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仁杰幼年随父任职的经历使其少年老成，虽在武周任职却忠于唐朝
狄知逊最先是在太子李承乾的东宫为属官，之后调往郑州，任司兵参军，兼郑王府兵曹参军（郑王李元懿，是唐高祖的儿子）。接下来还历任梁州（陕西汉中）都督府录事参军、越州剡县（浙江嵊县）令、华州郑县（陕西华县）令、夔州（重庆奉节）都督府长史等官职。
而每到一处为官，狄知逊都会把年幼的狄仁杰带在身边，时时教导，让他从不同的环境中去领悟生活的不易。随父亲游历了几乎半个中原的少年狄仁杰，也在不断更替的环境中增长了自己的见识，磨砺了自己的意志。这为将来他在朝堂上大放异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虽然狄知逊一直在仕途中，但大多是地方官，品秩也不高，待遇不是特别丰厚。所以童年时的狄仁杰并没有因为父亲是官员而享受过特别优渥的待遇，只不过用度不缺而已。良好的家庭教育和不算大富大贵的少年经历，再加上不断的游历生活，使得狄仁杰少年时期没有养成一般官员子弟身上的那种骄奢荒糜习气，而是刻苦好学，沉稳镇静，少年老成。
有一次，狄府发生案件，当地官员前来查验，家里人争相申辩，喧闹不已，只有狄仁杰在房内丝毫不为外界所干扰，继续读书。查验官吏看见这个小人儿居然不主动出来接受询问，十分生气，问他为什么不出来。狄仁杰平静地回答说：“黄卷之中，圣贤备在，犹未对接，何暇偶俗人而见耶？”
狄仁杰
这个回答让地方官员顿时刮目相看，没想到小孩子有如此与众不同的见识，实在是让人惊叹。
在经年刻苦用功之后，熟读儒学经典的狄仁杰逐渐成长，并参加了朝廷举办的科举考试，以“明经科”中式，被授予汴州判佐，开始了宦海生涯。
在汴州（开封）的时候，因为坚持律法不徇私情，狄仁杰因此得罪了府中的小吏，被诬告工作失察，官司打到时任河南道黜陟使的工部尚书阎立本那里。在审查的时候，阎立本发现这个年轻的官员居然学识不俗、为人沉静，是个德才兼备的人才，称赞他说：“仲尼称观过知仁，君可谓沧海遗珠矣。”这就是“沧海遗珠”成语的由来。
之后在阎立本的赏识和保举下，青年狄仁杰被擢升为法曹参军，开始了司法系统内的任职。任职数年后，被从汴州改派家乡并州，担任并州都督府法曹。
在并州为官的时候，狄仁杰的父母还在河阳（治今河南孟县）居住，和他聚少离多。一次狄仁杰因公务登上太行山，回程的时候向南观望，看见一片白云飘飞向河南方向，于是对左右随员不甚唏嘘地说：“吾亲舍其下。”他伫立在山上，看了许久许久，直到白云已经飘远不见了，才怅然地离开。后人因此把“白云孤飞”作为孩子和父母分别许久，不得相见，在他乡思念父母之心的比喻。
仪凤二年（678年）四十八岁的狄仁杰升任大理寺丞，他运用多年担任地方法曹的办案经验，把之前一直积压在大理寺、涉及一万七千多人的陈年旧案在一年内全部判决完毕，而涉案者无一人冤诉，皆是心服口服。
李治
这件事轰动了大唐朝堂，高宗皇帝闻报后对狄仁杰的超强审查断案能力赞叹不已，于是升其为侍御史，在自己身边负责纠察百官，弹劾不法。
也是通过这件事，狄仁杰在决狱断案方面的名气长盛不衰，一直流传到后世。至清代，经过千年的渲染和整理，民间文人结合历史、升华渲染，最终汇成一本小说《狄公案》。
二战期间，荷兰外交官、汉学家、翻译家、小说家高罗佩（罗伯特·汉斯·古利克）驻在重庆，偶然间得到了一本《狄公案》，读过后顿时对这位千年前的中国司法官的故事深为钦佩，对其中的破案情景折服不已，于是决定把这本书译成英语，推荐给欧洲的读者。
在持续翻译的过程中，他越发觉得故事精妙、过程精彩，有意犹未尽的感觉，索性自己又编写若干新的案情故事，从读者变成了作者。高罗佩最终完成的作品一共是十六个中长篇、八个短篇故事，取名为《大唐狄公案》（英文名Celebrated Cases of Judge Dee）。
高罗佩这一带有浓厚东方色彩的系列侦探小说，一经出版就引起了轰动，在整个西方成了热销书籍，带动了整个中华古典文化在西方的宣传和发展。狄仁杰也由此在海外一举成名，力压包拯和宋慈，成了外国人心目中中国古代司法界的第一人，号称中国的“福尔摩斯”。
狄仁杰
如果狄公泉下有灵，自己在后世居然因断案决狱而闻名于全世界（他应该还没有世界这一概念，最多感觉闻名海外），不知道是个什么感觉，恐怕应该是哭笑不得吧！
其实，和他在后世如雷贯耳、深入人心的断案传说相比，真正历史上的狄仁杰并不仅仅以决狱破案、执掌司法系统而闻名于世，他其实更多是以大唐的忠臣、武周的良臣、优秀的儒学士大夫、为国为民、德才兼备的国家栋梁，清正忠耿、匡扶社稷的治国干城面貌出现在史料中。
他一生忠于李唐皇室，竭尽所能保护身处险恶境地的太子李显（即唐中宗）。同时，也全心全力为武周匡正朝政，并殚精竭虑地提拔人才，举荐贤能，当时的朝堂名臣，很多都受过狄仁杰的教诲和提携，其中很多人都成为恢复是大唐社稷的功臣。
所以狄公被后世称为恢复大唐天下的擎天之柱、“桃李满门”的朝堂伯乐，当时之人对于狄公品德功业敬佩无比，赞叹“狄公之贤，北斗以南，一人而已”，尊奉其为“斗南一人”。
调露元年（679年），名声大显的狄仁杰被从侍御史升为度支郎中，加朝散大夫，随同唐高宗巡幸汾阳宫（今山西静乐），进入了皇帝近臣行列。
武曌
唐高宗驾崩后，皇后武氏临朝称制，掌握大权，先废黜中宗李显、又改立睿宗李旦为傀儡，李唐社稷逐渐被武氏夺取。身为唐朝忠臣的狄仁杰于武后垂拱二年（686年）被排挤出朝堂，外放为宁州（甘肃庆阳宁县）刺史。
在宁州，狄仁杰根据当地汉蕃杂居的实际情况，妥善处理各种民族关系，不偏不倚，秉公处事，深得当地人民爱戴，给他立碑颂扬恩德。朝廷派出的巡查御史在巡视到当地时，父老们纷纷主动向御史称赞褒扬狄刺史，因此狄仁杰被朝廷再次召回，升为冬官侍郎（即工部侍郎）。
武后天授元年（690年），武后将皇帝睿宗降为皇嗣，自己正式登基称帝，改名武曌，这就是中国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武则天登基后，心怀李唐的狄仁杰被降职为豫州（河南新蔡）刺史、复州（湖北天门）刺史，最后贬为洛州（河南洛阳，唐东都）司马。
无论在何处，狄仁杰一直保持沉稳严谨的行事风格，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可能地为那些忠于李唐的官民们减轻罪罚、保全性命，因此在狄公的恩德之下得以逃过冤狱的人们都不禁感言“狄使君活吾等矣！”
虽然狄仁杰忠于李唐，但他毕竟是治国大匠、才干优异，所以武则天没有计较他的忠唐之心，依旧看重于他，并在天授二年（691年）将他由洛州司马这个故意打压贬谪的位置提升为地官（户部）侍郎，代理行尚书事，之后又加授同凤阁鸾台平章事。武周的“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就是唐朝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即宰相。六十一岁的狄仁杰至此进入武周朝堂的最高中枢，继续施展他的抱负，并成为武则天执政时期的得力臂膀，国家干城。
狄仁杰
狄仁杰一心要匡扶大唐，但是心里明白不要和武则天正面对抗，只要武则天百年后把皇位传给自己的亲儿子（中宗李显和睿宗李旦），那么天下终归还是会回到李家的手中。所以，当武则天流露要出把皇位传给自己的侄子武承嗣的时候，狄仁杰抓住机会向武则天谏言说：“文皇帝栉风沐雨，亲冒锋镝，以定天下，传之子孙。太帝以二子托陛下。陛下今乃欲移之他族，无乃非天意乎！且姑侄之与母子孰亲？陛下立子，则千秋万岁后，配食太庙，承继无穷；立侄，则未闻侄为天子而祔姑于庙者也。”
于是，深有感触的武则天思虑之后，决定接回庐陵王（即中宗李显），立为太子。狄仁杰因此使大唐在武则天之后能够恢复社稷，延长国运二百年。
长寿元年（692年），因为被狄仁杰谏言皇帝立子为储君、从而失去继嗣权力的魏王武承嗣忌恨他破坏自己的继承皇位权，所以和武则天所信任的酷吏来俊臣一起阴谋陷害狄仁杰。狄仁杰被他们罗织了“谋反”罪名，逮捕下狱。当时，被来俊臣陷害的大臣，即使千方分辨，也很少有能够洗脱罪名的，大多被武则天下诏诛杀，死前还受尽拷打，十分悲惨。所以狄仁杰下狱后，很是爽快地承认了自己的罪名：“大周革命，万物惟新，唐室旧臣，甘从诛戮，反是实！”
来俊臣因为轻易就获得口供，于是没有对狄仁杰用刑，将他的口供汇报给武则天，然后等待旨意，即可用刑，诛杀狄仁杰。
趁守卫不严，狄仁杰在狱中偷偷写下冤状，塞在棉衣里，请求送回家中。他的次子狄光远因此得到状书，并按照父亲的意思持书向武则天诉冤。来俊臣得知狄仁杰向皇帝诉冤后，连忙伪造以狄仁杰等人的名义写得认罪书《谢死表》，呈给武则天。
武曌
武则天于是亲自查问此案，询问狄仁杰为何谋反。狄仁杰回答说：“向若不承反，已死于鞭笞矣。”
武则天心中黯然，认为狄仁杰确实是说实话。然后又问他为何要写认罪书《谢死表》。狄仁杰叩首说：“臣无此表。”武则天拿出《谢死表》对照，果然奏表是伪造的。
因此，武则天将狄仁杰的死罪免去，但是把他贬到彭泽（江西九江彭泽县）担任县令。心有不甘的魏王武承嗣事后多次请求武则天将狄仁杰处死，武则天全部拒绝。
狄仁杰远在彭泽，但武则天却时时挂念这个才干卓越的老臣，对于他忠于李唐的忠贞之心也叹息佩服，经常额外指派各种事务让他办理，这表明武则天并没有疏远猜忌狄仁杰，而是心怀爱才之意，想要再次重用他。
万岁通天元年（696年），契丹首领孙万荣叛乱，冀州（河北衡水）失陷，一时间河朔震动，人心不稳。武则天立即起用狄仁杰为魏州（河北大名）刺史，让他前往河北稳定局势。
前任魏州刺史独孤思庄畏惧契丹入侵，早早把四方驱赶百姓入城，强令他们缮修器具，协助守城，农时因此耽误，百姓怨声载道。狄仁杰到魏州后，看到这个局面，便让百姓们返回各自家乡，开展耕作。然后依靠驻军开展积极防御行动。
狄仁杰
当魏州属员进言说这样行事，如契丹过后来犯，百姓已经四散回乡，魏州城防空虚，不利于抵挡敌军时，狄仁杰说：“贼犹在远，何必如是。万一贼来，吾自当之，必不关百姓也。”
魏州百姓听到消息后，对狄仁杰体恤民力、维护地方的行为感激涕零，争相立碑颂德，并主动在四乡集中操练，合力应对契丹入寇。孙万荣听到狄仁杰就任魏州，坚壁清野，发动百姓严阵以待，于是打消了入寇计划，不战而退兵。
不久，狄仁杰因此功升任幽州（今北京）都督，并获赐紫袍、龟带。皇帝武则天还在紫袍上题写十二个金字，以示狄仁杰不辱使命、忠诚干练，是诸臣的楷模。
神功元年（697年），六十八岁的狄仁杰再一次进入中枢，被授命为鸾台侍郎（即门下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银青光禄大夫，第二次成为宰相。然后又代理纳言（侍中），兼领兵右御史大夫。
在得以执掌超朝政后，狄仁杰在尽心为武则天处理政务同时，也积极提拔培养大批心怀大唐的有志之士。同时秉心持公、心怀天下，处处以民生社稷为重，为武周的平稳统治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也为将来武周政权转化为李唐复兴打下了坚实基础。
后突厥疆域图
圣历元年（698年），后突厥南下入寇河北，河北百姓被掳掠万余。武则天当即派狄仁杰为河北道行军元帅，率大军征讨突厥，授予其便宜行事之权，统管地方。狄公以六十九岁高龄统兵出征。
突厥得知狄仁杰率军前来，畏惧其威名，于是由五回道（河北易县西）退回漠北，河北遂安。突厥退兵后，河北民生吏治尚未从混乱中恢复，于是武则天再改任狄仁杰为河北安抚大使，抚慰被突厥胁从的河北百姓。狄公以宽厚仁德的的施政手段招抚回大批百姓，大力帮助他们恢复农耕，并向朝廷上奏，免除他们的逃匿罪过，说明安抚的重要性：“臣闻持大国者不可以小道，理事广者不可以细分。人主恢弘，不拘常法，罪之则众情恐惧，恕之则反侧自安。伏愿曲赦河北诸州，一无所问。自然人神道畅，率土欢心，诸军凯旋，得无侵扰。”
河北因此得以从突厥入寇中恢复过来，百姓安居、局势稳定。
因为狄仁杰功勋卓著、才干优异，而且品德高洁，是国家的栋梁，于是晚年的狄公被武则天尊称为“国老”，从不直呼其名，并免除了他的朝参跪拜礼和中枢轮值之事，除非国家大事，轻易不许其他臣子前去打搅，以国士待遇给予这个肱股之臣。
晚年的狄仁杰向武则天举荐了张柬之、桓彦范等名臣，又保举了契丹降将李楷固等骁勇大将。为稳定朝局、乃至恢复李唐社稷都预先埋下了伏笔。
久视元年（700年），狄仁杰升为内史（即中书令），随同皇帝巡视三阳宫。当时随驾官员皇族宗室众多，但是只有狄仁杰一人得以获赐行宫附近宅第，狄公所受到的重视和恩宠，冠绝武周朝堂。
狄仁杰
当年九月，七十一岁的狄仁杰在东都去世，武则天悲伤不已，沉痛地说：“朝堂空矣”。为之辍朝三天，追赠其为文昌右相（即尚书右仆射），赐谥号文惠。之后，每当朝廷有难于决断的事情，武则天总是要想起狄仁杰，并且说：“天夺吾国老何太早邪！”
武周神龙元年（705年），被狄仁杰一手提拔的张柬之、桓彦范等发动“神龙政变”，逼迫武则天退位，拥立太子李显（即唐中宗）登基，恢复了大唐社稷。唐中宗感念狄仁杰的功劳，追赠其为司空。
唐景龙四年（710年），唐睿宗李旦继位，再追封狄仁杰为梁国公。
唐天宝六载（747年），梁国公狄仁杰与张柬之、魏元忠等人被唐玄宗授予配享太庙的荣誉，附祭于唐中宗之庙，永为后世崇敬祭祀。
后世史学家对于狄公的才干、忠诚、品德大加赞赏，尊奉其为大唐恢复社稷的首功之臣：“梁公以武氏篡盗，国命如缀，翊安宗社，非我而谁，是用蒙大耻，履大险，耸节振美，以持世心，闲高祖天下于方寸之地。盗力虽盛，莫之敢窥，唐复为唐，为公是赖。后代昧者，颇归功于五臣，殊不知五臣之功，公所授也。”还有诗赞扬他：“李氏山河势若终，手提长剑截长虹。请将唐室中兴事，可比汾阳再造功。直道不为邪党败，逆鳞深得诤臣风。儒生若有逢时幸，未必勋劳尽在公。”
这也是狄仁杰忠直勤勉一生，为匡扶大唐社稷殚精竭虑、九死无悔，而得到的最公允赞誉！