爆发。此后不久，梁启超赶赴广西，通电全国，广西独立。1916年5月，梁启超担任了两广护国军都司令部的都参谋，并推动两广、云贵四省成立军务院，以统一讨袁战争的军事、政治等事务，梁启超担任政务委员长。护国战争中的公函、文电几乎全部出自梁启超的手笔，他其实是护国军的精神领袖。为争取广东都督龙济光的支持，梁启超甚至不顾生命危险，明知对方杀害了他的同事，仍然出席了一场杀机四伏的鸿门宴。他无视对方凶焰，拍案而起，怒斥道：“我单人独马手无寸铁跑到你千军万马里头，我本来并不打算带命回去。我一来为中华民国前途来求你们帮忙，二来也因为我是广东人，不愿意广东糜烂，所以我拼着一条命来换广州城里几十万人的安宁，来争全国四万万人的人格。既已到这里，自然是随你们要怎样便怎样！”（《饮冰室文集（三十九）》，页96）

1916年3月，他在《在军中敬告国人》一文中，一针见血地揭露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实质：“处今日文明之世，而行中古权谲残刻之政，外袭众建之名，内蹈专欲之实，黜全国之智，箝全国之力，涸全国之资财，摧全国之廉耻，而以资一时便安之计，成一姓篡窃之谋。生于其心，害于其政，取子毁室，率兽食人。循此迁流，更阅年载，则人道且将灭绝于中国，而中国更何自由存于世界者。”（页115）并强烈表达了武装讨袁的决心和意志，“不得不毅然决然挥泪沥血，从诸贤之后，以与袁公相见于疆场。”（页116）这个始终坚持改良、反对革命的维新志士，终于举起了武装反抗的旗帜。

在全国民意和护国战争的压力之下（这其中尤以舆论压力与军事压力为重要因素），袁世凯作了83天洪宪皇帝，于1916年3月22日被迫取消帝制，6月6日即一命呜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