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的人生转折点

白居易的人生转折点，是在公元815年。

那一年，他44岁。

此时平定淮西吴元济的战事正进行得如火如荼，宰相武元衡却突然在上朝途中为人刺杀——后来证实，指使者为平卢节度使李师道。

这个史上罕见的恶性案件震惊了整个长安城，但由于刺客极为嚣张地给京兆府各衙门寄去了威胁信，上面写着“毋急捕我，我先杀汝”八个大字，导致破案的进城十分缓慢。

一向嫉恶如仇的白居易看不下去了。

他当时刚丁母忧回朝不久，官职是太子左赞善大夫，照理并没有上书言事的职责，但从来都以国事为己任的白居易却不管这些，率先上表，言辞激烈地要求立即抓捕凶手以雪国耻。

他本以为自己一心为国，得到的会是一呼百应，没想到却是一片骂声。

骂他的理由，不是他说得不对，而是他做得不对——他不是谏官，不应该越职。

但这个罪名，其实非常牵强。

白居易后来在给杨虞卿（白居易的妻子是杨虞卿的堂妹）的信中曾经这样辩解：朝廷有非常之事，即日独进封章，谓之忠，谓之愤，亦无愧矣！谓之妄，谓之狂，又敢逃乎？

意思是，我自认为我所做的，是出于忠心或者激愤，问心无愧！但你们偏要说我狂妄，我又能有什么办法呢？

这一点，估计白居易的那些政敌也很清楚。

很快，他们又找到了一个杀伤力更大的攻击点，说他有伤名教。

具体的说法是，白居易的母亲陈氏——据说她可能有精神问题，因看花坠井而死，白居易却写了《赏花》、《新井》等诗，属于不孝，有悖礼教。

实际上，白居易对母亲的孝顺是非常出名的，但在那些政敌看来，这根本没用，他们要的不是事实，而是把白居易的罪名做实！

如此一来，白居易的命运自然也就注定了。

很快，对他的处理意见就下来了——被贬到江南去做刺史，但中书舍人王涯（就是后来死于甘露之变的那个宰相）却还要落井下石，说白居易的罪太大，不能做一州之长，于是又追回之前的诏书，改授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马。

那么，为什么这些权贵要如此小题大做，和白居易过不去呢？

因为白居易得罪的人太多了。

自从出仕以来，白居易一直都以直言敢谏而著称。

早年因才名出众，他深受宪宗李纯喜爱，宪宗将他从一个小小的县尉破格提拔为翰林学士兼左拾遗，成为天子的近臣。

这是个很有前途的职位——在皇帝身边做事，只要事事都能让皇帝开心，距离宰相这样的高位也就一步之遥——事实上，中晚唐不少宰相都是从翰林学士中提拔的。

但白居易的表现却让宪宗实在开心不起来。

他忧国忧民，只关心百姓疾苦，不关心皇帝脸色，经常犯颜直谏，有时甚至搞得皇帝下不了台。

有一次，白居易居然当面和皇帝争辩，还用老师训斥学生的语气对皇帝说：陛下你错了！

宪宗气得话都说不出来，拂袖而去，随后他马上怒气冲冲地召来宰相李绛：白居易这个小臣出言不逊，我一定要把他赶出翰林院！

李绛说了无数好话，最后总算勉强平息了皇帝的怒火。

但宪宗毕竟只能一时忍，不可能一直忍，最后白居易还是被解除了翰林学士这个职务，改任京兆府户曹参军，不久因其母去世，又不得不回乡丁忧。

连后来被称为中兴明君的宪宗皇帝都受不了白居易的直脾气，由此可见，那时的他有多容易得罪人！

事实上，白居易之所以会四面树敌，除了这些谏言和奏章，还有他创作的大量讽喻诗。

对此白居易本人也十分清楚。

他在给老朋友元稹的信中曾这样写道：闻《秦中吟》者，则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矣。闻《登乐游园》寄足下诗，则执政柄者扼腕矣。闻《宿紫阁村》诗，则握军要者切齿矣……其不我非者，举世不过三两人。

也就是说，在白居易看来，由于他写的那些讽喻诗，不恨他的人，全世界也就两三人。

这显然是有事实根据的。

比如，看了他的《卖炭翁》（我记得我中学时曾学过），哪个宦官会不恨他？

白居易的讽喻诗，风格大多如此，自然而然地，把朝中的几乎所有权贵都得罪了个遍。

人家写诗，写的多是个人感情、田园山水，而白居易写的，却是尖锐的现实，是那种很容易被举报而遭封杀的危险题材！

这次，他终于遭到了报复。

墙倒众人推，烂泥大家踩。

44岁的白居易，彻底领会到了官场的险恶。

此后的他像变了一个人一样。

他思想的急剧转变，都被他写在了自己的诗中。

比如，宦途自此心长别，世事从今口不言。

比如，面上灭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

……

从此，白居易不再为国家奋不顾身，只会为自己明哲保身。

从此，那些直指现实的讽喻诗少了，风花雪月的闲适诗多了。

可他的官运，却反而亨通起来了。

公元820年，唐宪宗李纯去世，穆宗李恒登基，白居易的好友元稹受到新君的赏识青云直上，一路做到了宰相，在元稹的力荐下，白居易也回到朝中，先后出任知制诰、中书舍人等多个要职。

眼看着再努努力就要可以当宰相了，白居易却作出了一个令人都意想不到的选择——大好的前程不要，主动请求外放。

当然，他并不是傻。

那时皇帝昏庸，朝政昏暗，且党争已见苗头，为了自身的安全，他决定远离朝堂。

公元822年，白居易被外放为杭州刺史，此后又转任苏州刺史，政绩斐然，在杭州他治理西湖，在苏州则开凿山塘河，为百姓办了不少实事。

公元827年，新继位的唐文宗李昂又将白居易召回了京城，并委以重任，先后让他担任秘书监、刑部侍郎等要职。

但白居易很快就发现，皇帝虽然励精图治，但任用非人，且朝中党争颇为激烈，而白居易与当时执政的牛党关系匪浅——白居易的小舅子杨虞卿是牛党骨干，留在京城很难不卷入其中，思来想去，他决定远离这个是非之地。

于是，他自称身体不佳，请求去东都洛阳担任闲职——洛阳是他早已为自己看中的养老之地。

公元829年，58岁的白居易被任命为太子宾客分司东都，从此再也没有离开洛阳。

这显然是个聪明的决定——正是这个决定，让他避开了公元835年发生的让很多大臣死于非命的甘露之变！

在洛阳，除了短暂出任过一段时间的河南尹之外，白居易大多数时间担任的都是太子宾客、太子少傅之类的闲职，没什么实权，但俸禄优厚——相当于现在退居二线的老干部。

这正是白居易想要的。

他在洛阳的生活可谓是度日如年——每天的日子都像过年一样舒服。

他纵情声色，安享晚年——据说他蓄有家妓上百人，其中最著名的是樊素、小蛮，有“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之称，闲暇时他与同样在洛阳闲居的前宰相裴度、诗人刘禹锡等人多有交游，生活得有滋有味。

公元842年，唐武宗李瀍因旧闻白居易的名望，有意任用白居易为宰相，但宰相李德裕大概是因为白居易和牛党走得太近，对白居易有些看法，便阻止了此事——不过我估计，即便他不阻止，白居易估计也会推辞掉的。

不久，白居易正式以刑部尚书的官衔退休。

公元847年，白居易去世，享年76岁，死后被追谥为尚书左仆射。

在唐朝的诗人中，白居易可能不是官做得最大的——张九龄、元稹、李绅都做到了宰相，也不是最长寿的——贺知章活到了86岁，但总体来说，比他官大的没他长寿，比他长寿的没他官当得大，更重要的，是大多不如他在后世的名气大！

有人将白居易称为人生赢家，其实也不是没有一定的道理。

但也有人为此感到悲哀。

为什么白居易早年那么爱国爱民、那么锐意进取，可却事事碰壁？为什么44岁以后，他明哲保身，样样事不关己，反而一切顺遂？

这究竟是白居易一个人的悲哀，还是那个时代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