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女性劳作的内涵愈加丰富，哪些内容反映了“中馈”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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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女性在制作食物过程中所处的具体场景，包括庖厨之地和器具的使用，以及在烹饪基础上所形成的经验积累。古代社会中，女性的劳作存在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
从最早原始社会时期的果实采摘，到农耕社会的养蚕、纺绩，以及对食物的生产、加工、制作和奉侍，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社会文明程度的日益抬升，不同阶层的日益分化，女性劳作的内涵也越来越丰富。唐代女性的劳动分工在整个古代社会女性生产生活实践历程中，正处于一种日渐丰富、细化的过程之中。
通过梳理可以得到，在食物生产方面，唐代女性深入参与麦、稻等谷物的播种、收割和加工，在蔬菜、水果、草药的采摘方面也多见她们辛劳的身影，更不用说日常放牧牛、羊等畜类和养殖鸡、鸭等禽类。
随后，唐代女性继续参与，甚至可以说包揽了炊爨、烹饪之事，在出土文物及墓室壁画中大量可见与灶、磨等同时出现的女性身影。乃至于在女性的实践基础上，中古文人如北魏崔浩、晚唐段文昌还根据他们家内女眷的实际经验，各自撰写了一部《食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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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食物制成之后，无论是上层社会主妇出于孝道实践的侍膳行为，抑或是身处下层的侍婢为主人家宴饮的进馔活动，也都是女性侍食的体现。
当然，不同阶层的女性群体在食物生产、制馔等方面的劳动内容和强度存在着差异。基于生存和生活的不同考量，中上阶层的女性更注重家内的“馈食”之责，并将之视为对家庭成员身体的照顾和对父母舅姑等长辈的孝道实践，这一职责的主要表现在于侍膳等孝行和“主下人”；
而底层女性因生存需要，活动范围并不拘于家宅之内，其劳动亦更为繁重、细化。
唐代女性与茶、酒制作及侍奉。茶圣陆羽（733-803）《茶经》曰：“茶者，南方之嘉木也。……其名：一曰茶，二曰欖，三曰護，四曰茗，五曰并。”茶叶功能甚多，既能提神醒脑，又能生津止渴、帮助消化，是上佳的饮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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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交通的发展和唐朝经济的兴盛，以及茶圣陆羽所撰写的《茶经》之流布，饮茶风俗更盛，甚至远播少数民族地区及海外。时至今日，茶文化仍是中华传统文化中重要的一个方面。
不过，虽然后世对种茶、采茶、制茶、煮茶、品茶等一切与茶事相关的记载不胜枚举，学界的研究也络绎不绝。但似乎较少措意于茶叶生产、销售、食用等各环节与女性的关系，目前仅有焦杰、葛子菁从揭示妇女活动在唐代茶业和茶文化中的价值和地位出发，对相关议题有所揭示。
另一方面，唐代也是酒风甚盛的时代。与唐代中期才开始完全兴盛的茶不同，酒自古以来就是古人喜好之物，故而唐以前直至唐代的相关记载和研究非常丰富。就唐代而言，对于女性与酒的问题，也已有或专门、或连带的关注。
因此，笔者将以茶、酒为主进行讨论，根据出土文物和传世文献，就学界未予关注的唐代女性与茶、酒的关系，以及茶与酒之间的关联进行讨论，以见唐代女性家庭饮食生活中的饮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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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采茶、烹茶、酿酒活动。茶叶作为一种饮品，其采摘、制作、烹煎等，有一套完整的流程。随着茶叶饮用在唐代的日渐流行，这些流程中的各个阶段，都离不开女性的参与。
与此类似，酒的制作也有女性的深度参与。不过由于除了外来的葡萄酒外，中原地区的酿酒原料亦粮食居多。
—、采茶。唐代茶叶的产岀，大致来源于官属茶园、私人茶园、寺院茶园和茶农小茶园，此外还有山间野茶。每年茶熟之际，各地的茶商入山收购茶叶，“皆将锦绣缙绳、金钗银钏，入山交易，妇人稚子，尽衣华服，吏见不问，人见不惊。”
足见采茶人的收入在某些地区很高，从茶商入山时用于交易的“金钗银钏”的记载中，亦可从侧面反映出唐代茶民中女性所占的比重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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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文宗朝大和九年（835）开始实行“榷茶”以后，茶叶成为朝廷专卖，对力役的征发更是有增无减。为保证贡茶或榷茶的生产，自然需要茶农釆茶，也自然需要茶农家属提供后勤保障，甚至也加入采茶行列。
第二种，服务于私人茶园或是自主采摘野生茶叶。中唐以后，从事茶叶生产的人口增多，如“江淮人什二三以茶为业”，又如剑南道泸州地区“作业多仰于茗茶，务本不同于秀麦”咒对于茶农而言，采集山野散茶既可自饮，又可为家庭创造收入，故而如剑南道利州“益昌民多即山树茶，利私自入”。
在这种形势下，男女老少便都愿意投入到采茶工作中去。唐代不少官员也会有自己的私家茶园，他们采取雇佣模式召集茶农采茶。譬如，张守珪（684—740）在“仙君山有茶园。每岁召采茶人力百余人。男女佣功者杂处园中。有一少年，自言无亲族，赁为摘茶。……又一女子，年二十，亦云无亲族。”
就唐代女性参与采茶的范围而言，可通过唐代产茶州的数量来展示。除了陆羽《茶经》所涉及到的44个州，学者们还根据各种史料，增补了许多州，最多者达到了79个州。到了唐末五代，又新增8个产茶州。而整个唐朝疆域范围也就200多个州，可见产茶州的数量规模很大，参与期间的女性自然也分布于这将近80个州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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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无论是为维持生计，增加收入，或是为完成政府的劳役，都有大量女性参与采茶。唐代的采茶规模很大，甚至唐德宗时期，为了增加朝廷的财政收入，以便用作平定跋扈藩镇的军费，更进一步将茶叶列为征税对象。
开成年间（836—840）,“诸州牟利以自殖，举天下不过七万余缗，不能当一县之茶税"，可见茶叶的巨大经济价值。因而，也就有更多的女性参与其中。至于宋代，女子“采桑已闲当采茶”的情况则更是普遍了。
二、烹茶。唐人家庭日常的烹茶和奉茶工作，多由儿童和女性承担。儿童方面，如“呼童远取溪心水，待客来煎柳眼茶”，这是文人之家以茶童煎茶；“煮茶童子闲胜我，犹得依时把磬敲”，“烹茶童子休相问，报道门前是衲僧”，这是僧寺以童子煎茶。此皆不必赘述。
女性方面，至少在西晋时期，仕宦家庭中的在室女从小便会学习和参与茶事活动，陆羽《茶经》“七之事”曾引西晋左思《娇女诗》，其中一句“心为茶苑剧，吹嘘对鼎鏈”，左思两位女儿为了早点吃到茶而对着锅鼎吹火的天真形象跃然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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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玉台新咏》所载此诗全文，其中还描述了纨素和惠芳两位女儿梳妆、习字、诵读、纺织、准备菜肴、整理餐具等日程，显然出现在诗中的烹茶也是当时仕宦家庭中在室女必须掌握的技能。
到唐代，亦有所见。如晚唐司空图（837-908）《暮春对柳》诗曰：“正是阶前开远信，小娥旋拂碾新茶。”唐人喝茶工序繁多，煮茶、煎茶之前，须先碾茶，此诗即反映一位女孩碾茶的场景。可见，煎茶煮茗是重要的生活技能，也是能反映女性“主中馈”之能的隐性指标。
宫廷中伴君左右的后妃、宫女亦会煎茶，前蜀花蕊夫人有诗曰：“近被宫中知了事，每来随驾使煎茶。”甚至因能煎茶，也有宫女得以近身皇帝者。
可见，具备“善应对”和“能煎茶”这两项优点，使得上清得以侍奉在唐德宗（742—805）左右。由此也可说明两点，一是颇为讲究的“煎茶”在唐五代时期尚是一项高端技能，未必人人皆可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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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若能习得此种技能，则有改变命运的机会。
正如上清的故事所示，仕宦家庭中，煎茶等日常工作当多由婢女完成。又如“宣州旌德县崔氏婢，名妙女，年可十三四。……言大郎欲与僧伽和尚来看娘子,即扫室添香，煎茶待之”。
结语
可见，崔妙女对于煎茶一事得心应手，这与白居易《池上逐凉二首》其二所吟“棹遣秃头奴子拨，茶教纤手侍儿烹”，皆说明了日常烹茶是侍婢的工作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